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迷宫般的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里，沿着窄窄的楼梯往上爬，就能到达一个明亮通风的房间，在这里，研究学者、电影制作人、人工智能专家、调查记者和考古学家齐聚一堂，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屏幕。这就是“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研究团队的神经中枢，这个团队获得了2018年透纳奖的提名，是奖项争夺的强劲对手（虽然最后夺得桂冠的是酷儿艺术家夏洛特·普罗哲），同时也因为其的一丝不苟的“反侦察”，揭露侵犯人权案件调查而名声大振。
在这个后真相时代，验证至关重要，而浩如烟海的文件资料中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必须查验核实。我最近一次去法证建筑探班的时候，研究人员正在将警员随身佩戴的执法相机里的视频片段及延长热成像镜头和一位积极分子所拍的视频片段同步。还有的人正在审核闭路电视监控录像，事关最近希腊一起未侦破的同性恋活动家谋杀案。调查电影制作人罗拉·柏翠丝（Laura Poitras）当时也在现场观摩，《纽约时报》的记者一直在这里，学习如何建立起一个视觉调查部门。目前，还有一个团队正在给芝加哥活动家培训，帮助他们应对警察暴力。
30年前，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带领着一帮学生策划了独立展览“冻结”（Freeze），大摇大摆地闯入英国艺术史，三十年后，金史密斯学院再次成为了新艺术运动的孵化器。然而当年的年轻英国艺术家创作的主题是自我的、挑衅的、离经叛道的艺术，比如赫斯特漂浮在福尔马林中的鲨鱼，又比如颇富深意的煎鸡蛋加烤肉串。30年后的今天，这所高校所培育的这支团队是多方面的合作，建立在研究和政治承诺的基础上，跨越了建筑、新闻、法律和科技。和所有其他有意思的社会活动一样，法证建筑所创造的究竟是不是艺术还有待存在争议。
这一运动是在金史密斯学院的研究建筑中心（CRA）生根发芽的，名字也来源于此。研究建筑和建筑设计没多大关系，反倒是和空间政治密切相关，特别是国家和企业如何利用这些建筑来伤害平民和自然环境——比如说巴基斯坦的无人机轰炸，又比如亚马逊雨林的采矿。运用遥感、3D建模和船只跟踪等尖端科技，法证建筑团队收集了许多不法行为的铁证。最后的工作似乎就是像在美术馆里展出一样，摆上国际法庭了。法证建筑整理了2014年以色列袭击加沙的证据，呈递到国际刑事法院；收集了危地马拉种族屠杀的证据，递交到美洲法院；还分析了数百名移民溺死事故中意大利的角色，交给欧洲人权法院裁决。
“我们是对抗性、介入性的。”建筑师、社会活动家埃亚·威兹曼（Eyal Weizman）介绍说。威兹曼是法证建筑团队的创始人之一，该团队也是研究建筑中心衍生出的最高调的一支队伍。现在法证建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研究机构，更在研究建筑领域发展成为一门调查性的、以案例为驱动的学科。“我们有个理念，就是真正做到像侦探一样工作。”罗伦佐·皮扎尼（Lorenzo Pezzani）说，他曾经与该团队合作过，现在正在研究建筑中心教授一门关于法证建筑学的课程。
2005年，威兹曼在金史密斯学院里创立了研究建筑中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生院系，它也逐渐成为了这一新兴领域的培养皿。经过了14年的实验，奇森黑尔美术馆（Chisenhale Gallery）的波利·斯塔普（Polly Staple）说，它已经成长为英国最重要的创新基地了。斯塔普表示，“它开辟出一个独特的位置，和主流媒体和艺术市场所理解的‘艺术’和‘文化’截然不同。”
这不是那种摆在收藏者家里的艺术，不是赏心悦目的绘画，甚至不是艺术家的自我表达。研究建筑中心的学生和教职工正满怀激情，对抗着带来暴力与破坏的权力结构，运用各种纪实的、科学的手段，揭露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将自己称为“空间实践者”，而不是建筑师或是艺术家，因为在美术馆里展出的影像片段、图片、装置和书籍作品只不过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教学工作，与专家合作，继续进行手头上的研究。不管是调查全球气候变暖对阿拉斯加“气候移民”群体的威胁，还是澳大利亚移民法案违反人权法的指控，他们的目标都是影响政治风向。
最近，研究建筑中心的研究生劳伦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展示了一个概念，“耳闻证言”（ear witness）。2016年，阿布·哈姆丹和法证建筑及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合作，对曾经被拘禁在叙利亚赛德纳亚监狱（Saydnaya Prison）里的人进行采访，让他们描述自己听到的东西。在这里，囚犯绝大多数时候都被关在黑暗中，声音也成了一种酷刑的工具。这个合作项目的研究结果在去年已经通过法院诉状递交到一位德国检察官的手中，指控叙利亚政府。在阿布·哈姆丹的展示中，他播放了一些诸如爆米花机、车门和加乃隆意面这样的物体的声响作为音效库，发出拳打脚踢或是鸣枪的声音。
阿布·哈姆丹正全心探索声音，阿隆·施瓦贝（Alon Schwabe）和丹尼尔·费尔南德斯·帕斯夸尔（Daniel Fernández Pascual）二人组成了“烹饪部门”（Cooking Section），致力于透过食物来窥知世界。他们的长期项目“气候午餐”（Climavore）倡导将食物生产和消费过程与气候变化结合起来，并随之调整。去年，这两位艺术家在苏格兰的斯凯岛搭了一个建筑，在涨潮时可以用作牡蛎养殖场，退潮时则是极好的餐桌。在这里，居民、农民、政治家和渔夫便展开了讨论，为遭到破坏的三文鱼养殖产业寻找可行的替代方案。“研究建筑中心让我们受益匪浅的其中一点，就在于我们学会了如何真正与这个领域中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和代理人协调合作。”施瓦贝说。
这个中心的诞生缘起于金史密斯学院缺少专门的建筑学科，但由于这所大学有着实验与社会活动的传统，研究建筑这个项目永远都不会转变成为一门传统学科。“我们有一种感觉，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正在徐徐展开，因此这个时代也迫切需要新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家。”中心的主任苏珊·舒普雷（Susan Schuppli）说。舒普雷当前正在探索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美学和法律内涵，她手头上的项目“自然为自己代言”（Nature Represents Itself）综合运用了航空、水下、卫星图像和电脑成像模拟（CGI simulation）技术，支持自己的观点：2010年“深水地平线”漏油事件带来的浮油已经相当于一种无相机摄影，当其中碳氢化合物的原子和仰光、海水接触时，就会产生化学反应。
最初是威兹曼发起了研究建筑中心，并把它塑造成一个一对一的博士项目，随后便吸引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思想家，比如策展人安塞姆·弗兰克（Anselm Franke）、电影制作人安吉拉·梅利托波罗斯（AngelaMelitopoulos）和艺术家、建筑学家席琳·科德勒莉（Céline Condorelli）。在中心建成的第一阶段，他们把它称作“圆桌一号”（Round Table One），因为当时参与者和嘉宾发言人就聚在一张巨大的圆桌周围展开激辩。他们意识到各自的智识要是汇集到一起，将会成为一个强大且实用的资源库。“圆桌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没有义务生产建筑师，”科德勒莉说，“建筑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论，而这并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早在那时起，研究建筑中心的毕业生就在各个不同的领域进行了先锋创新。黎巴嫩裔英国相关从业者海伦娜·卡赞（Helene Kazan）正在努力推动扩大国际法，以进一步为冲突地区的人们提供保护。她的视频《胶带敢于：黎巴嫩1989》（Masking Tape Intervention: Lebanon1989）把父亲的厨房作为第一幕。在厨房里，窗户被胶带封得严严实实，为的就是防止内战期间那些炮弹碎屑砸穿窗户，落到屋子里。保洛·塔瓦雷斯（Paulo Tavares）则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亚马逊地区对土地和人权的践踏。他结合各种植物和树木错综复杂的地图以及原住民的证词，力争证明森林也和公民实体一样，具有合法权利。
海洋是罗伦佐·皮扎尼（LorenzoPezzani）和电影制作人查理斯·黑乐（Charles Heller）的领地。他们共同执行着一个项目——司法海洋学。2011年，他们的项目《左撇子船》也引入了一系列令人称奇的监测工具，记录来自利比亚的一艘陷入窘境的移民船的动态——它在海面上来来去去，漂了两周，附近北约的舰船却丝毫不为所动，最终63名移民在海洋上丢掉了性命。
在特纳奖颁奖典礼上，法证建筑通过多媒体展示，揭露了以色列警方如何在摧毁一个贝都因村庄的行动中杀害了一名巴勒斯坦教师，事后又掩盖事实。“这个案子被剖析得如此详尽彻底，警方完全怔住了。一群建模师、建筑师、声音分析师如此合作，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我们决定专心研究这个案子，是因为我们觉得它足够典型。”威兹曼说。在海量的视频、地图、推文和模型中筛选出想要的信息，对观众来说是一个是难题，但更惊人的还在后头——在这个案子逐渐明朗的同时，人们不可能不因其揪心。正因为这是真实故事，才更加骇人。
当然了，观众和其他艺术家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哪里有艺术呢？也许我们可以追根溯源，认为研究建筑和60年代的抗议艺术、社会现实主义、关注社会参与的关系美学以及后互联网艺术里的激进主义一脉相承。不过归根结底，如果它不符合传统的艺术观念，这又重要吗？
“法证建筑创造了一种不同的语言，”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CA）的总监斯塔芬·卡尔玛（Stefan Kalmár）说，“这是一套特别的工具，帮助我们理解世界，转变视角。艺术、新闻、纪录片，还是建筑……它究竟该如何归类呢？也许以上全对，亦或许这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我们尚未知晓。”
事实上，展厅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广场，让公众获取证据，了解国家和企业的职权滥用。2017年，法证建筑在德国“卡塞尔文献展”（Kassel Documenta）上展示了他们的调查成果——政府与新纳粹种族主义者相互勾连，在卡塞尔一处家庭网吧中酿成了哈利特·约兹加特（Halit Yozgat）谋杀案。成千上万人看到了法证建筑的展示，这也给德国议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将法证建筑的调查结果作为证据，在诉讼过程中纳入考量。
“国家和政府自以为他们在某些事件和相关战场上筑起了信息垄断的高墙，但每每揭露一次违规行为，我们就会在这层垄断壁上敲出一道裂缝，”威兹曼说，“他们以为可以通过军事手段、通过意象或是解析来控制这个空间，但我们每一次的突破都将迫使他们改造重组，改变原有的运转方式。”
本文作者Elizabeth Fullerton是一位艺术评论家，长期为多家艺术刊物供稿。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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