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罗德基金会CEO柯理思:对年轻人的投资永远不会失策

2019年04月03日 11:36 A
如果将罗德奖学金看作是一笔“生意”,在各领域走向顶尖的罗德学者成为回报价值最高的投资。

记者 | 江敏

被称为本科“诺贝尔奖”的罗德奖学金是一座难爬的高峰,每年申请通过率仅有0.7%。获奖者不仅要有出色的个人陈述、令人信服的推荐信,还得经历两次面试。而评选委员们的“考题”从不会甩套路,它有可能涉及任何领域。

当然,成为罗德学者的“红利”是巨大的。每年5-6万英镑的奖学金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在牛津享受定制的课程培养,与全球顶尖学者开启思想碰撞,都包含在红利之中。

即便毕业后,罗德学者的光环也不会消失。因为是会员终身制,所有罗德学者将被纳入涵盖各年龄段的5000人全球学者网络。美国前总统威廉•克林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波士顿咨询集团现任全球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等人都是这张网中的重要节点。

罗德基金会运营着奖学金的方方面面,从1903年设立到现在历经百年。去年,基金会迎来第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柯理思(Dr. Elizabeth Kiss)。

36年前,柯理思也是被罗德奖学金改变的人。本来对人权领域怀抱强烈兴趣,但在牛津求学期间,她开始关注教育。在成为罗德基金会CEO之前,她在美国阿格尼斯斯科特学院担任院长长达12年。该校不仅被《时代周刊》评为“美国最多元化的大学”之一,美国教育部更将其评为面向低收入学生最成功的一所人文科学学院。从人权到教育,柯理思认为自己的初心看似变了,实则在现从事的领域变得高度一致。

在她看来,罗德的遗愿显示出超脱时代的前瞻性。如果将慈善看作是一笔“生意”,在各领域走向顶尖的罗德学者则成为回报价值最高的投资。“当我们支助一位罗德学者时,他的一生会因此改变,而当他未来成长为领袖时,影响力会传递到他这一生接触到的所有人。”柯理思认为,优秀的年轻人不应该紧盯着个人成功,回馈社会、给他人带去正能量更有价值。

罗德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柯理思(Dr. Elizabeth Kiss)

界面新闻:你在1983年成为罗德学者,后也成为罗德选拔委员会的一员。以选拔者视角反观自己,当年成功获选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柯理思:虽然我后来成为评委,但没法知道当年的真相。不过,罗德奖学金的面试经历仍让人难忘。在第一轮面试时,一位严肃的评委就一项教育政策询问我的看法。糟糕的是,这一领域我从未涉猎。在我硬着头皮回答后,那位评委老师脸更严肃了,他当时这样评价道:“Kiss女士,我真的无法想象,你接受过如此高的教育,却有如此荒谬的言论!”但我当时并没有感到生气,或因此退缩,而是很淡定的告诉他:“这一点也不荒谬,不然我们再来深究一下吧!”或许是这种淡定的态度为自己争取到机会。我猜想,考官至少会留下这层印象:她是一个能处理好压力的人。

界面新闻:36年过去了,你是否沿着当年的规划前进?

柯理思:二十几岁时,我对人权领域怀着强烈兴趣,也一直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直到踏入牛津后,我才发掘自己对教育的热爱。慢慢我才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改变世界的方式,通过教育,鼓励年轻人去创造不同。

初心和现状有差异是许多人的人生写照,发现自身优势的确需要一个探索过程。在与年轻的罗德学者沟通时,我也常常分享这一心得:漫漫人生路上,我们会发现新热情,这是过往经验无法提前预知的。但其实无论哪条路,背后的驱动力很相似。就我而言,无论是从事人权工作,还是作为教育者,我坚持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他人,并回馈社会。

界面新闻:你与自己同辈的罗德学者是否仍有联系,他们有怎样的成就?

柯理思: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非常成功。有一位在佩斯大学就任校长,还有一位在非营利性智库机构Aspen institute工作。我们当中还有一位新闻主持人——George Stephanopoulos,他以前在白宫为比尔·克林顿团队工作,如今转换身份成为《美国早安》的主持人。每天早上,George都会出现电视上。罗德基金会前任主席Charles Conn也是我的同辈,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现在又回到学校,组织牛津的科技创新事宜。这些人只是我同届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从事的领域很多元。

界面新闻:罗德学者这一群体历经百年,你是否有从中看到明显的代际特征?

柯理思:你真的能从罗德学者感兴趣的领域发现最新的世界前沿,由此写一篇人类学研究论文都不为过——“从罗德学者看社会变迁”。现在年轻的罗德学者会关注与人类命运相关的宏观议题,比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他们不止是对技术本身感兴趣,更在意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

与我那一辈的罗德学者相比,年轻人更具有创业家气质。无论是在企业或是非营利机构,他们热衷于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在罗德学者内部,甚至成立了一个孵化器小团体,成员之间资源互助,以扶持更多小企业和组织。每年,我们会举办论坛,把创业的校友们聚集起来,分享互动。

界面新闻:你们是更倾向关注商业,还是关注公共政策的候选人?

柯理思:不少罗德学者毕业后进入商业领域,从这点来看,我们对候选人关注的领域并没有偏好。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商业,我们希望能兼容并包。但无论他们想致力于什么,都应尽力为该领域带来改变。

年初时,一位年长的罗德学者曾做过一次演讲,他的人生经历很好地概括了我们对罗德学者的期望。他将自己的人生分为三个篇章:“我先学习(Learned),后去赚钱(Earned),现在回馈社会(Return)。”在罗德学者中,有很多实际例子。比如南非的罗德学者Kumi Naidoo,之前是绿色和平组织的主席,现在是国际特赦组织的第九任秘书长,他一直是NGO 组织的活跃分子。还有一位创办了12家生物科技企业的校友,现在帮助罗德学者创办生命健康领域的NGO组织。

界面新闻:从外部看,罗德对人才的标准很模糊,只有一些抽象形容词,比如勇敢、团结协作、以及领导才华。评选委员会内部如何能保证选拔标准的一致性?

柯理思:罗德先生本人在最初的遗训中曾规定一些标准。随时间变化,描述标准的语言,以及标准本身都在发展变化。我们不再用Manly这类词,而罗德学者也不必是身强体健的运动员。现在,在尽可能保持精神内核的前提下,我们希望罗德倡导的价值观能影响到更多人。比如,从1977年开始,罗德奖学金开放给女性,在这之前,只有男性允许申请,这是罗德奖学金随时代进步的一个标志。

来自不同国家的罗德理事们会来到牛津,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这些标准该如何应用到“我”所在的地区。由于文化背景、发展水平的差异,学生们获得成功的机会有多有少,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当地情况。候选人的主动性是我们尤为看重的。

在一些国家,学生们参加体育运动、俱乐部、和社区服务的机会很容易。有一位申请人在求学时经历过六段社会活动,但全是学校主动提供给他的,如果只看数量,这对其它申请人并不公平。在另一地区,大学甚至不提供任何社会活动的机会。我们得去了解他/她在这种艰难处境下,会如何发展乐于助人的品质,为此创造了哪些条件?

美国招生委员会曾做过一条标注:申请人可能来自贫穷家庭,平常要靠去快餐店打工来养活兄弟姐妹,这应该成为他/她的加分项,而不是减分项。我们能深刻理解:这群申请者想要成功,他/她能获得的机会要远不如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只有在对不同文化、个人、阶层背景认知下,我们才能客观评价他/她的现状、他/她的成长过程,以及他/她是否能称得上成功。

界面新闻:现已获得奖学金的中国罗德学者几乎都来自排名前列的顶尖高校,这是否有局限性?

柯理思:他们的确都来自顶尖高校,但有些人并非出生在富裕家庭。我们想要扩大筛选范围,关照更多贫困地区,或背景较差的学生,这需要与更多中国院校建立联系,伸长触角。罗德基金会内部正在讨论扩大筛选面的方法。毕竟中国非常大,各地区教育资源并不平衡,希望我们的帮助能产生意义。

罗德基金会设立了一个长远目标,到2028年,让每年获得罗德奖学金的中国学生人数翻倍,从4人增长到8人,全球数量从100人涨至125人,当然,这个目标实现得越早越好。现在来看,最大的生源国是美国,每年有32人获得奖学金。从10年前开始,罗德基金会开始在全球开拓影响力,我的目标是从中国、印度等这些人口大国争取更多罗德学者和支持力量。最终,这个数量将维持在全球每年150位,以保持学者之间的互动性。

界面新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2016年2018年时重启了罗德学者的选拔,之前为何暂停?

柯理思:在金融危机之后,罗德基金会所投资的领域也受到波及,我们中止了一些国家的评选。不过,我们很快设立了重启计划。现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每年各有一名奖学金得主。

在各地区的筹款工作仍是基金会的重要议程,这是我们扩张战略的重要一环。我们希望一个国家不止有一位罗德学者。但在巴基斯坦这样的人口大国,我们还没有实现目标,目前每年仅有一位学者产生。

界面新闻:我们知道罗德基金会正在积极地为中国奖学金项目筹款,据说目前目标筹款达4百万英镑。尽管罗德学者可以享受全球最顶级的教育资源,但善款数目仍令人吃惊。你如何看待教育资源的定价?你们期待怎样的捐助者?

柯理思:需要解释一下,我们的目标是寻求永久资助,以便覆盖每一位罗德学者。而400万英镑能保证每年不间断地支助1位学者,这个持续时间你可以看作是100年或者更久。我们会运营好这些善款,以保证有可持续性收入。每年从总资金里拿出4%,用于罗德学者。他们获得的奖学金能够覆盖学费、住宿、来回机票等,每人每年大概需要5-6万英镑。如果要在某一地区支助3位学者,一年的奖学金总额大概要15万英镑。另外,每位获奖人在牛津可能要待2-3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一年投入的奖学金数目要更多。善款的价值是与我们制定的长远目标挂钩。

对罗德学者来说,每年5-6万英镑也不是小数目,但他们所能获得的不只是在牛津上学的机会,还有罗德学者的圈子,它会提供你无法想象的帮助。目前,罗德基金会每年在中国支助4位罗德学者,但善款总额并不够用。在香港和大陆,对罗德奖学金感兴趣的个人和企业有很多,我们正在洽谈中。现在支助中国罗德学者的慈善家和组织约有8-9位,有些来自美国。

对捐赠者而言,对年轻人的投资永远不会失策,教育资助的意义更为深远。香港一个慈善机构的报告曾指出,当你给年轻人支助一份奖学金时,你实际上将影响26个人。当我们支助一位罗德学者时,他的一生会因此改变,而当他未来成长为领袖时,影响力会传递到他这一生接触到的所有人。如此一来,我们的投资才能持续获得回报。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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