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不同命：赋予书中角色相同的名字有怎样神奇的力量？

亲爱的读者，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唐顿庄园》里有两个名字叫做托马斯·B的角色？一个是从恶毒的男仆变成为忠诚管家的托马斯·巴罗（Thomas Barrow）；另一个是信奉社会主义，后来成为了唐顿家女婿的原私人司机汤姆·布兰森（Tom Branson）（Tom是Thomas的变体或昵称——译注）。一部电视剧中出现了几个同名的角色，会使你感到困扰吗？你会介意吗？

有可能你的回答是不介意，除非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恰好是本杰明·德雷耶（Benjamin Dreyer）。

德雷耶是一位语法学专家，也是一位对优秀作品具有影响力的仲裁品鉴者。无论是任兰登书屋（Random House，总部位于美国的大型出版公司——译注）首席编辑负责评审小说时，或是在社交博客推特（Twitter）上推送文章时，他都指出了正确使用英文破折号的方法和重要性。一些常见的拼错的名字（例如Olivia、Colman等），或是将omelette（西式煎蛋饼）写成omelet（尽管这样做符合犹太教的洁食教规），以及将dialogue（对话）写成dialog等等，都让德雷耶感到无法忍受。“因为我对这些现象感到非常厌恶。”这些过分拘泥于细节的迂腐学究观点加上各种奇思妙想，促成了他的新书《德雷耶的英语：清楚表达与风格的完全正确指南》（Dreyer's English: An Utterly Correct Guide to Clarityand Style）的诞生。这是一本富有教育启发意义和娱乐性的手册，它在充分阐述了文学写作的丛林法则的同时，又具有足够的想象力，可以让写作者的个人习惯和癖好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本书虽然不错，但在其中的至少一个领域里，德雷耶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近乎刻板的观点。他的建议带有一丝学院式的教条意味，他告诫作家在创作小说时不要给笔下的人物起读音近似的名字。在此他谈到了一份由他负责编辑的小说手稿，“这部小说里有，超过一半的人物角色的名字都以字母M开头”，德雷耶清楚地说道，“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在新书的附注里，他举了一个《唐顿庄园》的例子：“在《唐顿庄园》的系列剧集中有两个名叫托马斯的人物，而且他们的姓氏都以B字母开头。据我观察，这样做其实并无任何意义。这一点一直使我感到十分困扰。”

毫无疑问，他提出这些规则的动机是为了避免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对名字相同的人物角色产生混淆。但是清晰明了只是作家在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取名时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有时出于文学手法的考虑，作家会为几个不同的虚构人物取一个相同或是发音相似的名字，如果德雷耶对这一做法的重要性进行过探索，也许会帮助他提升这方面的认识。尽管他对一部电视剧中出现两位托马斯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并借此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据我所知，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但他的言下之意是，如果这样做存在着更重大的意义，也许他是不会反对的。

例如，喜剧作品中为不同的人物起相同的名字，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文学手法。系列漫画《丁丁历险记》中那两位来自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的笨拙的探员汤普森（Thompson）和汤姆森（Thomson），就是两个十分讨喜的例子。这两人除了小胡子的卷曲程度不一样以外，其他所有方面都非常相似。他们介绍自己的方式也是别别扭扭的：“这位是汤普森先生，没错，他的名字中有一个P字母，就和费城（Philadelphia）这个地名中的P一样的。”或是“这位是汤姆森先生，他的名字里可没有p字母，就像你读委内瑞拉（Venezuela）这个国名一样”。这两个人的每次出场，总是能激起一片笑声。

然而，这一策略也是增加文学作品戏剧性张力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在普利策奖得主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的小说《奥利芙·基特里奇》中（顺便提一句，这位作家的作品一直由德雷耶负责审稿），两对夫妇围坐在基特里奇夫妇的餐桌旁边，他们是：已步入中年的亨利·基特里奇和奥利芙·基特里奇（Henry and Olive Kitteridge），以及新婚的亨利·锡伯杜和丹妮斯·锡伯杜（Henry and Denise Thibodeau）。当奥利芙看到她的亨利在给另一个亨利递番茄酱时把番茄酱洒到了对方身上时，她内心深处积聚的怨气爆发了出来。这股怨气源自被迫以女主人的身份接待锡伯杜夫妇、自己平日单调乏味的生活、以及丈夫对丹妮斯的迷恋。她生气地对自己的丈夫喊叫起来，但是她的爆发造成了对旁人的附带伤害。

“住手，”奥利芙命令道，她站了起来，“别管它了，亨利，看在上帝的份上。”也许是听到自己的名字被突然厉声地喊出来，这时亨利·锡伯杜在座位上向后一靠，一副深受打击的样子。

这种感觉就好像奥利芙的子弹，瞄准了她的亨利，血却溅到了另一个亨利的脸上。不久之后，这位年轻的亨利在一场狩猎意外中死去，剩下亨利·基特里奇去安慰丹妮斯。丹妮斯呜咽着说：“噢，亨利，亨利。”于是，亨利·基特里奇也深感痛苦，因为他不能确定“她嘴里说的亨利到底指的是谁”。于是读者们也很想知道，丹妮斯是在悼念死去的亨利，还是在捉弄年长的亨利，或是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造成这种误导是因为作者将这两个人物都取名为亨利。

但是令德雷耶感到不满的是，尽管《唐顿庄园》的作者给两位不同的人物都取名为托马斯·B，但这一做法并没有为这部作品增添任何光彩，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呢？当然，也有人会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出现重名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就十分常见。诚然，重名有可能会造成困扰（尤其是对会计部门而言），但如果一部小说的宏伟目标是模仿《人的境遇》，那么难道不应该敦促作家们去顺应这种不方便的现实，而不是让他们因为担心会增加阅读难度而回避这种文学手法吗？如果会计部门能够处理这类因重名引起的问题，我们又有什么不行呢？

“是的，我们能做到。” 已经出版了两部书的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说。她在处理因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同名而带来的困扰方面的经验无人能够超越。在她的都铎王朝三部曲（《狼厅》、《提堂》和即将出版的《镜与灯》）中，除了亨利八世（Henry VIII）之外，所有的男主角全都叫托马斯（Thomas，托马斯是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第二最受欢迎的名字）。书中的男主角有一位名叫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是一位冷酷无情的英雄；有一位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是天主教的红衣主教；还有一位天主教的狂热信徒，名叫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书中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名叫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而托马斯·博林（Thomas Boleyn）则是安妮·博林（Anne Boleyn）的堕落的父亲，他也是这众多被取名为托马斯的人物中唯一一位在都铎王朝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然而，这场众多主人公都有着相同的名字的噩梦并没有到此结束。亨利的六位妻子中，有三人叫做凯瑟琳（Catherine）或以凯瑟琳这个名字的变体昵称命名，有两人名叫安妮（Anne），而他的情妇、女儿以及苏格兰的女王则全都被取名为玛丽（Mary）。

曼特尔写的是历史小说，对于基督教的施洗命名她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但是她比较认可自己的做法。“我应该怎样做？”2014年，在切尔滕纳姆文学节（Cheltenham Literature Festival）上，她谈到了将自己的书改编成电视剧遇到的困难。“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几乎每一个男性都名叫托马斯。在我的小说中，经常一页纸上就会出现五位名叫托马斯的男主人公，而且他们还在对着彼此大喊大叫。我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让读者参与进来并接受这样的状况。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这样的困难……因为一旦你认为在小说中出现这么多同名的人物对读者来说太复杂了，或者你觉得历史实在是令人感到十分不方便的一堆乱麻，难道我们就不能对它进行一点小小的整理吗？那么你就会陷入一连串的错误之中，最终你的小说也将失去原本应该蕴含的历史意义。”

如果一位小说家只是想创作出一个关于都铎王朝暴君的虚构故事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只有受虐狂才会一口气给书中的五个人物全都命名为托马斯，当然，除非你的小说以马贡多（Macondo）为背景。在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独》里的这个虚构城镇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Aureliano Buendía）上校在战争期间与17个女人生下的17个儿子全都在受洗时被命名为奥雷里亚诺（Aureliano）。这17个儿子除了一人之外，其余全都被上校的敌人杀害了。这种夸张的人物命名方法可以看作是另一种魔幻现实主义（magical-realism）的噱头而不予理会，可是这一文学手法确实收到了非常令人信服的效果。首先，对于那些孩子的母亲来说，给她们的儿子取一个与他们杰出父亲相同的名字是极其现实的做法，因为他们注定无法被冠以父亲的姓氏。另一方面，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把小说中那一系列的大屠杀处理成类似当今电子游戏里的狂欢作乐（Splatter Fest），相反他将此作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家庭悲剧来加以描写。当报告奥雷里亚诺一家死讯的电报送抵马贡多时，男孩的姑妈阿玛兰塔（Amaranta）拿出了家庭账簿，像一个一丝不苟的会计一样，她一个接一个地用斜线在账簿上划去这些侄子们的名字，直到最后账簿上只剩下最年长的一位奥雷里亚诺。加西亚·马尔克斯通过连续删去16个奥雷里亚诺的名字这一细节描写来暗示布恩迪亚家族即将灭亡的事实，没有其他文学手法能够收到比这更令读者感到心寒的效果了。

另一位能够娴熟地运用给笔下几个人物冠以同一个姓名的写作手法的作家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他对这一手法的运用，既达到了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又增强了作品的戏剧张力。爱莉芙·巴图曼（Elif Batuman）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著作《谁杀了托尔斯泰》一书中谈到了对托尔斯泰这种写作手法的观察与分析，正是因为读到了这些分析，才促使笔者最终捧起《安娜·卡列尼娜》，开始阅读。

安娜的情人和她的丈夫有着相同的名字（都叫阿列克谢，Alexei），安娜的女仆和女儿都叫安娜（Anna），安娜的儿子和莱文（Levin）同父异母的哥哥都叫谢尔盖（Sergei）。小说中出现的这一众名字相同的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在感到惊奇的同时也深感这样的写法具有真实性。

俄国小说中出现众多的安娜和谢尔盖是增强小说真实感的做法，但是给小说主人公的丈夫和情人起一个完全相同的名字，应该算作一种过分花哨的写作策略。这使得托尔斯泰沉迷于在对通奸行为进行道德审判时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姿态，而另一方面，也无情地揭露了安娜深陷其中的关于选择的幻象。关于这种残酷的巧合安娜只提到过一次：她与她的两个阿列克谢正面对峙。故事情节是在安娜生下了她情人的女儿后展开的，当时她几乎处于死亡的边缘。当她哭喊着恳求得到丈夫的原谅的时候，安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称她的丈夫为阿列克谢，而非他的正式全名：阿列克谢·亚力山德洛维奇（Alexei Alexandrovich）。

至于阿列克谢，我说的是阿列克谢·亚力山德洛维奇（他们两人的名字都是阿列克谢，这是一件多么奇怪又可怕的事情啊，不是吗？）­­——阿列克谢是不会拒绝我的。

被她的忏悔所打动，安娜的丈夫（姓卡列宁，Karenin）原谅了她。小说写到这一幕时，安娜的个人魅力达到了顶峰，她完全控制住了两个阿列克谢，其中一个趴在她的身上啜泣，而另一个也被她抓在了手里。跻身于这一系列人物形象中的还有另外两位安娜：一位是忠诚的女仆（在小说中从头到尾一直被称为安努斯卡，Annushka），另一位是将在受洗时被取名为安娜的新生儿（她不稳定的社会地位与那17个全都名叫奥雷里亚诺的男孩们如出一辙）。安娜·卡列尼娜再也不会拥有以前的那种魅力了，而两位阿列克谢也以一种相向的力量将她的生活推向日益狭窄的隘路，最终变成她投身其上结束自己生命的冰冷铁轨。卡列宁后来很奇怪地被他妻子的女儿迷住了，而且将从丧亲的阿列克谢·基里洛维奇·沃伦斯基（Alexei Kirillovich Vronsky）手里收养这个女孩，于是这个小女孩将正式成为一位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位小女孩将从相反的方向继续重复她的母亲从一位阿列克谢转到另一位阿列克谢的人生旅程。

如果小说里的卡列宁和沃伦斯基都有着不同的名字，这部小说会不会还是如此感人，如此令人心碎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两位有着相同名字的男主人公确实为这个浪漫故事注入了一些道德上的不安元素，托尔斯泰的崇拜者们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奥利弗·基特里奇》的作者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在给她笔下的两位男主人公都取名为亨利的时候，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与此相似，众多名为托马斯的人物的命运集中体现了都铎王朝时期大屠杀的血腥残酷，而那16位被杀害的全都名叫奥雷里亚诺的男孩也给这个家族的传奇故事注入了一种神话般的色彩。

回头再看《唐顿庄园》，其中出现了两位名叫托马斯·B的男主人公，很可能只是出于巧合，但是文学作品中的巧合总是会不着痕迹地引导我们。在这部作品中，这两个同名人物人生轨迹的发展无意中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阶层的扭曲状况，而正是这种社会等级制度构成了这部以家族故事为主题的电视剧的主要框架和实质故事。两位同名的男主人公同是底层平民出身，其中一位后来因为与唐顿庄园里的贵族女儿成婚而攀上了社会的上层。一位托马斯·B被视作庄园里的仆人，而另一位则成为了体面的上流社会的成员。僵化死板的社会等级制度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这一点令人觉得有一种强烈的讽刺喜剧感，但也正因这一点才使之得以存在并繁荣。正如德雷耶在书中已经充分验证的那样，这一点与英语这种语言也非常相似。

（翻译：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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