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米勒:放浪形骸者的心灵之光

20世纪美国文学自有其奥妙,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反抗的文学,反抗赚钱和出版的激烈竞争。亨利·米勒成为一个自我放逐的人,吟唱着自我之歌,摒弃了所有社会规范。他不再认同美国,这是对他作为一个反抗者的自由的庆贺。

撰文:夏榆/经济观察报书评

像灵魂出窍痴迷于另一个世界

1920年,亨利·米勒徒步走到纽约第22街。他想要在西部联合电报公司找一份信差的工作,但是被拒绝。翌日,米勒从22街径直走到帕克街33号,他想见老板,说明自己适合这份工作。据说,他发表了一通慷慨陈词,因此意外获得一个职位,月薪240美元。给他的工作是通信部人事经理,职责包括:巡查各个办公室,监督信差工作,确保职员恪尽职守。办公室在富勒大厦,也就是后来的熨斗大厦。米勒在办公室一天工作八到十个小时,凌晨两三点到家。他在西联待了四年半,1924年9月离开。

熨斗大厦,Flatiron Building。2017年深秋,我有过美国之旅,站到曼哈顿第23街,在百老汇和第五大道交汇处的三角地带,仰望着这幢高约87米由钢筋材料建造的灰黄色大楼,1902年由建筑师丹尼尔·伯恩设计的这座造型奇崛的大楼从我的视角看它更像是刀锋。然而当时我对它的建筑历史还是懵懂的。我的注意力在我要寻找的格林威治村。从我入住的宾夕法尼亚酒店出来,绕行时报广场,沿着曼哈顿中区的长街步行前往格林威治村,从格林威治村到布鲁克林大桥。步行的好处是可以漫游纽约街区,可以观察城市风貌。纽约的长街每一处都有着丰富而独异的历史。然而当我结束旅行回家,打开《亨利·米勒传》,我惊奇地发现,米勒青年时期的生活之地很多是我双脚走过,眼睛看过的。再次阅读的时候,它会让我产生体温。

1921年1月,米勒住在布鲁克林坎伯兰街179号的一间公寓。他喜欢从百老汇到曼哈顿下东区德兰西街的路线,之后向东走大约六个街区到达威廉斯堡大桥,进入工作的富勒大楼。米勒所在的西联公司被他后来写到小说《南回归线》,取名为“都市恶魔电报局”。在他的笔下,如同一个狂躁的地狱,公司雇佣了2000多位信差,电话不停地响。每天大清早,米勒刚到公司,就已经有一帮人等在门口,上演各种荒谬的事情。米勒将之视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疯魔之地。

“下班后,我将《创造性进化》夹在胳膊下,去乘坐布鲁克林大桥的高架公交,便开始了去往墓地的归途。在去那儿的人群中,我是最特别的一个,我的语言,我的世界,都在我的胳膊下。我像是一个护卫,守护着一个伟大的秘密;如果我开口讲话,我能让整个交通都瘫痪掉。”

这是亨利·米勒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南回归线》里的独白。也是在此时,米勒开始他的文学梦想。他经常会“像灵魂出窍似的,痴迷于另一个世界”。他每天可以写作8个小时,每次写5000字。他最初的小说仿西奥多·德莱塞的《十二怒汉》,打算写《十二信差》,写他在西联工作时碰到的奇人怪事。后来取名为《折翼之殇》(Clipped Wings)。这期间米勒写作,先后完成75000字的文稿,然而这是失败的文稿。

其时米勒经常光顾的场所是时代广场附近一家“有舞女伴舞”的舞厅。在这里,男性顾客只消费10美分就能找个女孩儿伴舞。此外,米勒还喜欢光顾“哈莱姆的玫瑰园”,他在这个时候开始混乱、癫狂而又充满戏剧性的情感生活,陷于多角的男女关系中。他后来在小说《性爱之旅》中写道:“我快33岁。全新的生活展现在我的面前,只要我有勇气去冒险。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去冒险的: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从各种意义上说都是失败者。”

跟写作生涯同时开启的是米勒的情色之旅。1924年6月1日上午,米勒与带给他幸福也带给他创痛的电影演员琼·伊迪丝·史密斯正式登记结婚。办结婚证的钱是他借来的。米勒和琼将家搬到布鲁克林高地雷姆森街91号的一栋豪华住宅,月租90美元。就在婚后三个月,米勒被解雇。西联公司通知他两周后离开。米勒在愤激之下辞职,他拎着他的小手提箱走在百老汇大街上。自此他决心不为任何人工作。其时,米勒的经济状况陷于困境,然而他相信自己的天赋,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他开始孤绝、艰苦又强韧的奋斗期。

原始返祖的写作方式

我最初看到米勒,是一本从书摊上买来的《北回归线》。在矿区一个幽暗的私人小书店的角落,我看到粉红色封面的《北回归线》,这是印制粗陋的书,内页用的纸脆薄。有的页码还是空白没印上字。我就把一本这样的书买下来带回家。用我在矿井里工作得到的薪水买下来。十八岁,也就是我在矿区读高二年级的时候中途辍学,顶替退休的父亲到矿上做矿工。这是国营煤矿对退休职工的待遇,即每个退休者的家庭可以有子女享有国家照顾的名额当工人。我已在矿井工作三年,每天穿着落满煤屑的工装下到矿井里。我的工种是看变电所,地层深处的石头硐室就是我值班的工作间。为了打发漫长的时间,我就在硐室里读书。硐室里有日光灯但不够亮,我会拧亮矿灯照着书读。当然避免弄脏书我会用旧报纸给书包上封皮,揣在怀里带到矿井下的硐室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是我在那个时期带到矿井读物里的一本。然而那是我无法读进去的一本书。除了印制粗糙,还有就是它的行文狂野。里边充斥情色描写。我疑心这是一本盗版的伪作。我更喜欢那本薄薄的《卡夫卡的寓言与格言》,更喜欢《梵高传:渴望生活》,以及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些书我是读完的,《北回归线》被我搁置。

《放飞自我:亨利·米勒传》
(美)大卫·斯蒂芬·卡洛纳 / 著  王玉 / 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8年4月

“米勒原始、返祖的写作方式所带来的冲击,就像是在御花园里听打鼓。”这是米勒的友人在最初读到他作品时的体会。1927年5月21日,米勒在皇后县公园管理部门坐下,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写满了大约30页稿纸,讲述他与琼混乱不堪的生活。《北回归线》的爆炸性色情语言使米勒饱受争议。然而这其实是一部讲述精神变革历程的书,米勒自辩说:“作家真正关心的不是性,不是信仰,而是自我解放。”现在我知道米勒被视为美国文学史上的旷代奇才,他被封为欧美现代文学的高峰。出生于1891年逝于1986年的米勒,在42岁时出版《北回归线》。

我是在2013年重新看到《北回归线》的。这次的版本是我喜欢的,印制精致。当然这是在我读过《巴黎评论》里刊登的“亨利·米勒”访谈之后寻见的。通过《巴黎评论》的访谈,我真正接受亨利·米勒,将他视为特立独行的一个作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情色作家”。我还买回米勒的《南回归线》,买回《黑色的春天》。这次是我辞去做了10年的新闻职业之后,有了从容的时间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一个作家,更认真地阅读他的创造物。当然,我知道中文世界对米勒作品经授权的引进才刚刚开始。他的更重要也更多的作品还没有译介过来。然而我经由《巴黎评论》更深入地认识了米勒。“他的作品风格大胆,极具争议性。在英语国家遭禁近30年。1961年他的书在祖国出版,迅速成为畅销书。围绕着米勒生发的是关于表达自由与审查制度,关于色情和淫秽的争论。很长时间以来,米勒被视为传奇。评论家和艺术家追捧他,朝圣者崇拜他,‘垮掉一代’仿效他。他是文化英雄,或者是某些认为他威胁了法律和秩序的人眼中的文化恶棍。”1962年的《巴黎评论》对米勒访问时这样评价。

然而让我更深入更翔实也更广阔认识亨利·米勒的,是2018年4月版由美国作家大卫·斯蒂芬·卡洛纳所著的《放飞自我:亨利·米勒传》,这是对米勒生命史、情感史、写作生涯的全景展现和精彩叙事。同时它也是对美国现代文学,对20世纪美国杰出作家的别样解读。

米勒比海明威更重要的时代

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曾经拜访过亨利·米勒。其时迪伦23岁,由他当时的女友、美国著名民谣歌者琼·贝兹带着见米勒。迪伦还跟米勒打过乒乓球。但那次会面并不怎么愉快。米勒觉得这位歌手兼诗人桀骜不驯又目中无人,而迪伦却觉得这位作家对他不屑一顾。他读了两页米勒的《狼蛛》(Tarantula)后,迪伦这种反感情绪不见了。每当被问及最喜爱的文学作品时,迪伦都回答说:“里尔克、契诃夫。契诃夫是我最喜爱的作家。我喜欢亨利·米勒,我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美国作家。”当被问及他的“目的和使命”时,迪伦回答道:“亨利·米勒曾经说过,艺术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让整个世界醒悟。”

在晚年,米勒身边聚集着众多的拥护者。诺曼·梅勒和大江健三郎是他的忠实读者。菲利普·罗斯承认:“我想是亨利·米勒教我接受我所深恶痛绝的东西,把它写入故事,写成文学作品。”约翰·厄普代克在创作《夫妇们》时,沿袭了米勒对性的大胆描写。1978年,米勒开始为争取诺贝尔文学奖游说。他给朋友们寄明信片,希望对方能向瑞典学院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写几句简短的推荐词”。1978年的诺奖得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为米勒写了一封语气强烈的推荐信。然而米勒当年并未获奖。评委会中有人说过:“我们希望米勒可以变得体面些。”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推崇米勒:“一流作家里没有得过诺贝尔奖的就是博尔赫斯和亨利·米勒了。”卡尔维诺声称:“这是一个亨利·米勒比海明威还重要的时代,人们已经懒得管海明威了。” 

然而米勒的情爱经历跟他的写作生涯一样久长,也一样充满奇迹。

他似乎更喜欢演员并为此着迷。最开始是在40岁左右时情迷杰拉尔丁·菲茨杰拉德,米勒曾经给她写过多封情书。然后是海蒂嘉德·纳福、姬娃·罗丹、艾娃·加德纳、金·诺瓦克、吉亚·斯卡拉、戴安娜·贝克、英格·斯蒂温丝、艾尔克·萨默、索菲亚·斯塔伯佐斯卡,直到后来的卢燕。后来他又疯狂的追求加拿大女演员盖尔·吉尔摩。米勒坦然承认:“不知怎的,女演员总能让我为之着迷”。在这一时期,他似乎是把歌德当作了自己的偶像典范。1821年,歌德在马利亚温泉市疯狂恋上仅有17岁的乌尔里克·凡·莱韦佐夫,其时歌德72岁。

作为儿子的托尼,更为了解米勒。他对父亲持续不断的爱情纠葛产生的怀疑态度:“父亲的麻烦是……他爱上了爱情。”

1976年6月9日,米勒给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女演员布伦达·维纳斯寄出了1500封信中的第一封。其时他做动脉旁路手术导致右眼失明,米勒的阅读、绘画和写作受到严重的影响,他每天给布伦达写信,有时候一天写两三封。他甚至热切地想和布伦达建立血的盟誓,他们用小刀划开几道口子,米勒老化的手腕上伤口流出的鲜血迅速凝固了。然而米勒承认,他虽然不停地爱上女人,但还是更爱写作:“我把自己完全地、彻底地奉献给了工作。”

内心生活散发着光芒

《亨利·米勒传》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下呈现米勒的生命历史以及写作生涯,呈现他的广泛影响力。米勒活得比其它20世纪的大作家都要久。比如海明威逝世于65岁,斯坦贝克逝世于66岁,福克纳逝世于65岁。他比诗人T.S.艾略特(逝于76岁)和埃兹拉·庞德(逝于87岁),还要长寿。89岁的亨利·米勒成为活得最年长的大作家,也成为年轻一代的精神偶像。

“我一直都是一匹孤独的狼,总是远离团体、圈子、门派、同人社、主义或者之类的东西。”米勒接受《巴黎评论》访问时说。1942年11月,米勒在好莱坞找了份编剧的工作,但电影行业的乱象却令米勒感到恶心。他摆脱各种繁杂事务住到“大瑟儿”,距离旧金山150英里、属于太平洋区域的一个原始然而风景秀丽的乡间小镇,此后大瑟儿成为米勒的心灵避风港。

不管身处多么大的变动之中,米勒总能成功驾驭自己的工作。他很像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马丁·海德格尔,曾从弗莱堡大学退居到黑森林山脉托瑙堡的小村庄,以便于思考和写作。米勒脱离了世俗生活,抵达精神世界的巅峰。1962年,亨利·米勒接受《巴黎评论》访问,他在回忆“大瑟儿”时期的生活状态时说:“那儿什么都没有,除了大自然。孤身一人,恰如我所愿。我待在那里,就因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早就学会随遇而安地写作。大瑟儿是极好的换换脑子的地方。我完全把城市抛在了身后。”

“我觉得,我的内心生活散发着光芒,可以点燃整个世界,同时我又觉得自己被封锁在某种矿石之中。”这是米勒的自况。1951年11月,友人贝扎雷·夏兹送给米勒一个来自也门的长方形护身符。他认为这个护身符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了,它上面刻着一段希伯来文字:“上帝会保佑你、守护你。愿他的温热目光照亮你的面庞。愿他以自己的方式指引你前行。”这个吊坠,米勒戴了很多年,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几乎没有取下来过。米勒坚信它可以守护自己,带来好运。

此时,米勒越来越像一个反主流的文化大师。他的地位逐步稳定,其标志之一就是他像占星家一样的个人风格:除了那个也门护身符,他有时还戴一顶中国清朝时期的瓜皮帽,白天散步的时候,他还会拄上一根爱尔兰黑刺李拐杖。1950年代中期,美国反主流文化人士和垮掉运动都把米勒当成自己在文学界的支持力量。艾伦·金斯伯格告诉父亲说:“《北回归线》是一部伟大的经典之作”。他写信给凯鲁亚克:“给我来些致幻剂吧。你知道的还有谁,要不挖掘一下亨利·米勒。”米勒将自己的痛苦赤裸裸地展示给人们,并由此成为“忏悔派”作家的先导:在《嚎叫》诞生之前,米勒就已经嚎叫已久了。金斯伯格和凯鲁亚克曾打算去“朝圣”,但从未能如愿见到他们“敬爱的大师”,反倒是米勒为凯鲁亚克的《地下室居民》作了序。 

然而米勒还是会经历他的心灵暗夜。1959年8月,米勒跟妻子伊芙的婚姻关系紧张。他怀疑妻子与邻居有外遇,他自己则同一家餐馆的女侍者纠缠不清。他感到危机重重。他向占星师咨询,寻求帮助。早晨起床的时候,会将留声机的音量开到最大,听蒙泰·威尔第的《牧歌》,拉威尔的《夜之幽灵》和斯克里亚宾的《第五交响曲》。约瑟夫·戴尔特伊的《亚西西的方济各》令米勒很是着迷,这部音乐作品带领米勒度过了心灵的暗夜。

无与伦比的觉醒

在美国公众眼里,米勒是文学界的坏男人及国民道德品行的破坏者。

然而实际上米勒的精神生活过得严肃而认真,他对很多事物都怀有敬畏之心。1964年4月,米勒的妻子利普斯卡在欧洲旅行途中邂逅一位男士,普斯卡出走且带走自己所有的东西——椅子、桌子、衣柜,还有地毯——以至于米勒只能把从食品杂货店那儿拿来的纸箱当作家具。他买来旱冰鞋,一个人在空旷的房间里孤独地滑行。此刻的米勒,对人生际遇总是表现出一种佛家的超然。在他晚年时,总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他抽烟但不酗酒,热衷水彩画,热衷神秘的知识,迷恋占星术。晚年的米勒很像一位禅僧,不论是行为的克制,还是他时常进行的冥想。“我从彻底且无与伦比的觉醒中获得过非常重要的东西,而这也正是它之所以彻底又无与伦比的原因所在。”米勒喜欢引用这句来自乔达摩·悉达多的话。米勒有着伟大的榜样,他们都是觉醒者,如亚历山大帝、米勒日巴,还有斯瓦米·维韦卡南达。

米勒一生因“情色”与“淫秽”之争议,与司法体系之间发生过无数次冲突。

在1960年代初期,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听说过亨利·米勒,或者《北回归线》;但到了1964年,人们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出一个没有听说过亨利·米勒的美国人。这个人和他的书点燃了审查制度大浩劫的导火线,燃烧了整个美国。最终,米勒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同时也受审查最多的作家。1961年10月9日,洛杉矶一家书店的老板布拉德利·史密斯,因卖了“禁书”给便衣警察,翌年2月便被判了30天监禁;书店、杂货店柜台、报摊,就连公共图书馆都曾遭遇警察突击检查。格罗夫出版社首席顾问查尔斯·雷姆巴尔(charles Rembar)建议罗塞请埃尔默·格茨去伊利诺州处理对《北回归线》的淫秽指控。这对米勒来说是幸运至极,因为格茨对文学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他后来还成了米勒的好友。

1962年1月10日开庭审理《北回归线》的“淫秽案”,首席法官是塞缪尔·B.爱普斯坦(Samuel B.Epstin),之后于2月21日结束。艾普斯特最后声明:“即便有争议,文学的社会价值也应该留给民众个人去评判,而非由政府法令妄断。不管是政府、还是法庭,都没有权力限制一个人的阅读事务。”美国文学界的很多人物也都站出来支持米勒,其中就包括罗伯特·洛威尔(Robtert Lowell)。洛威尔在1962年4月14日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似乎成了一个审查年。英语文学的人们和那些出乎人们意料的人,比如哈利·莱文(Harry Levin)和迪克·威尔伯(Dock Wibur)到处奔波,为米勒正名。”人们都在为米勒签联名书,其间也在为反对使用核炸弹签联名抗议书。

同年《北回归线》在马萨诸塞州遭遇审查。最终,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于7月17日宣布取消对《北回归线》的禁令。1962年3月,米勒返回欧洲,应邀去马略卡岛当福明托文学奖的评委。米勒去巴黎、伦敦和柏林逗留了一圈;在柏林的施普林格画廊,米勒见到了马里尼为自己雕得铜制头像。7月,米勒应邀前往爱丁堡艺术节参加国际作家会议。据说米勒在会议上一直少言寡语,直到第四天“审查”这一主题出现,他便发表了关于文学自由的讲话,他的演讲“收到爱丁堡麦克尤恩大厅全场将近3000人长时间的起立鼓掌。”

我热爱的美籍波兰裔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在他的《米沃什词典: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里,有“亨利·米勒”的词条。这是我更为信任的解读。

“20世纪美国文学自有其奥妙,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反抗的文学,反抗赚钱和出版的激烈竞争。米勒是纽约一个德国移民的儿子,他靠勤奋工作挣钱,读尼采,梦想自由。那种自由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可能实现,那就是努力使自己远离那条广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准则。他成为一个自我放逐的人,吟唱着自我之歌,摒弃了所有社会规范。他不再认同美国,这是对他作为一个反抗者的自由的庆贺。”米沃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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