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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丛书——《中国经济的定力》）
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数，中国的营商环境似乎并不完美，但是我们为什么又能够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呢？
我们的解释是，尽管在中国每个企业做生意都面临着不少制度上的成本和障碍，但是如果你有幸能够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地方政府认为你是值得帮助的企业，它就会主动帮你克服注册、获得建筑许可、获得电力等各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比如，富士康要在郑州建一家工厂，郑州市就专门为它建了一条专用公路，叫“富士康专线”，使富士康的物流变得更加有效率。只要地方政府下定决心帮你，你就很少有办不成的事，这就是我们的成功经验。
总结起来，尽管我们普惠的制度化的营商环境还不完善，企业规规矩矩地照章办事很难办得成，但是只要地方政府想要帮你，这些事都会很容易办成。地方有能力，但不代表它会主动愿意做，还需要有激励、有动力来帮你做。因为地方政府并不是万能的，它的能力、资源、精力、时间都有限，它不可能帮助所有的企业。地方政府为某些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帮助企业克服不良营商环境造成的障碍，我们把这种帮助叫作特惠，因为这不是每家企业都能得到的，所以它不是普惠的帮助，而是有选择性的帮助。
在新形势下，高质量发展对地方政府的要求是改善普惠的制度环境，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漫长的、艰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未完成之前，可能还要有特惠，不然很多事情很难办。
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在提供特惠的时候，更加重视居民的利益。比如，我们有一些产业政策并没有把居民的需求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其实地方政府应该在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更加倾向于居民消费，特别是服务的消费。
同时，应该适当地限制地方政府为特惠对象在要素取得方面提供过多优惠的权力，要让它不能随心所欲地去为它想支持的项目提供过多资源，因为这样做往往会带来一些效率的损失。这并不是发个文件就能做得到的，一定要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
我的建议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要更加重视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在考核中的权重，更加重视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在考核中的权重。对更加高效的可持续的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出更高的要求，更加重视广大企业和居民的主观感受。
二是控制地方政府提供过多特惠的权力。要加强对地方政府资产和负债的考核，我们不仅仅要管理负债，还要管理资产。
三是要鼓励地方政府的创新。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来自成就感和晋升的资本。生产发展了才能实现居民消费的增长，只要考核了居民消费的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地方政府就有积极性、有动力来支持生产发展。
问题是如果只考核居民的消费，地方政府可能搞短期行为，给居民发很多福利，因此欠下很多债，这种问题也是可能出现的。因此，我们还要考核地方政府的资产和负债，如此一来地方政府就没有办法用赤字去支持居民的消费，它只能靠发展生产，用更有效率的生产和更合理的分配来支持居民的消费。把考核居民消费的增长与考核债务和资产结合起来，可以有效地解决动力不足以及短期行为的风险。
还有一个问题，考核居民消费的数据里，并不包括一些很重要的公共服务指标，比如，空气质量比过去好了，在居民消费中反映不出来怎么办？我们要对少数关键的公共服务的高效和可持续提供有直接的要求，比如对环保要有直接的要求，同时要重视广大居民对公共服务质量的主观感受，要在考核中体现出来。
这里我们只提了很少的指标，为什么不多提一些考核指标？其中有很多原因。一是考核指标太多，指标之间可能有冲突。当你激励一个代理人同时去做很多事的时候，你的激励机制非常难设计。因为你要考虑到平衡，而这个平衡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所以如果考核指标太多，指标之间会产生冲突，容易造成地方政府感觉负担太重，无所适从。二是还会带来数据可靠性方面的问题，因为考核太多指标，地方政府整天都在搞数字，它的质量就不那么可靠了。
强调对居民消费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考核，以及重视居民的公共服务的主观感受，会不会影响对生产者的支持，甚至造成对生产者的剥夺，比如向企业收税来让居民消费？我认为，剥夺企业来支持居民是短期行为，要想得到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必须有生产的增长才能保障。另外，要强调居民的主观感受，也不能完全忽视企业的感受。再就是地区之间有竞争，如果你不善待企业，企业会用脚投票，我们可以用这些机制来保障企业得到充分的支持。
四是要鼓励地方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在这个创新过程中需要有更多的参与者。不仅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来决定怎么做，地方的实践和经验也是我们找到创新途径的最好方法。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我们需要地方政府做不同的事，需要提供适当的激励体系。我提出了应该重视的一些指标，但不希望包含太多的考核指标，同时也分析了不同的担忧，在这些指标中都可以得到一定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