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妮·兰德的新书——自传《女佣：一位低收入母亲辛勤工作的自强路》（Maid: Hard Work, Low Pay, and a Mother's Will to Survive）——令人耳目一新：兰德28岁时意外怀孕，为了抚养孩子，她先是搁置了在蒙大拿大学学习创意写作的计划。更糟的是，由于孩子的父亲对此基本不闻不问，也没有亲戚施以援手，兰德最后不得不和刚出生的女儿米娅栖身于华盛顿州的一个收容中心。
随后数年间，兰德干过很多收入微薄的工作，也因此对政府福利系统有了全面的了解。最后，她逐渐上手了一项较为稳定的工作——当一名女佣，为雇主提供打扫卫生等家政服务。与此同时，她也没有放弃大学梦。兰德的《女佣》一书基本以时间为线索叙事：白天，兰德在雇主家中辛勤洗刷厕所；晚上，她争分夺秒地学习大学网络课程。米娅上床睡觉后，兰德开始在电脑上写文章发博客。
《女佣》一书涉及面极广，从底层穷人的社会地位和情感现实，到单亲家庭的财产和机会成本，甚至到只有女佣才有机会窥见的家庭秘辛，均有所述。现在，米娅已经11岁半了，我（指本文作者艾什莉·费特斯，《大西洋月刊》记者）和兰德谈了谈她这些年来的所见所闻，以及她和米娅相依为命的日子。
由于篇幅有限，本次采访略作删减。
艾什莉·费特斯：在《女佣》中，你指出，女佣大部分时间在富裕家庭中度过，却要在贫困中养育自己的孩子。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你的雇主们对贫穷的真正含义常常存在误解。他们主要对哪方面有误解呢?
斯蒂芬妮·兰德：事实上，他们不知道我活得有多艰难。我一直都没有对我的朋友，尤其是我的客户透露我的境况，因为我不想唤起他们的同情，也不想让他们为我感到难过。同时，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有时候我会依靠食品救济券之类的东西度日，这好像在当小偷，让我感到耻辱。当别人信任你，愿意留你单独呆在他们家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让他们把你和小偷联系起来（笑）。
我觉得他们并不知道这项工作对体力的要求有多高，他们并不知晓我付出了多少辛劳，我什么时候病了，我女儿又有多常生病。我特别希望雇主们不要临时取消家政预约。当他们说“噢，我今天不上班，打算在家呆着，你就不用来了”的时候，对我来说却意味着“啊！今天少了40块钱进账！”
费特斯：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你与你女儿之间的关系，以及你为她所做的牺牲。你下笔的时候是怎么跟米娅谈起这本书的?
兰德：米娅知道她妈妈一直在写关于她的东西，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最初，我只是在自己的博客上记录生活。渐渐地，我的文章开始在本土杂志上，甚至是网络上发表，她很享受这种感觉。米娅想让更多人知道她。有一回，她知道自己的照片登上了《华盛顿邮报》，她可高兴了。
至于这本书，我还没让她完整读过，只给她展示了其中一章，那章描述了她在医院时需要插耳管的场景。我想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陪着她看完整本书，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有点令人痛苦。譬如说，怀孕初期，我内心曾有过是否应该终止妊娠的挣扎。在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希望我是陪在她身边的那个人。
费特斯：书中深刻地论证了仅靠微薄薪水支撑家庭是何等艰难之事，无论是证明你有多迫切需要住房拨款、育儿拨款，甚至只是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都需要和很多政府人员打交道，这其中困难重重。这是你写书的初衷吗？将目光聚集在美国底层贫民阶层在官僚机构之间求生存的现状？
兰德：其实这些东西在我的生活中很常见，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描述这些东西挺无聊的。但后来，我的编辑鼓励我从中发掘出更多东西。她问我，“你从收容所搬出去，到终于自己租上公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回答说，“我当时住在过渡屋里，要办很多手续。”“都包括什么呢？仔细想想，把它们写在书里！”
我后来回去重读了芭芭拉·艾伦瑞克的《我在底层的生活》，这本书花费大量笔墨描述她寻找住房的经历。然后我开始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我的经历，我发现它们并非随处可见，相反，这样的经历可以引起读者的精神共鸣。所以，我也动笔大书这段经历，以一种让人疲惫不堪的方式——我希望读者会感到疲惫不堪，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次让人筋疲力尽的过程。当然，我的初衷是证明穷人活得多么艰难，而这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们每做一件事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当一名穷人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同时，大家还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贫穷都是懒惰导致的，当一名穷人是耻辱的。
费特斯：正如你在书中指出，女佣可以一窥雇主的家庭生活甚至秘辛。尽管雇主经济富裕、生活舒适，但他们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挑战。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钱财不足是如何对心理和生理造成伤害的，那你怎么使这个观点与书中另一观点“仅仅拥有足够多的钱并不一定意味着快乐”和平相处呢？
兰德：其实，后面的观点是在我“幻想破灭”之后建立的。我曾经认为，只要拥有了带车库的半山围墙别墅，很多困难就会迎刃而解。但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天真。
但我也见过一些有钱的父母，他们可能吸毒成瘾，或者蹲过大牢，他们很不解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对此也感到很惊讶。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好像只在低收入人群中见到过，而不是他们这种热心社区生活、受人敬重的人。当地人会对此津津乐道，但不是以对此司空见惯的语气。打个比方，要是大家知道我吸毒或者入狱了，他们会认为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随之而来的会是冷漠的“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你？这是你自找的”。他们（有钱人）似乎拥有很多我永远也不会拥有的自由。
费特斯：《女佣》一书的结尾非常具有积极意义：你和米娅已经搬到蒙大拿州米苏拉市，你也开始重拾学业了。这期间发生了什么？这些年来你和米娅过得怎么样？
兰德：在书的末尾，我还是会去领取食品救济券，还会去给雇主打扫房子，努力平衡学业。我们其实度过了比较长的一段艰难时期，情况可能一直到2016年才稍有改善。从那时起，我终于不再领食品救济券了，也有可能只是为了争一口气。我的生活条件在慢慢变好，基本上已经失去了申请救济券的资格，我便决定不再申请。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你很难证明自己的收入，也很难证明自己处于在职状态。
有很多次我都以为我们将会失去住房资格，也有好几周我都是饿着肚子的。这本书以搬家作为结尾，是一种非常愉快的氛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因为搬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在这里，一切都好。”
（翻译：刘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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