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哪有那么多“当代《围城》”？学院小说的几种真实面貌

撰文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学院是什么样的？在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应物兄》中，我们看到了中式学院的一种写法。另一部学院小说《斯通纳》有着这般对于学院生活的定义， “大学就像一个庇护所，是给那些体弱、年迈、不满以及失去竞争力的人提供的休养所。”斯通纳的好友说，大学不是为了学生存在，不是为了追求知识存在，而是为了那些世界的弃儿存在，其中就包括以斯通纳为代表的、对世界抱有希望又容易遭遇失败的“中西部堂吉诃德”。

学院真的是庇护所吗？提到学院小说，人们总会提到钱钟书的《围城》，并屡屡将当代的学院小说比拟为当代版《围城》。以下选入书单的几部小说中，有的就曾顶着“当代《围城》”的称号。然而在千篇一律的“当代《围城》”的概括下，它们各自具体的面貌有怎样的差别？又分别写出了学院的哪些方面？ 

《大风歌》：学院不是象牙塔

李庆西的小说《大风歌》为读者揭示了一所省属综合院校的中文系与国学院的运行内幕。这所学校正面临着将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与国学院合建的调整考验。院系变动中的人事调整之复杂、学术权谋之纠缠自不必提，更值得一说的，是在变动中态度愈发鲜明的两派学人。

一派教师高瞻远瞩、雄才大略，通常在学术成果上表现不菲，并勤于发表论文、参与学术会议，他们希望将中文系“去文学化”，变成中国文化系；如后来晋升为系主任的某教授所称，“语言、文学只是用来实现文化与价值认同的材料与工具，它本身不是一种价值目标，”讲国学也不仅是讲经史子集，而应当是治国治学、大国崛起之道。

另一派教师如同闲云野鹤，虽然学有专精、论文不少，但不愿意参加学术会议和社交联谊，被视为圈内“怪咖”。一位名唤李逵的经学女教授就是“怪咖”之一，她将自己比喻成制衣厂的缝纫女工，认为自己的学术成果如同女工制作的衣服一样，虽然操作出色，但并不享受工作。李逵反思着学院学术的“内卷化”，认识到自己多年来的研究章句之学，可能只是一口枯井，“初入门时觉得那是瀚海无边，可是越搞到后来越是意趣全无。”她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私下默默集中力量搜集学界腐败的证据，考证出了诸多关联到学术大家乃至“泰斗”的学术抄袭事件，之后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李逵投河自尽，构成了小说的戏剧性高潮。

借由两类不同的学人在这一变动中的表现，小说在抖露权谋斗争、学术不端诸种学界内幕的同时，也呈现了对于学术本身的思考。比如，文学需要被看做是材料和工具吗？学术和权术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并进一步追问道，学术需要“追赶思潮”成为另一种工具吗？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思考和追问，学界丑闻和人事争斗不再停留为丑闻轶事，而以其强烈的现实相关性给人以震撼。比如说善于“刷论文”、“刷数据”、有学术不端嫌疑的学者，难免令人想起去年引发热议的南京大学“404教授”。小说通过这一系列追问也试图使人们明白，学院不只是象牙塔，学术研究也不仅是埋于故纸堆皓首穷经，而与生存和信仰有关。

《欲望的旗帜》：学者的精神危机与欲望旋涡 

与《大风歌》一样，格非的小说《欲望的旗帜》也把一起意外死亡事件引入了学院，只不过这桩案件发生在全书开篇。死者贾兰坡是一位来自著名高校哲学系的德高望重的教授，他主持的一个国际学术大会即将召开，然而就在会议开始前夕，他被发现从家属公寓的十六层坠落。教授为何这时死去，又是因何死去，成为全书的悬置之谜。死去教授的弟子曾山，本校的一位哲学系副教授，是小说的主角。与《大风歌》《应物兄》这样着重描写学院人事进退、学术权谋的作品不同，这部小说虽然也提到了哲学系即将面临解散、并入政教系的整体性调整危机，但最主要书写的仍是陷入精神危机与欲望旋涡的诸位学人。比如那位意外死亡的哲学系系主任，被哲学系女生称为“性变态”，不止一次地想要探寻妻子以外的年轻异性身体，从女学生骚扰至工厂女工；再比如主角曾山结了两次婚，都以离婚告终，他始终不能明白第二任妻子、也就是当年他课堂上的学生，想要的是什么；还有哲学教授的师兄，他被欲望折磨到发疯的程度，接连换着情人，带她们去打胎，幻想自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最后赤身裸体在村庄中晃荡。 

故事的人物和情节犹如寓言一般抽象迷离，如果读者期待实在的、揭秘欲望性事的描摹，一定会感到失望，书中最有趣的部分也并不在于为人们还原一个著名高校哲学系的真实样貌，而在于以思辨语言来让感情和欲望现形。比如作者在形容曾山与第二任妻子的情感时，说妻子渴望她的欲望一再被延宕，需要“冷漠”作为衣架来置挂她的爱情，这也让二人的相处变得不可能。在迅速选择离异后，妻子陷入了一种奇怪境遇中——欲望与冷漠彼此矛盾又互证存在，“她注定了是一个隔岸观火者……离婚后的抑郁不欢让她看到了爱情的存在……她只能从对方的冷漠中才能感到爱意，吮吸到它的气息。这种冷漠颇像一只衣架，她需要它，只是为了能够挂住她的爱情。”

比这更为复杂的，是哲学教授的形象。书里写道，他在白天与晚上也判若两人——在白天，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哲学系讲师；到了晚上，他是“一面破碎的旗帜，一堆碎纸屑、一条千疮百孔的抹布”，他对于哲学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将论文撕得粉碎。他发现哲学对于通常意义上的生活并无助益，而是一种障碍，因为它只会让人们看到“绝望”或“废墟”的性质。“一个人就是一个处于破败之中的神，”这是坠楼的贾兰坡最后在《爱默生文集》上划线的语句，也是整本书的题眼，至于具体事件的谜底——谁杀死了他——已显得不再重要。

《灵魂的两驾马车》：两相攻讦，身不由己

这本书似乎是一部中国版的《斯通纳》的故事（事实上这个故事比《斯通纳》引入中文版的时间还要早）。《灵魂的两驾马车》与《斯通纳》的相似之处在于，小说的主人公长根也是一位农村出生的、依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文学教授。出场时他已经是正教授了。书里写道，他经历了学士、硕士、博士阶段，写了无数论文，填了无数表格，从助教做起，陆续当上了副教授、教授、博导，现在已经站在了“大学职称阶梯上的最高一级”。作为农村出来的孩子，在四十岁前就做到中国一流大学的正教授，已经算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他却发现，“自己俯视的不过是一片沙漠。”

他的妻子也如斯通纳的妻子一般，是一位出生在城市的姑娘，夫妻两人之间由于出生背景、家庭环境、教育经历的种种差异，在婚姻生活中产生了许多龃龉。在一次讨论“中国今天的文学主题应该是什么”的作家与评论家的沙龙中，长根教授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并与她产生了一段婚外情纠葛。与《斯通纳》中的婚外恋是“情欲与学问统一的”不同，这份纠葛开头是甜蜜的、充满激情的，后来却变得狼狈不堪——这位女作家显然并不是她所声称的性自由者，她用尽各种手段逼他跟妻子摊牌、与自己结婚；他节节败退懊悔不已，仿佛通俗的爱情泡沫剧里陷入中年危机的男人。此时孤立无援的长根教授，向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的郑教授求助（他和许多本科生研究生都上过床），对方给出指点：拒绝女人的纠缠是没用的，要让女人主动向离开你。

通过讲述这位以当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教授与女作家之间的关系，小说侧写出了当代文坛的某种生态环境。教授的评论对于年轻的女作家来说非常重要，所以，随着在中文系地位上升，他对于女作家的性吸引力似乎也增加不少，女作家们对他“拍马屁”，因为她们相信这可以让他写出正面的评论，他就像“一扇通往文学史的大门”，教授和评论家的身份赋予了他“男性的力量”，让他成为了中文系诸多女生的“崇拜和色情想象的对象”。由于女作家的关系，教授本人也加入到了作家与编辑的晚饭聚会中来，这场聚会仿佛是一次资深编辑向文坛新手传授经验的盛会。在场全是年轻的女作家，在教授的眼中，有几个还算漂亮，其余的不算漂亮，“但都摆出漂亮的架势。”杂志编辑向女作家们传授写作经验，比如应当有节奏地推出新书，因为同时推出许多作品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应当用三四个月完成一部长篇，“伟大的作品，实际上都是在瞬间写成的”；以及有许多获得评论家好评的书卖得并不好，但如果想在文学界占据一席之地，她们需要评论家的评论。 

长根教授并不赞同这位资深编辑的见解，他有着自己的文学主见。在一次名为“中国文学的现状”的会议上，他听完熟悉的牢骚论调，发表了一段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批评。他认为，无论是农村文学还是城市都已经过时了，“这些作家描写的，是人们已不再有的情感；他们所讨论的，是人们已不再关心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写的是伪文学。”他的批评也自然引来了作家们的反对。一位女作家回应说，评论不过是一种“手淫”的学问，“你们批评家只会说些空话。你们总是在呼唤什么伟大作品，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写一本出来给我们瞧瞧？”批评家称作家写作“过时”，作家称批评家批评为“手淫”，二者彼此攻讦，讨论毫无进展，即使是长根这样与女作家有过“亲密接触”、对文坛运作已经非常熟悉的批评家，也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这样滑稽的场面之中。 

《换位》：考试制度、推荐信、研究方法的种种荒唐

英国作家戴维·洛奇著名的“学院三部曲”之一是《换位》，这部小说详尽地体现了他对于学院具体制度的讽刺与反思。《换位》讲述了一位英国教授与一位美国教授交换位置访问对方院校的故事。首先是英国高等教育的学业淘汰考试制度， 小说主角之一斯沃洛教授就是被这种考试体制培养又摧毁的。斯沃洛教授热爱考试，总能取得优秀的成绩，他是这样准备考试的——首先将自己变为一个承载知识的容器，用书本中经过提炼的知识填满大脑，再在考试中恰如其分地将这些知识倾倒出来，从考试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直到大脑回到空空如也的状态。在需要考试的岁月中，他一再地重复这个“清空—填满—倾倒—清空”的循环，他不需要贮藏什么知识，因为就如同戴维·洛奇所写的，“他掌握知识有多迅速，知识漏失也就有多快。”如斯沃洛教授一般经历了层层考试筛选的英国学生们，在抵达研究生阶段之后，会变得“孤独又绝望”，因为所有的考试都结束了，他们不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戴维不无讥讽地写道，在人群中，凭借呆滞的目光就可以轻易地辨别出他们，“那是患上炮弹恐惧症的老兵的迷离眼神。”在这些研究生终于如愿进入学术道路、取得晋升甚至当上了系主任之后，他们就会带着怀旧的心态看待过往的考试岁月，至少那时他们头脑清醒、积极进取、目标明确。

除了考试制度，戴维·洛奇揶揄的还有英美学院的推荐信制度。在《换位》里，英文系教授在飞机上偶遇过去的学生，这位学生因为不学无术，未能在本校继续读研究生。毕业后，他热爱满世界地申请职位，作为推荐人，教授经常会收到各种推荐信评估邀请。然而令他哭笑不得的是，这位学生的志愿跳跃得非常极端，有的时候他渴望成为外交部的文化参赞，有的时候又愿意去某个螺丝公司做工头。教授觉得不胜其烦，于是他开始隐瞒对这位学生不利的事实，对所有的邀请都回以热情洋溢的推荐语。结果，这位学生竟然成功地进入了美国某高校继续攻读研究生。他们再次相遇时，教授的感觉是自己犯了“伪证罪”。因为不想耗费心神而草率敷衍，反而让不学无术的学生进入了研究生院，这也是看似靠谱的推荐信制度的疏漏之处。

从《换位》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学者研究方法的反讽。与英国教授“互换位置”的美国文学教授莫里斯·扎普的学术研究宏愿就是一步步地覆盖名家作品，令他人无研究可做。比如对于简·奥斯丁，他要做一系列的评注，涵盖这部小说的所有研究角度，从历史的、传记的、修辞的、神话的，到弗洛伊德的、荣格的、现象学的，对于其他作家也要一一炮制这种研究方法，也许还会用上计算机和研究生团队，让他人再没有话可说。 而这些研究具体有什么价值，他又是为了什么而研究，根本就不重要。 

《我带你去那儿》：哲学系女生的哲学式爱情

《欲望的旗帜》中对于哲学系女生——也就是故事主角哲学系副教授的第二任妻子——的情感经历有着细致的描摹，然而她实在过于反复无常——先是给已经离婚的前夫写信表示要重新来过，在丈夫真的到来时又显出决绝的冷漠态度。在美国作家乔伊斯·欧茨的小说《我带你去那儿》中，读大学陷入爱情的哲学系本科生女孩真正地成为了故事的主角。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纽约州的一所大学，“我”是一个刚进入大学不久的学生，热爱阅读哲学杂志，为欧洲哲学史的课程做了许多准备，还写作了关于斯宾诺莎的论文。

哲学系女生的成长体验总与哲学思辨彼此交织，她未达到她这个年纪的正常体重和身高，却并不为此担心，她不愿将自己当成是一个躯体——她对于自己身体的认知也是哲学式的。她的骨骼瘦长、乳房干瘪，与同龄发育“正常”的女孩一点也不相像，她认为她们彼此属于同类，而她自己是异类，属于边缘亚种。她也试图用哲学来提点自己受到排挤的处境，就像《欲望的旗帜》里爱默生那句“一个人就是一个处于破败之中的神”是全书题眼，女生也在《伦理学》课本上划线，“努力去理解他人是首要的、基本的，也是唯一的美德。”

她的情感经验亦有着强烈的哲学色彩。这位女生在伦理学课上爱上了一位黑人研究生，她尾随他到他的住处，朝他的窗户痴情地张望，她看见他投映在窗帘上的影子，认为自己是在看对方抽象的存在，并联想到了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她知道自己被影子所欺骗，为影子所痴迷，但却无从解脱。 她终于让研究生发现了自己，他们开始约会，女生表现出了对于他的思辨的崇拜与爱慕，研究生说他赞同叔本华所说的，比如在斗争、做爱和生殖方面，个体只是物种里的工具，然而他自己却从不打算结婚、生殖，女生立刻也表示，她也不要结婚，也不要孩子。为了这个人，她自己也拼命读书，因为要是她的爱人仰慕维特根斯坦，她也就必须尽所能地了解维特根斯坦。讽刺的是，她的爱人只有在沮丧无聊、无法思考哲学问题时，才想要粗暴地占有她。

在欧茨将哲学格言与个人体验混合的写法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女性的成长方式——不仅她的身体是哲学式的，她的爱情是哲学式的，甚至是她的欲望逻辑也哲学式的，她在面对爱人时想的是，“只有那些我们配不上的事物才能证明我们生命的价值。” 这也导致了，最后的情感结局永远不能如她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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