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跨过门槛走出房子时，最后一刻的勉强努力使我鼓起了勇气。”汉斯·汉娜·伯格写道。一袭黑色定制裙装，白手套，精致的珍珠项链，汉斯·汉娜的外表看上去无可挑剔。她风姿绰约地走在街道上，沿路留下她身上散发的淡淡香水味，手镯发出轻微的叮当响声，但是此刻的汉斯·汉娜是非常紧张不安的，因为这是她第一次以女性的身份外出。
在为杂志《第三性》（The Third Sex，德语刊名为Das 3.Geschlecht）的创刊号撰写的文章里，汉斯·汉娜描述了她这次外出活动的经历。《第三性》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本专注于跨性别问题的杂志，该杂志最初于1930年在柏林出版，并且在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最后的几年里发行流传。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进行民主政治实验时产生的国家政权。纳粹上台掌权后，该杂志的出版社被摧毁，这本杂志后来几乎完全被世人遗忘，因此导致后来的大多数报道都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才是跨性别期刊的诞生地。最近由藏书家罗莎·温克尔（Rosa Winkel）协助再版的《第三性》杂志，让现在的人们重新听到了过去德国酷儿（queer）群体失落的声音，也使这一段值得注意的跨性别者的历史记忆再次得以唤醒。
从十九世纪开始，德国就与“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个词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个词在英语中被称作“德国风俗”（German custom），在法语中被称为“德国恶习”（vice allemande），意大利人则干脆把同性恋男女直接都称作“柏林人”（Berlinese）。当然，同性恋者其实遍布整个欧洲，但是德国的思想家对不符合异性恋行为规范的性别（non-heteronormative sexualities）进行了积极的研究，他们还公开讨论同性恋人士的权利，并开拓了性科学（sexology）的研究领域。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德国出版了超过一千部关于同性恋的著作。从英国到日本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德国的性科学家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而且他们自己的学术著作也经常首先在德国获得出版，其后才在自己的国家出版。
魏玛共和国被认为是现代主义发展的顶峰，这段时期见证了新的社会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一些社会实验的完成。德国电影制作人弗里茨·朗（FritzLang）的表现主义电影《大都会》于1927年首映，阿尔弗雷德·多布林（AlfredDöblin）于1929年出版了他富有冲击力的创新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次年汉娜·霍克（Hannah Höch）公布了她的达达主义艺术风格的蒙太奇照片《马琳》（Marlene）。
在重新塑造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同时，德国人开始思考和质疑性别角色和性别身份。正如历史学家克莱顿·惠斯南特（Clayton Whisnant）所言：“与其他地方相比，魏玛共和国可能更容易与各种性的试验联系起来。”柏林是欧洲无可争议的“gay都”，1900年，有超过五万名同性恋居住在这个城市，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从其他地方涌来，到这里寻找友谊、爱情和性爱。至1923年，柏林已经有了几百家同性恋酒吧，分别迎合不同群体的需求，不论男人或女人、老年人或年轻人、有钱人或工人阶级都能找到自己的活动场所。像米卡多（Mikado）、魔笛（Zauberflöte）和道林·格雷（Dorian Gray）这样的一些夜店，成为了当时国际化的热点娱乐场所，这个城市精心策划的各种同性恋舞会也吸引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目光。各种协会为社会交往和政治组织提供了机会。更重要的是，当时宽松的审查制度让几十本低俗同性恋小说和一些同性恋期刊得以出版，甚至还出现了同性恋的个人广告。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描写了自己三十岁时在德国生活的情况，还因此激发了音乐剧《卡巴莱》（ Cabaret）的创作，一言以概之：“柏林意味着男孩们的生活。”1928年，美国诗人威斯坦·休·奥登（W. H. Auden）也做出了类似的描述，在他的眼里，这个德国首都就是“同性恋者的白日梦之地”。同年，露丝·玛格丽特·罗林（Ruth Margarete Roellig）在她那本著名的女同性恋景点指南中总结道：“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因为他们都特别注意满足每一种嗜好的需求。”
对跨性别者来说，各人的体验都是不尽相同的。《第三性》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异装癖者”，但是历史学家劳里·马霍费尔（Laurie Marhoefer）指出，在当时，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以德语为母语的人们当时正在开发一个关键的词汇，用以描述对已被认定的身份的扩延。卡尔·玛丽亚·克特贝尼（Karl-MariaKertbeny）在1869年杜撰出了新词“同性恋”（homosexual），马格努斯·赫西费尔德（MagnusHirschfeld）在1910年发明了新词“异装癖者”（transvestites）。这个词语既可用于描述变装者，也可用于描述跨性别的人。根据一些当代受访者的自我报告，有一些异装癖者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但大多数并不这样认为。许多人只是在某些特殊场合才会穿着传统上属于异性的服装，而另一些人则是以完全迥异于他们出生时的性别生活着。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似乎愿意设法满足社会对他们的期望与认可，而少数人则试图挑战既有的社会规范和秩序。性别确定手术在当时已经出现，但并不多见。第一例这样的手术在1920年完成，当然，一点也不令人意外，是由一位德国医生主刀的。
因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还不清楚一个在1930年代的德国被认定为是异装癖的人，包括汉斯·汉娜·伯格在内，在今天应该被算作是跨性别者（transgender）、非二元性别者（nonbinary）、变装者（cross-dresser），或是另外的什么人。韦格纳博士（Dr. Wegner）在一篇文章中确认过这个词语内涵的丰富性，该文章发表在杂志《第三性》的第一期。“正如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外表和内心态度，异装癖者也有着不一样的性格特点。”魏玛共和国时期许多同性恋活动人士担心性别多样化人群的分布过于分散，因为跨性别者不像男“同志”或“蕾丝边”那样引人注目或有组织。弗里德里希·拉德苏维特（Friedrich Radszuweit） 发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是人权联盟（the Federation for HumanRights）的领袖，还是好几种同性恋期刊的出版商，为了组建一个跨性别者的群落，他创办了《第三性》杂志。
这份杂志刊登各种科学文章、虚构故事、贴士专栏以及自传体文章，例如汉斯·汉娜·伯格写的那篇自传体故事。汉斯·汉娜在文章里描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女性朋友是如何帮助她“实现她的梦想”的。这位好友帮她化妆，当她第一次跨出家门走向社会的时候，也是这位好友为她提供了安全保障。很快，汉娜自如地走出了“女性步伐的韵律”。在电影院里，一位绅士出乎意料地给这位和蔼有礼的“女士”让出了自己的座位。由于汉斯·汉娜还不习惯接受这样的礼遇，她当场被窘得不知所措、哑口无言。当另一位男士表示想要搀扶她行走时，汉斯·汉娜吓得紧紧抓住她那位女友的手臂，而且让她替自己去与这位男士交谈。因为有一位支持自己的好友的陪伴，汉斯·汉娜获得了自信，敢于走进城市的人群，探索自己新的性别身份。《第三性》的创办目的也是希望扮演一个类似的陪伴角色，为跨性别者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促使他们产生自信心，而且这本杂志一再向读者表明：他们完全可以不需要面具，过上自己真实的生活。
每一期《第三性》杂志中都穿插点缀有各种插图，但是这些插图往往与杂志刊登的文章内容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插图通常是一些专业图片或是由读者提供的街拍照，展现出社会上各种不同性别并存的活跃程度。有些照片记录了人们穿着礼服或燕尾服等十分正式的服装的样子；另一些照片则拍摄到一些穿着精心设计的服装的人，打扮得像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Cleopatra）一样。而大多数照片记录的是身着日常服装的人，比如简单的裙子外系着白色的围裙、棉衬衫上打上领结以及皮短裤等。然而，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将这些照片全都联系了起来：几乎所有照片中的人物都是在一种空白的灰色背景之中出现的，所有的画面都弥漫着一种无可否认的悲伤情调。柏林的同性恋景象也许在夜里显得喧嚣热闹，但是当“魔笛”酒吧熄灭了闪烁的灯光，关掉了喧闹的音乐之后，酒吧的许多客人只能返回各自的家中躲藏起来，直到夜幕再次降临。
《第三性》杂志为跨性别者营造了一种社区感。在这里，各种跨性别的聚会、面基或特殊服务都可以刊登广告。读者总是迫不及待地盼望新一期杂志的发行，每当新杂志终于送抵报刊亭后的几个小时里，读者都会被其深深吸引，全神贯注于阅读之中。这份杂志的读者通常喜欢一大群人聚在一起阅读，但这一点令一心想要增大杂志订阅量的拉德苏维特感到十分苦恼。在德国的乡下有一个读者圈，一位住在柏林的“姐妹”读完每期杂志后都会把杂志寄给他们。另一些人则会在一些公共场所发现这份杂志，那是被一些希望向更多人传播这份杂志的读者有意留下的。杂志上刊登的许多科普文章都设法向读者群保证：他们并不孤单。有一篇文章还记录了跨性别人群从古代就开始存在的悠久历史。另一篇文章则声明了人类存在不同性别表达的生物学基础。一位匿名读者在一份很受欢迎的女同性恋杂志上写了一篇关于《第三性》杂志的评论文章，表明了当了解到自己并不孤单后她如释重负的心情。
这本杂志不仅仅面向泛性别的群体，在努力为性别多样化的异质群体提供舒适的环境和塑造他们的内在身份认同的同时，该杂志还志在教育那些与自己的生理性别完全匹配的顺性别者（cisgender）。这本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主张为跨性别人群争取平等的权利以及他们应得的保护，小说作品则为跨性别者的父母、同事和邻居提供现实范例，例如刊登在第一期上的《男孩女生》（Girlboy）。故事是从一个名叫塞尔玛（Selma）的波兰假小子开始的，她长着一双粗大的手，留着短发，身上找不到一丝半点属于女性的魅力元素。一位住在她家的德国测量师不带偏见地倾听她诉说想要建造桥梁的梦想，戏谑地称她为“男孩女生”。当塞尔玛的父母恳求她做出改变时，这位德国人则坚持认为她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多年以后，已经回到德国的这位测量师接待了一位来自波兰的陌生的客人。这位来访者大笑着说道：“塞尔玛最终还是满足了她父母的愿望，她改变了自己。”原来塞尔玛在学校受到各种欺凌，被判有罪，后来又被送入疗养院。最终她接受了变性手术，“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塞尔玛打算去瑞士学习工程学，德国测量师毫不迟疑地向他表示了欢迎，接待他暂住家中。这篇小说既是对乌托邦自由社会的幻想，也是对潜在的志同道合之友的教材。《第三性》杂志的创刊号上刊登了十几篇类似题材的小说，这一篇只是其中的一篇。
1932年5月，《第三性》杂志仅发行了五期就结束了。由于自由主义思潮在魏玛共和国逐渐扩展，保守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道德”文化受到了威胁。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被认为是最具危险性的人群，因为他们可能腐蚀年轻人并破坏出生率。当同性恋的现象越来越蓬勃发展的时候，警方保留了一份性越轨者的名单，还逮捕了违反古老的普鲁士反鸡奸法（Prussian anti-sodomy law）的人。宗教、政治和道德纯洁团体一起推动更严格的审查法律，禁止含有色情内容的所谓淫秽出版物的发行。
1933年1月，纳粹获取了政权。仅仅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的几个月内，纳粹就关闭了很多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异装癖者的俱乐部。纳粹发起了“为一个干净的帝国奋斗”（Campaign for a Clean Reich）的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同性恋杂志社被关闭，同性恋书籍也从书店下架。任何被认为是“污秽”的东西都被禁止进入公众的视野。同年5月，纳粹学生袭击了马格努斯·赫什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的性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xual Science），还从他的图书馆劫掠了超过1.2万册藏书。在纳粹突击队的帮助下，他们在柏林街头烧毁了这些书籍，并且摧毁了二战前关于同性恋生活情况的大部分历史记录。拉德苏维特的出版社被关闭，存放的各种档案也全部丢失。由于没有记录被保存下来，曾经有多少人阅读或订阅过《第三性》杂志现在已无从知晓， 该杂志曾经的撰稿人现在也基本上全都无法确定身份。当时大多数像汉斯·汉娜·伯格这样的作者都是用笔名写作的，而杂志刊登的照片也没有提及拍摄的对象或摄影师的情况，杂志当时所有项目的参与者的生活和命运，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永久无解的谜。
尽管如此，这本杂志的历史重要性还是十分明显的。在第一次夜晚外出活动结束时，汉斯·汉娜感觉自信满满。当第三位男士向她接近的时候，她已经没那么紧张，可以自如地与他交谈，并且挽着他的手臂一起走了一段回家的路。对汉斯·汉娜来说，“终于有一次能够摘下自己的面具，在世人眼前展现真实的自我，真是无比幸福。”她以全新的面孔出现，重新被赋予力量，成为了真正的自我。还有数十位读者也给拉德苏维特来稿，写下了他们自己的故事。
在1920年代，随着性别多样人群开始讨论创办出版物的好处，支持者们主张加大本人群的曝光度，以挽回跨性别人士在公众中留下的负面形象。鉴于当时的自杀统计数据，他们还指出创办一份这样的期刊将能够“拯救那些陷于孤独和绝望的人的生命和健康”。《第三性》杂志允许读者们对自己的未来展开想象，现在这本杂志已经被重新发现和再版，《第三性》应该被列入跨性别人群的漫长而丰富的历史记录之中。
本文作者Matthew H. Birkhold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助理教授。
（翻译：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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