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1月12日举办的第二十三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表示，去杠杆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而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重要影响。
他指出，低利率是实现经济扩张的重要途径，但实际利率过低也会导致风险上升，影响金融稳定。在实现低利率的同时伴随自然利率上升，杠杆率才有可能下降，也就是说实现低利率的同时，必须要有结构性改革以提高资本的回报率。
徐忠说，大家在讨论宏观经济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认为中国的投资太多，甚至妖魔化投资。但是，“我们研究发现投资效率，投资专有技术增速的下降，是2008年以来我们国家潜在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徐忠说，“投资快速下降一方面减少总需求，另一方面也会降低资本生产部门本身的创新。”
他进一步指出，有研究将人口红利效应的减弱作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但是，人口结构发展对经济影响是长期的、结构性的。“短期内，人口结构变化对近期潜在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整体作用还是比较有限，不能用人口因素解释这个问题。”
徐忠指出，“一刀切”去杠杆引发的有效需求不足，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之一。对此，我们需要平衡好短期需求目标和中长期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而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纽带，就是有效的投资管理，尤其是要处理好和地方、社会的关系。
“我们发现政府投资、房地产投资，对其他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的挤出，可能造成了投资部门技术进步的下降，”徐忠表示，“消费占比稳步上升，尤其是高质量投资，在调整短期经济作用仍然非常弱。”
“打破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的软约束，也是提高投资效率和投资质量降低杠杆率的重要基础，”他表示，“由于存在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效率质量整体偏低，对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和潜在生产贡献不足，导致了投资效率下降。”
徐忠还指出，分析地方债务核心应该是净资产而非规模，因为地方政府缺乏资产变现的动力以及用来偿还债务的渠道。去年清理地方债务操之过急，使得地方政府面临危险和不确定性上升，而市场对不确定性的反应又导致利率的上升。他举例称，如果地方政府原来一个项目收益率是五点几，通过融资，地方政府债务利率百分之三点几就可以持续。现在，地方政府融资成本升到8%-9%，甚至更高，本来没有风险，我们操之过急反而导致风险。
此外，徐忠表示，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中长期是放缓的，从货币政策，从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适应M2、社融逐步放缓的新趋势，同时更多依靠价格调控，这样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提高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