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浙江新闻客户端 刘雪松
发生在黑龙江省的4起惊天“奴工”案，因为52岁的沈某从当地一处化肥厂工地逃走而被揭开。2018年3月底的一天，江苏人沈某沿着铁路一直逃，幸运的是他被哈尔滨铁路公安民警发现。更幸运的是，经黑龙江省公安厅指定，一场称为“4.24强迫劳动案”由此开展侦办。至此，黑龙江当地4起强迫劳动案犯罪团伙被抓获。而52名被害人脱离“劳奴”生涯时，有人已经忘记自己是谁。一些在失去自由与尊严、捱不过长年累月重体力劳动和拘禁殴打的“劳奴”，有的已经死在工地上。
能够被诈骗、并成为被强迫劳动的“劳奴”，都是生活最艰难的人群，其中不少是智障、聋哑、文盲、流浪人员。最弱势、最需要社会帮助与呵护的，偏偏成了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他们中有人累了歇息被打得吐血，有的逃命不成反被押回打到“认命”，有的为求生存、由被害者成为施害者……犯罪团伙手段之狠，很多人迄今连完整的表述都已无法完成。法治社会，有如此恶案，令人震惊。
然而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同年12月上旬，4起强迫劳动案先后在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当月底，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来自黑龙江和吉林的4个团伙13名成员，仅分别被判刑1年至6年并处罚金。几名受害者被强迫劳动的最后一处工地——中哈高科，仅事发后停产接受调查，目前已经恢复生产。
被诱骗、并被犯罪团伙控制的“劳奴”，来自全国多个省份。他们中有的失去人生自由、被迫从事高强度劳动已经长达5年。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犯罪团伙13名成员被判1年至6年的刑期，差不多与“劳奴”受害的时间长度相当。可以想象的是，他们为之付出的法律惩罚代价，与他们手上施害的“劳奴”此前所付出的，无法比拟。这样的判决，受尽辱凌而失去判断能力的“劳奴”可能已经无法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但是旁观者无法接受。
不错，按照刑法二百四十四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 “强迫劳动罪”，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判处的标准也只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范围。按照这条罪名判，没有毛病。但是从系列“劳奴”案的案情来看，强迫劳动只是犯罪团伙的目的，而手段却是限制人身自由。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对如此恶劣的严重犯罪，对行为人实行数罪并罚，既是法律给出的标准，也是对受害者合情、合理、合法的安慰与伸张正义。而当地法院的一审判决，显然是取法乎“下”。这杆法治的天秤，还需要重新掂量。
犯罪团伙控制“劳奴”，看中的就是暴力威逼之下几乎为零的劳动力成本。如今他们面对仅仅1至6年刑罚的犯罪成本，恐怕同样笑得合不拢嘴。对于那些被他们视若脚下蝼蚁的“劳奴”来说，在他们手上哪怕只是24小时的一天都是生死煎熬，更何况长达5年的禁锢折磨。而法律面前，这些极尽摧残之能事的暴力犯罪者，他们服刑期间的一天，与“劳奴”的一天是无法平衡、无法抵销的。“劳奴”5年之后，已被摧残得不成人样。而犯罪团伙成员1至6年相继出狱之后，走出来完全可能依然是条“汉子”。这点代价，对他们来说算得了什么？他们难保不会继续“开张”。只要有用工企业的需求就行，有诱骗“劳奴”的机会就行。
中哈高科作为“劳奴”的最后一处工地，便就“开张”了。这家接收犯罪团伙将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劳奴”作为劳动力的用工单位，当初如果依法用工，便不会有犯罪团伙得逞的机会。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这样的用工单位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他们同样应该站到审判席上，接受法律的惩处。然而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私营化肥企业，用“劳奴”肥了自家的“田”，案发之后仅停产接受调查，早已恢复生产。他们为这些“劳奴”身心所受的创伤，又付出了什么代价？
有廉价劳动力成本的疯狂需求，就有控制人身自由的强迫劳动犯罪供给。而这个环环相扣的廉价供需关系，取决于违法成本的代价高低。遗憾的是，4起偶然发现并查处的犯罪团伙案，给犯罪人员、给违法用工企业，开出的是取法乎“下”的“罚单”。面对如此柔软的法治铡刀，他们可能不只是偷着乐，一定会有人想着继续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