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王磬
3月中旬，英国议会关于脱欧的“三连投”绷紧了不列颠的神经。在漩涡中心的伦敦，我连续三天到访了位于市中心的西敏宫——这里是英国议会所在地。宫墙之内，激辩、表决，政客们一刻未歇；宫墙之外，示威、摇旗，民众们也不甘落后。
这三天里，我先后与西敏宫外的五六十位示威者有过交谈。他们中的不少人有着主流媒体已经报道过千百次的profile，比如支持留欧、希望二次公投的大学老师，或是选择脱欧、死撑no-deal的远郊工人。但也有些不那么常见的“异类”，比如在脱欧阵营里搞女权运动的公司职员，宣扬脱欧是上帝旨意的虔诚基督徒，还有一心只想要登上BBC新闻的举牌者。形形色色，足够为好奇的观察者们提供异常丰富的样本。
但让我略感意外的是，他们多上了些年纪，即便没白发苍苍，也至少皱纹已爬上眼角，人群中甚少看到年轻人的面孔。我刚开始猜想也许是因为示威发生在工作时间，但下班之后也未见到改变，每天如是。这个细节当然完全不足以支撑起“英国年轻人政治冷感”这样宏大的结论，但它的确让到场的寥寥数位年轻面孔显得格外亮眼。
我感到好奇：是什么样的原因，把这些年轻面孔带到了脱欧游行的现场？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纪遭遇到脱欧，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过去两年多里，脱欧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成长？
“过去两年让我意识到，人们投票时，是用心在投，而不是用脑”
克里斯蒂安（Christian），艺术学院硕士生，21岁
第一次见到克里斯蒂安时，距离第一场投票还有两个小时。他和同班同学玛丽在西敏宫的铁栏外竖起了反对脱欧的横幅，白底黑字；身上穿着“17 Days”字样的T恤，也是白底黑字。
当晚要进行的那场投票事关首相特蕾莎·梅的脱欧协议。我问他，希不希望协议通过。他撇撇嘴，当然不希望。他指指T恤上写着的“17 Days”，认真地说，“喏，我们的口号是，要在30天内阻止脱欧。今天是第17天了，我们每天都来这里。”但他很快又笑起来，“30天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但二次公投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希望协议被否决，如果通过了一切就都结束了。”
出生于中产家庭的克里斯蒂安现在是伦敦东部一间艺术院校的学生。2016年脱欧公投发生时他刚满18岁，那算是他拿到的第一张正式选票。和从事商业咨询的父母一样，他投给了留欧，也坚信脱欧不会发生，但最后事与愿违。过去的两年多里，他一边受着艺术学院的训练，一边寻思着该做点什么。
他逐渐意识到，“人们投票时，是用心在投，而不是用脑”；所以动员人们需要用情感的力量，而不是堆砌事实。于是，半个月以前，他和玛丽制作了一条横幅，写着“勇敢一点，我们本不必经历这些”。在他看来，诉诸情感比诉诸事实，力量要强大得多。“它是关于勇气的——我们做了一个很蠢的决定，以至于我们现在必须得经历这些。我们得要有勇气把错误的决定推翻。”
此后几天，我每天都能在同一个地方看到他和玛丽。他告诉我，为了不逃太多课，他们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之间会过来，这几天有投票，所以晚上也会来。在留欧派示威者中他们很受欢迎，不时有人在路过时扔来一句“good job”或是“thank you”，连巡逻的警察也很喜欢找他们聊天，他们还登上了《卫报》的网站。
但是，他们也遇到了不少脱欧派示威者的“挑衅”。有人跑来质问，你们不用工作吗？谁付钱让你们来举牌的？克里斯蒂安怼回去，“没有。我们自己乐意。我们来这还要花钱呢——逃掉的课都是要付钱才能上的。”
“但最常见的批评还是，你们留欧派根本不懂民主为何物——在他们看来，公投是民主的决定，怎么能说变就变。”克里斯蒂安说。但他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民主体制也需要纠错，用一个民主的决定去推翻另一个——比如再来一次公投——会让民主更加成熟。
说这些的时候，第三场投票的结果出来了，英国议会希望推迟脱欧，这被留欧派视为暂时的“胜利”。不少留欧派示威者奔走相告，但克里斯蒂安却依然忧心：推迟，真的能推出什么结果吗？
“为了拿回主权，牺牲点短期的经济利益又算得了什么”
欧森（Orson），厨师，22岁
傍晚时分，在一片蓝色的欧盟旗之中，我注意到了举着“WTO Best Deal”（“最好的协议就是WTO”）牌子的欧森。
西敏宫外的游行者大多分区而踞，支持脱欧和反对脱欧这两大派别各有自己的“大本营”，很少混杂。从口号来看，徘徊在“欧盟大本营”中的欧森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脱欧支持者——呼吁英欧之间回到WTO协议是一种常见的脱欧派观点。他们认为，欧盟的诸多监管妨碍了英国的自由贸易；“硬脱欧”（No Deal Brexit）虽然不是理想状态，但若英欧之间直接落回WTO框架下的贸易关系，仍然好于当前掣肘于欧盟的状态。
当时，关于延迟脱欧的表决结果刚刚公布，这被认为是“硬脱欧者”（hard Brexiteer）的失利。我在现场看到，一位试图乘坐汽车离开的留欧支持者被不少愤怒的脱欧支持者们团团围住，最终在警察的协助下才得以脱身。所以，尽管是和平示威，呆在对方的“大本营”之中仍不完全是无风险的。
但欧森显得非常淡定。不仅主动往留欧阵营里钻，还向人群里喊话。他告诉我，自己一周要工作六天，前几天的游行都没来，但今天特意请了假赶到现场。“再不发声就来不及了。看看我们议会每天都在干些什么蠢事。”欧森看上去很不满。
今年22岁的欧森是位厨师，自诩为“自由贸易的布道者”。在他看来，英国为欧盟所缚，错失了太多的发展机会；只有离开欧盟才能重新追赶上世界的步伐，与新兴国家——他还特意举例了中国——签订贸易协议。
一位在现场做田野调查的法学教授也注意到了欧森。他问欧森，是否了解“硬脱欧”后回归到WTO的法律程序——也就是，英国事实上将无法直接使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条款进行贸易，而必须先要与欧盟达成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协议？欧森显得有些迷茫，似乎对此并不了解。
但他随后耸耸肩：“好吧，为了拿回主权，牺牲点短期的经济利益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最让我诧异的是，他告诉我两年前的公投时，他实际上投给了留欧。
“为什么？”我表示不解。
“那时候我觉得脱欧风险太大了，而且预感脱欧阵营没什么可能会赢。”欧森解释到。
他回忆到，当看到公投结果时，第一反应便是，太棒了，像是一个不敢想的梦变成了现实。他意识到自己内心其实是更希望脱欧的。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成为“一个公开的、骄傲的脱欧者”，在各种公共场合为脱欧正名。在他看来，过去两年的脱欧谈判没有任何意义，英国政府早该放下对欧盟的幻想，停止在谈判上浪费公共财政，坦然接受no deal。
不远处的媒体区，在现场蹲点的电视记者们架好了摄像机，准备播报投票结果。欧森赶紧跟了过去，试图让展板出现在摄像机能拍到的范围之中。他希望在结束今天的示威之前，把他的声音传播给更多的人，早日实现无协议脱欧。
“我们还没到有权决定未来的年纪，命运就被老人们决定了”
乔治（Geroge），大学一年级历史专业学生，18岁
对于今年刚满18岁的乔治来说，没能参与脱欧公投，是人生的一大憾事。
2016年6月23日，年仅16岁的乔治在电视前看到政府宣布公投结果：脱欧派胜出。虽然那时还在上高中的他已经对政治很感兴趣，也经常看时事新闻，但听到结果的第一时间里仍然“是懵的”。他花了几天的时间来阅读相关报道，又跟做教师的父母聊了几次，才感到自己终于明白了一点“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还没到有权决定未来的年纪，命运就被老人们决定了”。在西敏宫外的围栏旁，乔治这样告诉我。“年轻人真没什么理由不想留在欧盟里。二次公投是我现在唯一的希望。”
在英国，法定的投票年龄是18周岁。一大批当时没有达到投票年龄、但现在已经成为适龄选民的英国年轻人也希望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卫报》称，这样的“新选民”（new voters）大约有200万人。根据一项调查，如果二次公投成为现实，他们中的74%都表示将投给留欧。
公投结束后的两年多中，乔治进入了大学，在伦敦的一所学校里修习历史专业。他同时开始积极为年轻人的投票权发声，也参加过关于修改法定投票年龄的倡议，希望将之从18岁降至16岁。在他看来，不只是脱欧，还有别的许多议题上，英国的决策者们都甚少考虑年轻人的呼声，而这需要改变。
“学费越来越贵，针对教育的补贴越来越少，年轻人就业也越来越难。英国的‘老人政府’却对这些问题完全视而不见。”乔治说。“就跟脱欧一样，老人们一拍脑袋，后果全是年轻人来承担。”
一群留欧阵营的示威者开始在现场唱起歌，呼吁“人民的投票”。乔治也很快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其中一首歌这样唱到：
Pack up all our placards soon
People’s vote, May or June
Bye Bye Brexit
Our MPs must know it’s true
We should stay in the EU
Bye Bye Brexit
There is no better deal than what we’ve got, now Clearly, we should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now
Brexiteer have had their try
Let’s wave their deal goodbye
Brexit, Bye Bye
很快，我们将打包所有的海报；
5月或6月，就是人民的投票；
再见脱欧。
议员们必须明白它是真的；
我们应该留在欧盟里的；
再见脱欧。
没有协议会比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更好（指留在欧盟）；
毫无疑问我们该将这整出戏码取消（指取消脱欧）；
脱欧者们已经试过了；
是该对他们的协议说不了；
再见脱欧。
（界面新闻驻欧洲记者王磬发自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