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日前撰文指出，关于投资于消费失衡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一是因为数据需要进一步推敲，第二，投资并没有那么可怕，并不见得会阻碍服务业发展。
他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通缩的边缘，短期来说，应该真正落实直接、快速、灵活、有效的财政政策，以尽量避免通缩。而新型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多着眼于公共服务的投资，比如环保、教育、医疗等与民生有关的公共服务应该是投资的重点。
以下段落节选自颜色教授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第138期“鸿儒论道”的演讲。
短期内让投资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会让很多人担心，靠投资而不是靠消费是不是跟主流观点不一样？是的，确实跟主流观点不一样。
主流观点认为，造成中国经济目前所有困局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经济结构失衡，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理想的结构，我们的结构偏离了这个理想，所谓结构：
一个是指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主流的观点认为这一层次的结构失衡表现为以外需太多、内需不足，经济内需当中投资过多，消费不足。
另外一个是指三大产业当中，第二产业及其中的工业和制造业太多，服务业不足，主流观点认为，还是因为投资过多、消费不足，所以才导致产业结构当中制造业过多、服务业不足。
持这类主流观点的人群中，也有乐观与悲观之分：
比如Paul Krugman，就认为中国经济要崩溃，他以美国家庭消费占GDP的70%为标杆，认为消费没有达到70%就是没有持续发展的潜力，中国的家庭消费占比太低，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久，所以中国经济肯定会崩溃，问题就是有多严重而已。
乐观派如Stephen Roach那样，认为中国经济是有这个问题，但是中国经济不会崩溃，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在调结构了，服务业在增长，消费在增长，所以中国经济会慢慢把结构调成美国那样。
但我们认为：“消费过低、投资过高”是一个错误判断。
消费和投资的数据衡量都有一系列的问题，除却这些，一个误区是，人们会把4万亿刺激政策所造成的投资浪费，放大到对所有投资效果的评价，一提投资，就会担心浪费和无效。当然，我们不是说投资越多越好，也不是说我们的投资体制没有问题，我们的观点是，投资问题不是数量和比重的问题，而是质量问题。
被低估的消费
中国经济所谓“消费过低，投资过高”的现象没有人们想象的严重，因为是中国GDP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与其它国家的差异。消费在中国是被严重地低估了：
第一，住房消费被严重低估了。
美国住房消费占家庭消费的20%，GDP的14%，而中国仅仅为8%和3%，但比重高的原因是中国的住房、房租这块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衡：中国自住房比例在过高的同时，我们在估算时用的还是历史房价，不能反映房价的迅速增长，我们的折旧用的是摊到每年每月的折旧（每年2%），美国用市场租金（大约6%），而除了高比率的自住房之外，事实上主流的真正租金并没有上报税务部门，所以中国的住房消费其实这块是很大的，只是统计数据上没有体现出来。美国的家庭账单，最大的消费是住房，我们最大的消费依然是吃喝方面，大概20%。
第二，服务部门的消费也被严重低估了。
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GDP比重70%，连印度都有57%，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为51.6%，人们简单认定中国经济结构有大问题。但是这只是统计口径不同的原因，我国服务业被低估的原因包括：
（1）医疗保健支出统计方法不同，医疗产品价格不是市场定价。在美国，这一支出占GDP的18%，而中国仅为5％；
（2）教育支出被低估，公立高等教育价格非市场定价；
（3）非正式的现金经济，很多服务未能进入统计，比如保姆等；
（4）另外，调查统计这块其实有很多的瞒报和漏报的状况，比如在2006年普查中，由于服务业的严重低估，GDP在修订后增加了16%。
第三，会计制度使得我们的消费被低估。
GDP统计中只有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企业消费这块经常会被列为运营成本，如汽车、差旅费、餐饮费、娱乐费用等，这块市场是非常大的。此外，一些私人企业为了避税，会把自己及职工的个人消费列为行政支出，有数据显示，中国私人企业的差旅费和娱乐花费是韩国的两倍。
所以，如果把上述消费统计在内，我们的大体估算结果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应该能再往上调10%。
被高估的投资
中国消费在被低估的同时，投资被严重地高估了。
在投资的统计中，存在大量的重复计算，这使得各省的GDP之和要远远大于全国GDP。各省GDP之和是从2003年以后超过全国GDP的，这与中国投资率上升的时间点是完全一致的，中国投资率从2003年开始快速提高，在不到8年的时间内上升了超过10个百分点，高出来的GDP其实很大一块反映投资被高估，以及投资的重复计算。假设没有被挤出的水分和重复计算是超出额的一半，应当有1.5-2万多亿，其中绝大部分是投资。
另外，投资是名义值，如果算实际投资值的话，由于投资价格指数也被低估了，所以投资会被高估。
所以经过这些调整，我们认为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其实应该减少5%左右，现在投资大概占GDP的44%，如果减掉5%的话，投资大概是在39%左右。
39%，这个数值还是比美国高很多，那么它是否还是说明中国投资依然过剩？
事实上，我们再看其他的东亚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曾经都有过30%几，甚至40%以上的状况，在某个历史阶段，投资相对高，这是整个东亚经济的特点。
和美国的投资比例17%相比，中国比较高，但是考虑国家之间的发展阶段和其它差异性，不能断然认为中国经济存在严重失衡。事实上，目前没有公认的成型经济理论证明存在一个一般的最优投资率，如果只是单纯地参考某些国家，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的研究发现，高投资率其实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高投资形成的资本积累、技术改造和研发创新，经济增长就缺乏动力。
高储蓄形成的高投资率是东亚增长奇迹的共同特征：新加坡投资率曾接近50%，韩国一度是40%的投资率，日本60-80年代投资率基本在30%以上，泰国也曾有过接近40%的投资率。当然，这种高投资率只是历史阶段的特征，不会维持多久。
就前面提到的“两个结构”，以前的观点认为投资会阻碍服务业的发展，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有效的投资可以促进结构转型和服务业的升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一点——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很多人不明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研究其实跟这个提法非常一致，也就是高端制造业需要现代服务业的支持，投资有助于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现在制造业要转型升级，要往高端走，必须持续地投资。
投资其实是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服务业TFP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投资有利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有效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
投资也有利于补民生的短板。长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中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和娱乐等民生社会领域所占比重偏低，尽管近年来有所提高，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过去20-30年，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投资服务化——投资品用了越来越多的服务业的附加值。原来我们说投资就是机器，现在投资里面越来越多服务业的要素。比如，生产型服务业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而生产型服务业的特点之一就是信息技术、商业服务、金融业等服务业更多用于投资，促进生产，而不是直接被消费掉了。
根据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中日韩美四个国家，服务业产品占投资的比重在迅速上升，有的国家上升到接近15%。
正是由于投资越来越多用于包括信息、商业、金融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所以这类投资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从各国经验来看，国家越富有，投资服务化的趋势越明显。
随着中国越来越往中高端走，投资里要用越来越多服务业的产品，所以不用太担心投资导致失衡的问题，投资会促进产业结构和服务业的升级，不能把目前中国服务业占比不大简单归结于太过于依赖投资和太不重视消费。
我们发现投资服务化对1970、80年代以来中、日、韩的服务业比重上升的贡献超过1/4；世界投入产出表中的41个国家中，有22个国家投资服务化对服务业比重的上升贡献超过1/5，有11个国家投资服务化的贡献超过一半。
所以，产业结构升级，其实跟投资的变化是紧密相关的，如何理解投资的服务化？其实就是服务业的相对价格更高了，还有服务业的技术更高了。比如，一台计算机的价值中，硬件价值是制造业的附加值，软件价值是服务业的附加值，服务业附加值的比重高，既可能是由于软件相对硬件的价格更高了，也可以是由于软件的生产效率更高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这种投资其实是有利于经济结构变得更加均衡，在使用中、日、韩数据估计了生产函数后，我们的研究发现，服务的相对技术不断提高，是导致投资服务化的重要原因。换言之，以信息技术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实是促进了无形资产的投资，导致投资服务化重要的基础变革。
因此，一个国家并不一定依靠提高消费率来促进服务业发展，推动投资内部的结构转型可以在保持高投资率的同时，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