撰文：傅适野
编辑：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由程序员发起的、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引发关注的996.ICU项目以及娄烨的最新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996.ICU在GitHub：开源社区里的民主运营
过去一周，一场关于劳工权益的抗议行动在互联网上展开。令众人多少有点惊讶的是，这次行动的主体是程序员——这一在大众眼中高薪的、习惯于天天加班的典型中产群体。在很多人印象里面，相比中国的制造业从业者和环卫工人，程序员是最不可能奋起反抗的。关于这场抗议行动的名称“996.ICU”，顾名思义，“996”指的是“996”工作制，意味着每天早上九点到岗，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在这种制度下，其每周工作时间为最低72小时。而今，“996”工作制似乎成为很多互联网公司的标配。特别是在互联网公司的初始阶段，基本都是靠“996”工作制维持运转，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对于“996”工作制的谴责，最早可以回溯到2014年阿里巴巴一位员工怀孕后继续加班，在回家后大出血去世的新闻报道。到2016年，58同城因为对两万多员工实行强制996引发员工抵抗。今年1月，在杭州有赞年会上，其CEO突然宣布公司强制实行996工作制，有赞高管也表示，员工如果无法平衡工作与家庭可以选择离婚。
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加班并不少见。但以往高回报率的互联网公司从2018年开始进入低迷期。各大公司为减少亏损纷纷裁员。对于留下的员工而言，一方面，工作强度变得更大，而另一方面，他们自身的前路也因大行业的不景气而变得渺茫不定。在这种背景下，996.ICU项目的发起引发了众多的关注与呼应。
在“好奇心日报”的文章《程序员对996的反抗引来全球关注，它是如何以程序员自己的方式建立起来？》中，作者唐云路和罗骢复盘了996.ICU项目的来龙去脉。
3月20日，一名年轻的程序员注册了一个域名http://996.icu，其口号是“工作996，生病ICU”。这个网站自上而下分为996介绍、十七条劳动权益相关法规和相关事件报道三部分。
3月26日，一个名叫996icu的匿名ID在GitHub上线。GitHub是一个代码托管网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代码存放网站和开源软件社区。GitHub目前有三千万程序员用户，托管了大约8000万个代码仓库。在如今的软件开发中，开源代码起到了重要作用。开源软件的源代码是任何人都可以审查、修改和增强的。在GitHub，程序员可以观看、点赞并在有修改意愿时，将代码库整体复制到自己账户下，自主进行修改。修改完毕后，程序员可以提交“拉回请求”（Pull Request）给项目维护者进行合并，将自己的修改加入项目。在发表于微信公众号“两颗土逗”的《反对996加班制：10万中国程序员拿起<劳动法>曝光IT大厂》文章中，作者Xokctach将GitHub形容为一栋巨大的虚拟办公楼。当程序员打开电脑，走进GitHub的代码仓库，他们一天的工作才正式开始。GitHub既是代码的存放地，也是程序员的虚拟社交场所。
GitHub上的996.ICU项目完全遵照上述运行模式。从最早的一段26行的Markdown格式网页文档，到劳动法摘录、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国际歌歌词、英文版本的更新，996.ICU项目的补充、完善，都是由参与者以提交“拉回请求”的方式逐步推进的。
到3月28日，项目有了两个重要的关联项目：996公司黑名单和955公司白名单。黑名单上列出了实行996或者过度加班的公司，而白名单则是实行955（朝九晚五一周五天）的公司，多为外企。黑名单以公开投票的方式运作，用户可以提交包括媒体报道、知乎讨论、公司官网公告在内的论据。接着一切便按照开源社区的规则运作——当一个个人项目变为社区项目，决定项目发展的就不再是发起人，而是所有参与贡献者的共同决策。同时对于自己认为不合理的在册公司，用户也可以提交删除请求。虽然项目负责账号可以对请求做出判断，但由于开源项目的可复制性，如果项目发起人背离社区中大多数人的诉求，程序员们可以轻易转而支持另一个在此基础上分出来的项目。
除了生产黑名单白名单外，996.ICU的最大进展是“反996软件授权协议”想法的落地。简单来说，就是涉及一种关于劳动保护的软件授权协议——996协议。一旦这个协议被兼容进各个开源项目的授权协议，实行996工作制的公司就不得使用该开源项目。
这个协议为何有实际效力呢？简单来说，软件授权协议类似版权声明。虽然开源软件的使用是免费的，但必须遵守作者写在授权协议中的条款。如果公司或者个人使用了开源代码但没有遵守条款，作者可以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并让对方停止使用代码。也就是说，理想状态下，一旦996协议生效，企业强制996就等于自己的产品违反协议，开源代码拥有者就可以起诉该公司。
3月30日晚间，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法学博士Katt Gu以目前最流行的MIT开源协议为模板，花一夜时间起草了“反996软件授权协议”。虽然对该协议约束力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在少数，但添加反996许可证的项目仍在不断增多。目前已经有75个开源项目添加了许可证，其中大部分是个人开发者维护的项目，但也有具备一定规模、被很多公司使用的开源软件项目加入。
与此同时，互联网公司对于996.ICU的反击是以屏蔽的方式展开的。从3月30日开始，一些地区微信内无法打开996.ICU的GitHub页面，理由是网站包含违规内容。QQ浏览器显示该网站包含欺诈信息。阿里巴巴旗下的UC浏览器和360浏览器都将该页面认定为包含违法信息的网站。而猎豹浏览器则提示“网站含有大量淫秽色情信息”。
在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新闻实验室”的文章《996.ICU背后：程序员在互联网公司的真实状态》中，作者川叶分析了基层程序员的生存状态。川叶指出，随着基础开源技术开发工具的进步，中国程序员的入行门槛越来越低。于是，一方面是产业的迅速膨胀和从业人员越来越高的水分，另一方面则是市场对公司越来越高的效率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应用方面的研发很容易演变成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想来，“码农”一词真实地反映出如今程序员的尴尬处境。褪去“智力劳动者”的光环，他们成为写代码的农民工。不论是工作的复杂程度还是工作时长，他们都越来越接近车间工人了。但川叶也指出，在对待996工作制的态度上，并非所有程序员都站在同一立场。在他的观察中，越是基层的程序员越是反对，越是高级的技术经理人越是倾向于支持，起码不完全反对。这说明程序员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其内部的阶层区别相当丰富。不同程序员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
程序员的奋起反抗不仅发生在中国。在美国，也有类似的事件。在发表于微信公众号“一颗土逗”的文章《中国程序员反对996的时候，美国程序员在组建工会》中，作者Alex Press介绍了美国的程序员和软件工程师组建工会，为自身也为蓝领工人争取权益的过程以及其中面临的挑战。Alex Press在文中指出美国技术工人组织起来的原因。虽然他们有一份体面的收入，在行业中拥有相对的权力。但即便薪酬最高的科技工作也需要长时间加班。同时，科技企业对于有色人种并不是十分友好。
而一旦一个真正的科技工会组建起来，它的潜力是巨大的。由于管理层通常没有特定的编程知识，因此技术人员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复杂的代码片段中调控，让系统出现问题、减慢系统运行速度。在非常紧俏的劳动力市场中，技术工人永远是短缺的。虽然码农遍地都是，但在精英科技公司，有技术的工程师是很难被替代的。这就为工人提供了很多权力和反抗的筹码。创建于2014年的技术工人联盟被卫报称为“最激进的科技左翼”团队。该组织专注于建立一个蓝领和白领科技工作者的联盟，致力于反对科技公司使用劳务外包以更多雇佣底薪工人。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底层暴力叙事潮流与城中村话语的更迭
4月4日，娄烨导演的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在经过此前的撤档传闻后终于上映。电影以南方某城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当地居民与官方的冲突为背景，并试图以此为切口，对改革开放之后政商关系进行复盘。
在周郎顾曲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凤凰网文化”的文章《<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很难得，但不要神话它》中，作者认为娄烨通过纯熟的视听语言、像拼凑碎片一样为观众还原了一个微型历史进程。而娄烨眼中的珠江新城和城中村，则是他对阶层分化的影像化呈现。他试图将暴富的少数和被埋没的多数通过镜头语言呈现出来。
作者认为，虽然电影对城中村的再现以及对贪腐的揭露，在中国电影史上十分罕见，但《风雨云》在叙事上体现出来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它的叙事策略是知识分子谈论阶层分化时常见手法：建立在城市-乡村、企业家-被雇佣者的粗糙对立关系中。高楼大厦象征显贵、城中村象征贫穷，商人因资本积累而具有原罪，村民则天然具有道德上的纯正性，被划归为弱者。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沉湎于这套叙事框架，既没有细致研究城中村的历史流变，也没有对群体复杂性有充分认识。娄烨在电影中对于城中村村民、贪腐官员和企业家的描写，都沿用了符号化的表述。这就使得《风雨云》对现实的触碰如隔靴搔痒。
除了剧本的逻辑在多处不甚合理之外，《风雨云》的另一个明显短板是电影对媒体语言的认识不足。影片中记者的出现、新闻报道的画外音、纸媒、网媒的使用，为的是营造新闻媒体的在场感。但由于编剧和演员对于媒体语言的认识不足，让这些场景严重失实。无论是新闻标题还是记者与官员的对话，无论是对企业家的报道还是对艳照门的用词，都体现出剧组对于媒体操作的不了解，从而削弱了电影的真实性。
而如果跳出《风雨云》本身，将其放入描述东亚阶层暴力叙事的潮流中，可以看到《风雨云》并非孤例。近几年，反映阶层撕裂、小人物被权力和资本损害的佳作频出。《燃烧》《血观音》《爆裂无声》《小偷家族》都在此范畴内。在《燃烧》中，李沧东用焚烧塑料大棚的隐喻指出权贵者的冷漠，借熊熊烈火诉说一个游民的愤怒。在东北电影和以及最近被热议的东北作家群（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中，类似的底层暴力叙事也屡见不鲜。在这些故事中，底层维权无门，只能诉诸暴力。
除了暴力之外，流浪也是底层的一种求生方式。在王小帅的《地久天长》中，刘家夫妇在经历计划生育、意外丧子、下岗潮后，选择南下福建，成为漂泊异乡的流浪者。在齐溪主演的电影《下海》中，一个东北女人远赴法国，通过出卖身体缓解经济压力。
作者指出，底层暴力叙事成为潮流并非偶然，它反映出在一个新旧变革的关口，创作者强烈感受到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以及过往团结叙事的失灵，也反映出他们对于岁月静好型叙事的厌弃。
而在发表于微信公众号“狐度工作室”的文章《冼村启示录：种下风暴，收获的是风》中，作者令狐卿回顾了围绕《风雨云》的原型广州城中村的三种叙事模式——乡愁叙事、抗争叙事和黑金叙事的更迭与竞争。
最早时候，统领城中村的是外省知识分子居高临下式的乡愁叙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广州发达的纸媒将城中村描述为阶层盘桓以及部分人向上流动的“无主之地”。城中村在此时成为外地客乡愁的存放之所。那个时候城中村的叙事在两个方向展开：一是鱼龙混杂的生活场景与底层景观，二是作为阶层流动的落脚点。作者认为，如今回看，这种叙事模式存在严重缺陷。在外省人主导的城中村叙事中，城中村村民反而被剥夺了话语权，变成了退隐的、沉默的存在。
后来城中村村民对于拆迁的奋力抵抗将舆论引向城中村里的产权之争以及对于钉子户顽强抵抗的报道，这极大扭转了此前外省人叙事对于城中村本身的忽视。到了2013年下半年，城中村迎来了乡愁叙事、抗争叙事之后的第三种叙事——反贪腐叙事。与其一体两面的是黑金叙事，即城中村幕后掌控者的叙事。
2016年，杨箕村村民回迁，摆设1500桌流水席，上万名村民庆祝拿到人均四套的回迁房，一夜之间平均身价超过一千万。这种财富上的剧烈变动扭转了以南方系为首的外乡人和城中村村民在叙事上的权力不对等关系。同时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果用弱者的抗争这一叙事框架描述城中村村民，那么究竟如何证明抗争村民代表着社会正义？换言之，假设村民是为了抗争村官的贪腐，在旧班子被一举捣毁后，他们的抗争又是为了什么？当他们重新获得谈判筹码，并且有望追求更高的拆迁利益，他们还是弱者吗？
在文章最后，作者指出，不管是此前的外省人乡愁叙事，还是后来的城中村抗争叙事，都随着城中村性质的变化而变得脆弱和难以自洽。“当我们惊觉，在财富所指代的阶级天平上，过去我们给予同情的对象都成为‘领先者’，那我们借以输出此种同情的价值观是不是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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