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愿望清单常常和旅行有关：去佩特拉古城或者吴哥窟，参加慕尼黑啤酒节或威尼斯狂欢。或者还包括一些大胆的身体壮举：攀爬高峰（bagging Munros，指攀爬最高峰在海拔914米以上的山），跑马拉松。它们几乎不会和艺术发生关联。
我20岁的时候，对愿望清单完全没有概念。然而，我确实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我决定亲眼看遍17世纪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的所有作品。
在那之前一年——也就是1981年的秋天，我在姐姐的公寓里第一次看到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海报。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可爱女孩，也爱她黄蓝相间的头巾、大眼睛和莫测的神情。我买了一份复制品，直到今天我还留着呢。尽管对维米尔一无所知，我还是决定去搜寻更多他的作品。
事实证明，世人对他知之甚少。维米尔一生都住在海牙南边的小城代尔夫特（Delft）。他接受的是艺术家训练，从事绘画，娶了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妻子，养大了11个孩子，数次陷入债务困境，并可能死于由压力引起的心脏病或中风，1675年去世时享年43岁。人们没找到任何写给他或他寄出的信，他没留下片纸只言，连一张草稿图也没有。目前只确定了35幅画作确实由他所绘，还有另外两幅真实性存疑。
但那是多么美妙的画！大部分画作都表现的是独自一人，通常是女性——她与观众隔绝，做着诸如倒牛奶、写信、戴项链、弹琉特琴等室内活动。他的画作有着美丽的光线，透露出一种平静、卓越的品质，使得观者想要爬入画中，也经历一番那种感觉。
在我的家乡，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美术馆，有三幅（以及一幅“疑似”）维米尔作品的馆藏。我以前可能就看过它们，只是没记住——尽管很难理解为什么没有。
1982年，我在英国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学习，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看到了两幅维米尔的画作。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参观时，我看到了四幅。那时候我正把自然兴趣转为观看他全部作品的挑战。和伦勃朗的上百幅画作，或者毕加索的上千幅作品相比，37幅看起来不难达到。
一开始，我并没有特别的旅行计划，只是每到一座城市，都确保去找一找维米尔的作品。都柏林，没有。爱丁堡，没有。巴黎，也没有。而在纽约，在一英里半径范围内，竟然有八幅维米尔：三幅在弗里克美术馆（Frick Collection），五幅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了！就好像观鸟者在他见过的鸟上打叉，或者火车迷拿着写着引擎号的本子。我成了维米尔探测手。
图片来源：Johansen Krause/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
有些寻访特别值得纪念。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我一整个下午都沉浸在独自欣赏《绘画的艺术》（The Art of Painting）的幸福里。画中，一位艺术家，人们认为那就是维米尔本人，穿着一双惹眼的红色长筒袜，背对着观众作画。不知有几百名不留心的参观者径直从它旁边走过。在波士顿的伊莎贝拉嘉纳艺术博物馆，那座充满艺术的房子，我能见到《音乐会》（The Concert）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几年后这幅画会遭遇盗窃，并且从此销声匿迹。在伦敦写关于维米尔的小说时，我经常从家里走路出发，穿过汉普斯特德希思公园，到肯沃德馆（Kenwood House）看一看《吉他手》（The Guitar Player），寻找灵感。
到1996年春天，我已经看过了37幅可能出自维米尔之手作品中的24幅。接着我直击“母矿”，造访了在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举办的维米尔回顾展，那里正展出他的23幅作品。展览非常火热，我只能隔着人海看画作，并且在被从通道上挤出去之前，只有几秒的观看时间。
这不是欣赏维米尔的理想方式。你可能更想要一间安静的空房间以及足够多的时间。那些画作一开始显得遥远，你必须一直集中精力，然后走入他们的世界。
1996年的那场展览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但至少我又能在我的清单上再划掉六幅维米尔作品——包括于我而言如命运般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就是它的家。那时候我也不会知道，20个月之后我躺在自己床上看着那张海报时，会突然好奇，“维米尔对她做了什么，让她能那样看着他？”从创造这个故事开始，它后来就成了我的小说。我的故事情节基于我们对这幅画已知的一些细节：维米尔的家族很大，他在不同的作品中让不同的女人穿他妻子的衣服，他画画很慢。一个美丽姑娘，戴着一副借来的耳环，在远离家庭的工作室里一连当模特几个月，脸上还带着那种表情？故事差不多可以自己写出来。
在那本书出版并且售出超过500万本之后的二十年，我依然惊异于它的成功。或许我不应该这样的。可能是因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一幅能抓住很多人心怀的画作，他们想知道更多。随着1996年那次展览之后的众多展出，那幅画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考虑到他作品的稀少，大部分展览都会弄一个主题——维米尔与女人，维米尔与代尔夫特，维米尔与音乐——然后加入其它荷兰艺术家的作品。不管其它作品有多么优秀，维米尔的画总能脱颖而出，就好像一盏聚光灯唯独在它们身上闪耀一般。
可是，我为什么要亲眼看他的作品呢？80年代，当我刚刚开始追索维米尔的时候，你能欣赏他的作品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那些可疑的复制品。现在你上网就能找到所有的作品——比如，只需要点击几下鼠标，你就能访问这个精彩网站：essentialvermeer.com。谷歌艺术与文化计划（Google Arts & Culture）最近发布了“遇见维米尔（Meet Vermeer）”应用程序，使用者可以超近距离地观察那些肖像作品，甚至还能看到笔触上的一粒粒灰尘和一根根鬃毛。程序里甚至包含了一个“虚拟展览”功能，所有的维米尔作品都以增强现实的方式挂在墙上。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亲自折腾去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看那幅少女画呢？
我一直都很喜欢待在有画的房间里。一来，屏幕是有背光的，它显示的是增强版的画作，那样子的效果不真。屏幕也常常放在环绕着很多干扰的地方——比如办公室里，火车上，咖啡馆里。身边充满这些，要想在画作上集中精力就很困难。去美术馆看画就好比去电影院看电影：你期望它能在一个专为它设计的地方。那会给你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自由，然后再专注于作品。在物理空间中，你可以靠近，也可以退远，还可以走进走出，从不同的角度观赏画作，而那是屏幕上的“缩放”按钮所不能提供的。
房间的三维空间也创造出一种气氛：围绕着你的空气，声响，光线甚至气味——这些都对你如何体验一幅画作产生影响。对着屏幕，你看着《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然后你又点了一段撸猫视频，或者点开了邮箱，你就把气氛破坏掉了。当然，美术馆的气氛也会被旅游团的到来或者自拍的人破坏掉。但是，当你在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的房间里和画作在一起时，你更有可能专注，内心平静下来，并且庄重地进入其中。
有一个附带小知识，那就是维米尔自己也会花时间触摸画布。站在他的地方，我感觉能离这位我从未谋面的艺术家更近。只有在看真迹时，我才能经历那种魔幻时刻。
维米尔变得如此受欢迎后，我的打卡也变得相对容易些。2003年，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联系我在维米尔展览期间办一场活动时，我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你们希望我说什么？”相反，我想知道“维米尔的哪副作品将会展出？”那幅《窗边读信的少女》（Girl Reading a Letter at anOpen Window）是我同意邀约的唯一理由。
当我站在这最后一幅画前时，我感到一种完成清单任务的满足，但也有种完成目标之后的失落。我现在该干什么呢？我应该“收集”另外一位艺术家吗？收集谁呢？维米尔的同代人法布里蒂乌斯（Fabritius）吗？太简单了，他只有八幅作品传世。伦勃朗吗？太难了：我崇拜他，但是他的传世画作超过300幅。卡拉瓦乔？他的画有90多幅，还比较可行。但是在这些艺术家身上，我没有如与维米尔那样的纽带。过去二十年，我既没为他们写过书，也没有谈论过他们。寻索他们，会显得机械，并且情绪上的满意感也会更少。或许是时候去佩特拉古城玩了。我已经订了票了。打卡。
（翻译：马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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