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孩子故事与“他妈的”翻译：塞林格在中国

采写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我爸对我说，你成绩很好，但是你学校的老师有哪怕一丁点的智慧吗？”这句话里面的“我爸”，指的是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日前在上海思南公馆的活动上，塞林格之子马特·塞林格这样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这本书大获成功，塞林格也一举成名。一时间，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身影到处可见——这群年轻人在大冬天身穿风衣，倒戴着红色猎人帽，学着霍尔顿的言语动作。今年是塞林格诞辰100周年，译林出版社推出了“塞林格作品集”，包括《麦田里的守望者》（孙仲旭译）、《九故事》（丁骏译）、《弗兰妮与祖伊》（丁骏译）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丁骏译），塞林格的儿子也来到了中国。

“他妈的”的翻译

“译林出版社在国内出版社当中是比较早有版权意识的。1996年（译林）购买了不少国家的作品版权，其中就包括《麦田里的守望者》。1997年正式推出《麦田里的守望者》经授权的中文版，当时译者是施咸荣先生。”3月16日，在"20年的守望与传承：塞林格作品在中国"的活动上，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介绍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在中国的出版过程。他回忆说， 《麦田里的守望者》最初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中国还没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直至90年代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中国出版社才有意识购买世界各国的作品版权，《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是在这个时候，摆脱了盗版的形式，正式地进入中国。这本书也是译林社的“世界文学名著当代系列”的作品之一，“当时市场气氛不是特别理想，图书市场不是特别成熟，这套书在读者中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在学界影响比较大。”2007年之后，译林又以已故青年译者孙仲旭的译本替换了施咸荣的版本。关于替换译本的原因，顾爱彬解释说，“孙先生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应该说更贴近于现在，他的语言风格也更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可能某种程度上更能传达塞林格先生作品的原意，这个版本在装帧上也更受年轻人的喜欢。”

半个世纪前在美国出版时，《麦田里的守望者》因满篇脏话受到了不少批评，整本书充满了“他妈的”和“混账”，甚至有中学图书馆因此将此书列为禁书。对于中文版来说，对于粗话的不同处理方式也是前后两个译本的区别之一。“施咸荣老师的译本也挺好的，但他译本里的‘他妈的’永远没放对地方，仲旭把‘他妈的’按汉语中应该的位置都放对了。”在现场，作家路内如此比较两个译本的区别。如路内所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频繁出现“他妈的”一词，有趣的是，两个译本对“他妈的”位置的处理却有显著不同。比如书中有一句话施译本为：“他放下那份混账试卷，拿眼望着我，那样子就像他妈的在比赛乒乓球或者其他什么球的时候把我打得一败涂地似的。”孙仲旭则是这样翻译的，“他念完后，放下那张破试卷看着我，就好像刚刚跟我打了一局乒乓球还是怎么样，把我他妈收拾得片甲不留似的。”

“他妈的”虽是粗话，其译法却是重要的。施咸荣曾在译者序中写道，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困难之处就在于准确译出原作青少年口语式的语言风格，“全书用青少年的口吻平铺直叙，使用了大量的俚语和口语，在翻译中要完全传达出来确有很大困难。译者只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足之处只好引咎自责。”

关于青春的故事

《麦田里的守望者》讲述的是青春故事，主角十六七岁，有时候举止却像十三岁的孩子；他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半，头上还有一些白发，他抽烟酗酒，考试挂科，对很多事情好像无所谓，嘲讽“老得不中用”的人的品味和乐趣，为老年人对青少年“人生是场比赛”之类的训导感到不耐烦；但他读了不少“名著”，对好书有自己的衡量标准，“真正让我喜欢到骨子里的书，是那种你读了后，希望它的作者是你最好的朋友，”——比如毛姆的书很好，但他却不想给毛姆打电话。正因为《麦田里的守望者》有着对青少年的此般刻画，有人认为，成年人可以通过这本书增进对青少年的理解，青少年也能在阅读此书后对现实有所认识，有所警戒。其实，除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还写过更多与青春有关的故事。

在短篇小说集《九故事》中，《与爱斯基摩人打仗前》和《笑面人》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典型的小孩子。前者的主人公是两个打网球的少女，因为打车去网球场付车费的事情，两位少女起了争执，其中一位把另一位喊作“学校里最大的讨厌鬼”，但还是随同这个“讨厌鬼”进家门要车费，并与“讨厌鬼”的哥哥饶有兴致地聊了起来。《笑面人》的主角“我”是一个九岁的男孩，每天下午三点都和他的“科曼切人”团队一起打棒球。他们的头领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他们聚在一起除了打球，还要听这位头领讲述“笑面人”的故事。随着“笑面人”故事的深入，“我”也开始沉浸在青少年的幻想中，想象自己就是“笑面人”的后裔。“一九二八年的我甚至都不是我父母的亲生子，而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冒牌货，就等着他们几时一个疏忽，我好趁机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最好不是用武力，但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性。为了防止我的假母伤心欲绝，我已经计划在凭借自己某种尚无法定义的，然而又是庄严恰当的能力闯荡黑社会的时候也把她带上。”事实上，除他以外，其他的“科曼切人”无不认为自己是笑面人的后裔，他们幻想着城市中的其他人都对他们充满着恐惧和崇拜。不久，一个美丽的姑娘出现了，她是头领的女友，要求和他们一起打球。一个女孩子就这样加入了“科曼切人”的队伍，这搅乱了这群男生原本的单纯平静的竞技局面，“我”听到她说球棒很重，注意到她总带着“可爱”的手套接球，还闻得到她身上有一股“很棒的香水味”。

与《笑面人》直接书写青春不同，《九故事》中的《康涅狄格州的威格利大叔》描写的是两位成年女性缅怀青春的故事。下雪天，一个女人去她做了主妇的女友家聚会，她们在沙发上喝酒聊天，聊起过去的伙伴、男友和爱情，做了主妇的女人也讲到了现在的丈夫和孩子。虽然距离大学时代已经非常遥远，她们还开着孩子气的玩笑——其中一个伸出食指当做手枪；也没有忘记对丈夫的讽刺，主妇这样告诫她的朋友，“听着，职业少女，你要是再结一次婚，什么都别跟你丈夫说。”在她看来，她的丈夫什么都不懂，自己跟他结婚也是受了他的欺骗，“他告诉我他喜欢简·奥斯汀。告诉我简·奥斯汀的书对他来说非常重要。那是他的原话。我们结婚后我发现他连一本简·奥斯汀的书都没读过。”事实上，她丈夫喜欢的是一个讲述四个男人在阿拉斯加饿死的故事，“那是他读过的写得最美的书。”

作家们的塞林格记忆

在活动现场，路内和作家周嘉宁也分享了塞林格在写作方面对自己的影响。他们都在青少年时期遇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当时并没有完全看懂。路内说，他第一次看《麦田里的守望者》才11岁，那时候他放暑假，待在爸爸的化工厂里。“暗无天日的夏天，化工厂是不能乱跑的，因为你掉到硫酸池里就完蛋了。（爸爸）就把我往图书馆里一关，有个温柔的女图书馆员说‘你到里面随便看吧’，”路内说，“1984年左右的图书馆里全都是些革命小说，外国文学也有，但都是19世纪特别厚、很乏味的小说。”终于，他找到了一本封面画着个小男孩的书，想这本书应该很适合他，于是硬着头皮看完了；之所以“硬着头皮”，是因为他虽然知道这本书是在讲什么，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讲。过了很多年以后，他突然发现，这本书非常受文艺青年欢迎，但他也不太好意思说自己11岁就看过这个书了，“这说不过去。” 

再后来，他又看了塞林格的短篇集《九故事》，还为其中一篇写过致敬的作品。《九故事》中有一篇小说叫做《为艾斯美而写——有爱也有污秽》，小说中的艾斯美对写小说的“我”说，她喜欢污秽的故事，并向“我”嘱咐，一定要写一个“极其污秽、极其感人”的故事。路内写过一篇小说叫做《为那污秽凄苦的时光》，收录在《十七岁的轻骑兵》中。“我写一个男孩的妈妈喜欢赌钱，把他打算送给心爱女孩的金项链输在了赌台上。我想我在用实际行动向塞林格先生表达，我青少年时期曾经读过他小说。”路内说，《九故事》中的《笑面人》写得非常漂亮，是“一个闪光的故事”，虽然这个关于一群青少年的故事非常普通，塞林格也没有刻意塑造那些男孩的形象，但整个故事是“发光的”，路内在自己写小说的时候，也会努力往这个方向靠拢。

周嘉宁提到，她在2000年去复旦大学参加文科基地班入学面试的时候，对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之一——“你最喜欢哪一本书？”准备的答案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个时候我17岁，我看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我非常确定的是我没看懂，所以它肯定不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本小说。但我非常确定的是，一旦我说出了这个答案，别人就会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高中生。”她觉得这个回答会让自己的形象一目了然，“我们那一代学生觉得，与世界格格不入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很多我当时喜欢的作家也是这本书的捍卫者，他们曾经在不同场合提起这本书对他们青年时代的影响，会思索说中央公园的鸭子冬天到底去了哪里——而20年前，我想他们大部分人根本没去过纽约。”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开头，即将被潘西中学开除的“我”在告别历史老师时，嘴里讲的是空话套话——“我是个真正的笨蛋”，“大多数人不理解当老师的苦衷”——脑子里想的却是中央公园的鸭子。因为胡扯套话并不难，不会干扰他思考鸭子的前途，“我家在纽约，我在琢磨中央公园靠南边那个湖，我琢磨等我到家时，它会不会全结了冰，结了冰的话，那些鸭子又会去哪儿。我想知道鸭子在结冰洞实在之后去了哪儿，会不会让人送去动物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要么它们只是飞走了事。”因为可以一边编胡话，一边思考鸭子，主人公觉得自己“还算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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