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由两本著作入手，以丰富鲜活的材料，记述拉铁摩尔在1950-1955年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所遭遇的间谍案指控，案件的详细过程、社会影响以及拉铁摩尔本人身陷其中时的精神际遇，既让读者了解作为中国内陆边疆研究名家之外的另一个拉铁摩尔，更藉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提醒我们对政治阴谋和政治手腕操控下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作出反思和追问，从而警惕出现另一个“麦卡锡时代”。
拉铁摩尔在麦卡锡年代
文 | 李若虹
（《读书》2019年3期新刊）
对研究中国内亚边疆的学者来说，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这个名字绝不会陌生。二十世纪前期，欧美有一批考古学家、旅行家、传教士和植物学家对中国内陆边疆情有独钟，纷纷来到这片广袤的地区，撩开了中国边疆神秘的面纱，拉铁摩尔就是其中一员。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有关中国边疆的论著就被中国学者做过介绍，可是五十年代之后，拉铁摩尔便渐渐消隐于中国学界。后来，从八十年代开始，由于边疆研究的重新起步，中国学者又开始关注拉铁摩尔。通过他的专著和文章，人们可以了解他的学术观点和漫长的学术生涯，但是对他在麦卡锡年代的那一段重要的经历，却知之甚少。一九五〇年三月至一九五五年五月的五年多时间，按说正是拉铁摩尔学术事业的高峰期，可是他却受美国政府指控，不得不出席威斯康星州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和内布拉斯加议员麦卡伦（Patrick McCarran）主持的两次听证。其间，拉铁摩尔备受诸多人身攻击和诽谤之苦。在经历种种煎熬和折磨之后，他被判无罪。美国学界对这段冷战时期历史事件的记述和研究，主要来自出版时间相隔近四十年的两本著作。
第一本是拉铁摩尔本人撰写的《诽谤的煎熬》（Ordeal by Slander）。一九五〇年五月初，第一次听证一结束，拉铁摩尔就在他太太埃莉诺（Eleanor Holgate）的协助下，趁热打铁，仅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这部书的手稿，确实是一气呵成。当时，美国著名期刊《大西洋月刊》评论道，此书“是一部利用事实爆料的杰作，也是一份对社会现实所做的最具有重要性的记录”。
另一本《欧文·拉铁摩尔与美国何以“败走”中国？》（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是罗伯特·纽曼（Robert P. Newman）的大作，长达669页，可以说是一部拉铁摩尔的传记，一九九二年由加州伯克利分校出版社出版。纽曼是美国匹兹堡大学传播系的一位教授，他花了六年时间，仔细翻阅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所藏的有关拉铁摩尔听证的档案（所有听证和口供记录），并做了精细的梳理。另外，他还和拉铁摩尔本人做过长时间的面谈，并参考、利用了拉铁摩尔写的部分回忆录（终未完成，也没发表）。鉴于涉及原始资料之丰富、对相关人事描述之翔实、对诸多人物和事件的重构和剖析之细致，此书堪称研究拉铁摩尔、研究学术自由和政治迫害间关系的不可忽略的专著，曾被提名入围普利策奖和美国全国最佳书籍奖。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华语世界只有梁元生先生在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的《民国研究》上发表的一篇介绍拉铁摩尔的短文里提及此书，并做了简略的介绍。这本书始终没有在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内得到仔细的介绍和足够的关注。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一
拉铁摩尔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一九〇〇年七月出生于首府华盛顿。父亲往中国谋职、全家离开美国时，小拉铁摩尔不到周岁。襁褓中，他就开始了一辈子游走世界的生活。拉铁摩尔在中国度过了少年时光，十二岁时被送往瑞士上学，开始了独立生活。后来到英国上完高中后，他回到了中国，先在天津一家英国的棉纺织公司做进出口生意，后来，又在上海干过保险行业的活儿。他一边工作，一边有空就去中国内陆边疆旅行。漫漫旅途中，一九二五年在归化（呼和浩特旧城）火车站所见的一幕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他在《边疆历史研究》（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一书中记载，徒步的游牧商队和运送货物的火车同时抵达归化火车站，从骆驼背上卸下的货袋和火车车厢齐齐排着两行，而那两行货物只有两三步之隔，却连接着足足两千年的历史。他感叹道：“游牧商队在中亚大陆来回，长途跋涉在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而火车则彻底摧毁了内陆边疆已逝的历史，打开了通往未来的途径。”这一幕给拉铁摩尔留下的至深印象，不仅始终牵引着他往后学术研究的走向，而且也使他对蒙古草原产生了无法割舍的依恋。由此而起，他对漠北的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滋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九二五年，拉铁摩尔在北京和从事艺术史研究的埃莉诺相遇，一年后结婚。一九二八年，拉铁摩尔第一次回到美国。虽已婚成家，却身无分文，工作机会也很渺茫，好在他认得当时担任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会长的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鲍曼熟悉他穿越中亚的独特经历和他手头已经成形的几部书稿，慧眼相识，帮助他申请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Social Society Research Council）和美国地理学会（Americal Geographical Society）提供的两年资助。一九二九年，拉铁摩尔以特殊学生的身份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碧波地博物馆进修了大半年，这是他仅有的一段在大学求学的经历。之后，他前往中国东北做了一年多的实地考察研究。到一九三〇年夏天，他已经完成了《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和《高地鞑靼》（HighTartary）两本书，而且在《亚洲》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在《大西洋月刊》上也发表了数篇论文。同时，他还着手撰写探讨蒙古民族主义的《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 Cradle of Conflict）一书。紧接着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他得以继续在中国边疆考察，并利用在北京的机会，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
一九三五年，鲍曼开始担任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五任校长，他聘请拉铁摩尔来做讲师。一年后，又聘用他担任佩奇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拉铁摩尔在研究院内设立了美国第一个蒙古学研究项目。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六三年，他一直在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不过，在此期间，由于他的专长，曾有好几年被借调到一些美国政府部门服务。拉铁摩尔也曾在太平洋远东关系研究所的《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杂志社担任编辑数年，后来在白宫经济顾问柯里（Lauchlin Currie）和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高斯（John M. Gaus)的推荐下，经罗斯福总统首肯，拉铁摩尔暂时休调，于一九四一年七月抵达重庆，担任蒋介石的美方私人政治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四年，拉铁摩尔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太平洋战区分局工作。
“二战”后，拉铁摩尔回到了霍普金斯大学，一心一意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可是在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的盛年，他碰上了冷战的开始。虽然他的文章和言论里含有同情中国共产运动的倾向，但是他并非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者。作为一个学者，他始终认为，地理政治对一个社会和国家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仅在其次。命运的走向往往超出个人的操控，拉铁摩尔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被深深地卷入冷战期间的政治事件，成为麦卡锡时代的中心人物。到一九五〇年初，麦卡锡把他的政治矛头直指拉铁摩尔，所有“政府内混入赤色分子”的指控聚焦到拉铁摩尔身上。这就是本文介绍的两本书涉及的历史事件的大致背景。
二
为筹集个人政治资本，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率先掀起清除国务院（the State Department）内亲共分子的浪潮。同时，共和党想方设法赢回白宫，把美国“败走”中国的结局归因于国务院内赤色分子和苏联打入政府的间谍的阴谋活动。麦卡锡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四处宣称自己手头有美国政府内，尤其是国务院内间谍的名单。他以超常的手段来制造头条新闻，操控媒体的导向。
一九五〇年三月，拉铁摩尔被联合国派往阿富汗，在喀布尔参加一个技术和经济援助项目。三月二十五日，在寒冷的喀布尔，他和同事们正在炉边烤火取暖时，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华盛顿美联社的电报，告诉他参议员麦卡锡指控他为“苏联在美国的头号间谍”。收阅电报时，拉铁摩尔非常生气，但他转而平静下来。美联社请他就此指控做出答复，于是他先给美联社发了一份简短的回复，申明麦卡锡的这一指控纯属子虚乌有，并且说明由于这尚属口头指控，现在他还不能予以详细的答复。拉铁摩尔还在回电里说，几天后回美，一旦收到麦卡锡的书面指控，他会立即给予详尽的说明和有力的反击。那时，拉铁摩尔并不认识，也不了解麦卡锡这位参议员。他更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早在一九四九年，他的电话已遭窃听，他的所有行动也都在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中。远在阿富汗，他根本不知道这一指控的来龙去脉，他相信自己一旦回美，事情定会水落石出。这是拉铁摩尔所著的《诽谤的煎熬》一书开场的情景。
《诽谤的煎熬》由拉铁摩尔本人执笔，只是其中的第二章是他太太埃莉诺写的。整部书的时间跨度仅仅是一九五〇年的两个月，由他从阿富汗回来受麦卡锡指控开始，然后出庭听证，到被宣判无罪为止。书中对拉铁摩尔从一九五〇年开始的五年煎熬的第一阶段做了极为详细的描述，读来栩栩如生，感同身受。
在他为书稿奋笔疾书之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九五〇年五月结束的这一段听证仅仅是冰山一角。往后五年里，这一“苏联在美国的头号间谍”的指控引起的一幕幕闹剧愈演愈烈，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极大地影响了他往后的学术生涯。
从一九五〇年三月下旬开始，美国国会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麦卡锡指控拉铁摩尔等十人为“共产党间谍”一案。麦卡锡不仅指控拉铁摩尔是“苏联在美国的头号间谍”，而且还以其特有的操纵媒体和煽动大众视听的手段宣称：“有关拉铁摩尔的材料是爆炸性的，如果破了这个案，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他还说：“在美国国务院的间谍网中，拉铁摩尔是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的上司。”希斯在一九四八年被指控为苏联进入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共产党员间谍，一九五〇年被判有罪而入狱。麦卡锡还扬言，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搞掉拉铁摩尔。
一九五〇年四月六日，拉铁摩尔从阿富汗回国，马上出庭听证。在调查拉铁摩尔案件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拉铁摩尔表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并且公布了私人信件来证明自己的无辜。主持调查的委员会推出了几位证人出庭做证，其中有前共产党员，比如布登（Louis F. Budenz)、乌特丽（Freda Utley）和费尔德（Frederick V. Field)等。可是他们都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实拉铁摩尔的“罪行”。经过好几轮听证，调查委员会最后做出结论：“麦卡锡指控拉铁摩尔是苏联派来的一号间谍，实在没有真凭实据。”
一九五〇年七月，《诽谤的煎熬》一出版就深深触动了冷战期间大众的政治神经，引起关注。正如作者所说，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要把自己受指控前后所经历的所有细节如实写出来，用以警告读者：我们每个人都有遭受麦卡锡主义这种无中生有的指控的危险，而一九五〇年三月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以后很可能也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大卫·拉铁摩尔曾陪伴父母度过了那一段最艰难的日子，二〇〇四年出此书的第三版时，他进一步阐明这本书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诽谤的煎熬》不仅仅是一段有关父亲勇于反击政治诽谤者的故事，而更是向读者讲述了他是如何身体力行来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的。”
当时拉铁摩尔也许过于乐观，可以说他低估了麦卡锡的政治决心和势力。出书时，他以为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得到了彻底的清除。正如多年后纽曼在他的书中提到的：“（拉铁摩尔）认为一九五〇年七月他已被证明无辜，这可是大错特错。其实，那仅仅是首次交锋而已。……拉铁摩尔坚信讲道理和摆事实的重要性，也坚信学术研究和言论自由的力量。这些当然都是知识分子坚守的准则，不过从他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意识到，美国社会存在着一股顽固不化的反知识阶层的潮流，他似乎也没有察觉到，这个国家泛滥着党派间政治争斗时极不道德的行为。”或许身为当事人，拉铁摩尔当时根本没有体会到他被起诉这一事件背后蕴积着强大的政治情绪和权力斗争的丑陋。
此后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拉铁摩尔继续被当作嫌疑人，而且经历了第二次指控、上庭听证的过程，其中所反映的美国党派政治争斗中丑陋和险恶的细节后来在纽曼的书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
三
如果把拉铁摩尔的《诽谤的煎熬》和纽曼的《欧文·拉铁摩尔与美国何以“败走”中国？》放在一起来读，那么可以说前者就是一篇长长的引言，仔细勾画出一名学者在政治迫害面前的心态，也可以说是从当事人的角度，对纽曼描写的拉铁摩尔的第一次听证的前后经过的充实。纽曼参考大量联邦调查局的口供和书面资料，写出了麦卡锡年代美国政治丑陋面的内幕。两书相得益彰，使读者对拉铁摩尔的一生，尤其他在麦卡锡年代的经历有了最直接和透彻的了解。
纽曼的书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另类”（The Heresy）介绍的是拉铁摩尔年轻时的生活以及从亚洲回美后一直到一九五〇年丰富而又不同寻常的求学、旅行和就业的经历。这一部分从他出生不久即随父母前往上海开始，写到一九四九年他从印度新德里开会回来，“二战”彻底拉下帷幕、冷战开始为止。一九四九年，虽然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怀疑拉铁摩尔是一名共产分子，曾以非法手段监控他的电话和行踪，但是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对他起诉。
第二部分题为“审讯”（Inquisition），长达285页，占全书五分之二之多的篇幅，构成了整部书的主体。由于作者使用了大量的资料，许多细节都被天衣无缝地贯穿起来，其内容之详细读来几乎觉得琐碎，但是作者对资料的透彻研究为读者展示了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共产主义极度恐慌的心态和麦卡锡右翼共和党在党派相争的情况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政治手腕。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重现了拉铁摩尔夫妇从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五年在诽谤的阴影下的生活。
一九五〇年五月，麦卡锡一手操纵的第一次听证以宣布拉铁摩尔无罪而告终。麦卡锡对这个结论很恼火，他指责调查委员会是“向美国红色第五纵队开了绿灯”。朝鲜战争之后，一九五二年，对拉铁摩尔的控告重新开案，这次由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麦卡伦领头的参议院内部安全下属委员会来主持听证，主要是来调查太平洋事务研究所及拉铁摩尔担任过主编的《太平洋事务》期刊的运作，指控拉铁摩尔做过假证。在这次听证中，最能显示麦卡伦议员的风格的是他质问拉铁摩尔的学历的一段审讯：
麦（麦卡伦议员）：拉铁摩尔先生，你是霍普金斯大学的老师吗？
拉（拉铁摩尔）：是的。
麦：你是从哪所院校毕业的？
拉：我并没有从什么学校毕业。
麦：难道你连高中都没毕业吗？
拉：我当年是在英国的一所高中完成学业的，而……
麦：你高中有没有毕业？你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
拉：议员先生，我只想跟你说明，我是在英国上的高中，那里并没有高中毕业一说。
麦：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你高中到底有没有毕业？你可以只用“有”或“没有”一词来回答。
拉：好的，议员先生。
麦：那你回答呀？
拉：我高中没毕业。我是在英国上的高中，十九岁时上完高中就离开了学校。那里并没有高中毕业或高中毕业证书之类的说法。
直到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审讯、听证和听证的结果才最终得以了结。经过长时间的审讯和听证，联邦法官第二次正式宣布拉铁摩尔无罪。当时拉铁摩尔和埃莉诺正在斯德哥尔摩，当他们从电话中得到这一消息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可是，要从过去五年的浓重阴影里彻底走出，又谈何容易？
纽曼一书的第三部分“复原和欢庆”（Revival and Triumph）写的是拉铁摩尔一九五五年之后的生活。虽然这部分是本书三大部分中最短的，但是读起来最为生动和入心，为我们展现了五年的磨难后，拉铁摩尔作为一位学术游牧人四处游荡的生活。
一九五五年，法庭上多次听证和审讯带来的折磨终于告一段落，但是过去五年的经历和媒体的报道在法庭外给拉铁摩尔带来了短期内难以恢复的伤害，诽谤的阴影依然在学界和大众间游荡。他的论文和著作被禁止发表，美国发行量很大的刊物《读者文摘》从一九五一到一九五四年，只刊登了他的三篇文章。而在一九五五至一九六〇年，拉铁摩尔连一篇文章都未得发表。拉铁摩尔本来在霍普金斯大学的终身教职也深受影响。霍普金斯大学董事会里好几位成员依然对他持有偏见，他被降为讲师。后来，拉铁摩尔主持的佩奇国际关系研究所也被解散了，他招收创办的蒙古学项目也被取消，甚至连地理系都不愿让他来开课。他只好去历史系任教，后来等地理系换了系主任后，他才得以在那儿教课，而且校方还面临着给他续聘的巨大压力。他原来频频受邀做公开演讲，而在一九五五年之后，不仅他受邀的次数大减，而且为他举办公开演讲时也经常遇到麻烦。
一九六三年，英国利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邀请拉铁摩尔前往担任教职，他欣然接受了。前往英国利兹之前，他在霍普金斯大学做了一场告别演讲。专门研究拉铁摩尔的哈维（David Harvey）曾经对这场告别演讲做过一番生动的描述:“听众济济一堂，很多人猜想拉铁摩尔肯定会提麦卡锡主义和五十年代的那一段经历，但他却只字未提。在告别演讲里，他兴致盎然谈的仍然是他深爱着的蒙古草原和那里的朋友们。”
四
在麦卡锡年代，有的学者经受不住麦卡锡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他们带来的折磨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有的学者从此一蹶不振。梁元生认为，“（拉铁摩尔）自此精神萎靡”，选择了“自我放逐的生涯”。说是“自我放逐”，也许并不确切，但这段经历对拉铁摩尔还是有至深的影响的。霍普金斯大学的师生曾注意到，麦卡锡年代之后，拉铁摩尔如同“一位潦倒的老人”，讲课时总带着一份犹豫，再也没有以往的那份自信。不过，拉铁摩尔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在一九七九年的一次面谈里说：“麦卡锡年代的那段经历仅仅是我一辈子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作为一名学者、一位教授和一位作者，现在回想起来，我倒是觉得那一段经历既有趣，又令我感到满足！”纽曼说，一九五五年后，拉铁摩尔已经把这段经历甩在了身后。还有其他学者也认为，多年后，麦卡锡年代带给他的精神创伤已经彻底愈合。八十高龄的拉铁摩尔看似已经把三十年前“诽谤的煎熬”视为如烟往事，但是他的儿子大卫最了解：其实，父亲晚年备受抑郁症之困扰，常常借酒消愁。
今天的学者言及学术和高等教育时，认为学术享有自由，教育应该独立于政治和政府的干涉，几乎是理所当然。其实，美国学界争取学术自由和独立的过程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和简单，拉铁摩尔半个世纪前经受的日日夜夜就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参照。拉铁摩尔在麦卡锡年代的经历促使许多学者在五十年代后，对学术自由和政治迫害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为往后学者的言论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争得了应有的空间。《诽谤的煎熬》一书的首版距今将近七十年，而纽曼的书出版也已有二十五年之久。今天，这两部著作不仅有必要向从事边疆研究的中国学者做一详细介绍，尤其是书中牵涉的二十世纪中国经历的划时代的事件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无不以最戏剧性的形式在拉铁摩尔的生活中展现，而且在当今美国的政治形势下，不管在学界还是政界，也大有必要重温拉铁摩尔的学术历程，反思五十年代他所经受的麦卡锡主义的诋毁及其带来的折磨。
二〇〇〇年，麦卡锡—拉铁摩尔听证事件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霍普金斯大学有学者在翻阅校内半个世纪前的有关拉铁摩尔的资料时还感叹道，对现在的学者来说，那个政治迫害和诽谤的年代已是那么久远，并且乐观地认为我们该不会经历另一个“麦卡锡时代”。可是，在今天的美国，党派严重分立，而且如同麦卡锡在五十年代，执政者具有无中生有、频频制造头条新闻和操纵媒体的手腕，通过介绍《诽谤的煎熬》和《欧文·拉铁摩尔与美国何以“败走”中国？》这两本书，来好好认识拉铁摩尔这位麦卡锡时代不弯腰、不屈膝的学者，最合时宜不过。
（Owen Lattimore, Ordeal by Slander, NewYork :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2004. 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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