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申学舟、范琳琳
我是在FIRST电影馆看完的《四个春天》，它是我过去一年里第二部给到五星满分的电影。
在放映的105分钟里，所有人都以导演陆庆屹的视角，陪伴这个来自贵州独山的可爱家庭走过了从2013年到2016年的四个春天：父亲陆运坤，母亲李桂贤，一个沉默寡言，一个活泼热闹，但都好奇心旺盛。他们都经历过艰苦的日子，但又对生活保有极大的热情。两人有三个孩子，姐姐陆庆伟、哥哥陆庆松和专注拍摄的陆庆屹，每到春节三人都会尽量回到家乡和他们团聚。
在电影的前半部分，观众不止一次地被这对父母的可爱所打动。陆运坤是中学退休教师，李桂贤是家庭妇女，但他们的老年生活并不像刻板印象中的留守老人那样孤独凄惨。事实上，在中国的代际关系中，上一辈能够拥有如此独立的生活状态和富足的精神世界，是极其难得的。
他们会在春节来临时自己起火熏腊肉，在天井下准备食材，满心欢喜地一起准备晚餐。也会在开春的时节一起去登山远足，兴致来了还会唱起山歌，在午后休息时发出赞叹“好安逸哦”。头发花白的父亲会拉二胡、会弹钢琴、会自己坐在电脑前剪辑视频，也会因为燕子在屋檐下筑巢而开心得像个孩子。母亲不仅喜欢唱歌、跳舞，就连学习怎样使用微信语音，也会开心得笑到前俯后仰。他们是那样可爱，以至于你对这样的生活有了向往。
第二个春天时，姐姐陆庆伟病逝，这也成为整部影片的情绪转折点。葬礼上没有哭天抢地的呼喊，悲伤的情绪被这家人最大限度地藏在了心底，他们安静地为姐姐陆庆伟办完丧事，并把遗照供在了她原来的房间里。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母亲变得略显沉默，偶尔在镜头前的絮叨也变成了对自己和老伴儿未来可能面对的生死的思考。在陆庆屹2015年12月11日上传的豆瓣照片中，他写道：刚才看到我妈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右手握笔，肘下衣袖压着信纸的一角，是她写的日记。我轻轻抽出来看了看，其中写道：“今年5月初，我出外经过一个坟场，必经之路，从碑文看到几个熟悉的人亡故了，真让人伤感，难怪很久没见到他们了。”——看到这句，心中震动无以复加。
生活还在继续，直到第四个春天，两位老人的活力才又逐渐回来，院子里逐渐又变得热闹，只是在饭桌上还会给姐姐陆庆伟留一副碗筷。在影片的最后，两位老人来到女儿的墓前除草、拜祭，他们还轻轻地唱起了歌、跳起了舞。
如果说前影片半部分我们在这对老人身上看到的是在平淡琐碎的生活中发现、创造美好的能力，影片后半部分则是这个家庭面临苦难、不可抗力时表现出来的坚韧和乐观：在影片后半部分，穿插了不少这个家庭老旧的家庭录像，你会发现这家人一直都在记录和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而导演作为家庭的一员，在姐姐的葬礼上几乎晕倒，但成片后却并没有刻意渲染悲伤，而是把这个全中国千万家庭都会面临的情绪，完整、真实的通过镜头记录了下来。
纪录片强调“真实是一种力量”，但《四个春天》是为数不多的能用这种力量击中我的电影。目前，该片猫眼评分为9.0分，淘票票评分为9.1分，豆瓣评分也达到了8.9的高分，在可看性和文艺性上均表现不俗——不论是从内容本身，还是评论和评分上，这都是一部值得被市场温柔以待的电影。
不过，低票房是国内所有纪录片面临的问题，2018年上映的14部纪录片电影中，有12部票房未过千万。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四个春天》首日排片仅2.1%，首日票房（含点映）仅有150万出头，截至目前总票房为554万元。但所幸的是，由于口碑的的持续影响，《四个春天》的预测票房已经由最初的500万上涨至现在的1200多万。
早在去年7月底的FIRST影展上，《四个春天》就受到各方瞩目，回到北京后陆庆屹曾向我们讲述过自己人生前45年的经历：踢过足球，做过酒吧驻唱，在矿山待过半年，还开过广告公司。35岁那年，他买了一台尼康相机，此后以摄影为业。
2016年春节，《四个春天》的素材已经拍摄完成，陆庆屹想要自己剪辑但还完全没有把握。一次他参加家乡的同学聚会，在KTV门口抽烟时，两个上厕所回来的同学问他为什么郁郁寡欢，陆庆屹说自己在想未来。“他们说想什么想，我们还有什么未来。我说，你们没有我有。他俩对着瞅，一下就被刺痛了。”
陆庆屹告诉他们，自己想做中国最好的导演。一个人说，庆屹你还是先考虑做独山最好的导演吧。那是一个关键时刻。陆庆屹觉得，自己人生的前40年虽不能说是荒废，但总像是在做一种无目标的努力。那天晚上，他下定决心要做导演，“即使成不了也要去做”。
此后，他遇到了资助他脱产剪片子的豆瓣网友胡一红，在剪片子的一年半中资助了他十几万元。在剪完第一版后，一位艺术家朋友又帮他联系了尤伦斯艺术中心作为小规模放映场地。也正是因为那一时期的放映，让百川影业的创始人赵珣找到他，希望帮他完成电影的后期制作，并推向影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一生总能碰上对我特别好的人。”陆庆屹感叹说。
电影公映前，我们在First电影资料馆一楼的咖啡厅再次见到了陆庆屹。谈话中，他又陷入了对美好事物的感怀中，他手上的烟飘出一缕缕烟雾，和他讲述的故事共同构成一幅幅氤氲的图景。他时而低着头陷入沉思，慢慢忖度着描摹出自己的感受。
“风声、鸟叫声、父母的歌声、家里的小树苗，我时常看在眼里。我对自然、情绪、人都比较敏感。我是特别喜欢凝视的一个人，说的好听是凝视，其实就是发呆。”
陆庆屹缓缓地、低沉地讲述一桩桩家里人闲散又琐碎的日常：妈妈和好友边摘野菜边唱山歌，邻居吴叔叔送来从成都带过来的腊梅，“特别特别美”、“多美好”。
那一刻的感动似乎也透过声音传递过来。
以下是《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与陆庆屹的对话：
“父母是特别有才华的人，只是被时代湮没了”
三声：是什么时候开始记录家乡的一些东西的？
陆庆屹：我从08年开始，就去记录老家的街道、街坊领居、风土人情。后来我在豆瓣上发了《回家》的相册，大家看了非常热情。我就是拍一张地里的白菜都有很多人在下面回复。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是为什么？
后来我想，可能我拍这些的时候确实有感情在里面。那个时候我离开家去北京已经二十年了，很多东西都变了，我的认识也变了。当我成为一个旁观者去看家乡，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带着情感的美好就开始浮现了。就像现在很多人喜欢去看油菜花，但我小时候那些油菜花一直包围着我们，我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但当我现在再回去，带着这种审美的意识去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挺美的。
三声：之前一直是拍照，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拍视频的想法？
陆庆屹：我后来去翻了翻豆瓣，发现是在2012年中期有这样的想法。当时主要是觉得，对于我想拍的内容来说，照片有一点单薄。我想记录时间，但照片都是瞬间，是定格的。但也没想那么多，以前的照片中有很多是拍我爸妈唱歌、做东西的状态，我也觉得能有视频记录下来挺好。
当时也因为工作需要配一个相机，然后就开始攒钱买相机。在拍我爸妈的时候，那种状态让人特别感动。但当时是手持拍摄，镜头晃动，包括在技术上有很多限制，那时候我觉得就应该拍好一点，所以又买了一个三脚架回家。
三声：真正开始去拍是2013年的事情？
陆庆屹：对，拍了四年。其实到现在我回家也会拍。我特别喜欢去表达东西心里也有很多的看法，包括我对世界的认知，如果有人愿意，我其实挺想分享的。如果没人愿意，我就自己跟自己对话，我经常是这样的状态。
那个时候是想为父母做一点事情，因为一方面我特别喜欢他们，第二个我觉得他们都特别有才华，但是就是被时代湮没的哪一种，很遗憾的。
三声：你最开始就是想要拍摄父母的生活吗？
陆庆屹：不止是父母，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一种风貌。最后剪出这个片子来，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强的控制力，我不能做到那么大的内容，我只能聚焦在我最熟悉的家庭和父母身上。
最开始那个版本很零散，朋友看了之后摸不着头脑，会经常问，他们在干嘛？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因为很多镜头是没有起因的，也没有所谓的主线，需要有旁白配音看的人才能理解这是什么。所以后来我把这些都去掉。
三声：哪个场景是你印象特别深但最后没有呈现在影片里的?
陆庆屹：有一个场景我特别感动。我妈有个朋友，我们叫她凤娘，娘在我们那是姨的意思。她家离我们家有大概二十六七公里，我姐七七那天，她挑了几十斤米饭过来，都包好，每人带一点回家。特别感动。然后到了下午，我妈就说，你们以后回来一定要去看凤娘。当时第二天我哥就要走了，结果我哥就说，那还等以后干嘛，现在就去。我们去到她家，凤娘不在，去干农活了，我妈就跟林姨在她们家门口摘野菜，边摘边唱起山歌，特别美。
后来凤娘回来了，她们的对话就真的特别感动。但是这个最后没有放在片子里，我没有办法把它剪进去，可能它会打乱片子的节奏。所以我想，以后我会剪另一个版本，就是独山人的生活和独山人的情，也可能会加上旁白去呈现。
“像是人生有了一个交代”
三声：你不是一个职业导演，你觉得自己身上什么特质对拍摄帮助最大？
陆庆屹：在我过去复杂的经验里，可能让我对很多东西比较敏感，比如人在自然里的反应、在生活里的反应。不止是事件，还包括情绪这些。然后我对声音也很敏感，容易被它打动，风声、燕子的叫声、父母唱歌这些。
另外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凝视的人，说好听叫凝视，其实就是发呆。在那种状态里边，可能你会跳脱出生活的现实，它可能会浮现出一些除了日常需求之外的情绪，我就喜欢抓那些东西。
三声：在拍《四个春天》的过程中，你是怎么选取拍摄时间点的？
陆庆屹：我是逐渐有那种预判性的。因为生活它太随机了，很多东西没有逻辑性可言。但有些东西你可以很敏感，比如我听见敲门声，虽然不知道是谁来了，但我会拿着机器去拍。有一次是邻居吴叔叔，他敲门送来两株腊梅，是从成都带过来的，这样的情谊你不记下来挺可惜的，对吧。我们太容易忽略掉这种信息了，但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意识地去训练自己。
三声：第一版是什么时候剪完的？
陆庆屹：16年3月份就开始想要剪了，正式开始是4月，然后一直到17年底。第一场放映是在17年12月30号，在28号的时候我都还在修改。
最开始我连上哪儿找放映场地都不知道，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艺术家朋友，他曾经在尤伦斯跟别人有过联展，他把这个片子拷贝过去给他们看，问他们有没有兴趣，结果他们特别喜欢，提前四个月就帮我安排好了一个下午的放映时间。
三声：那场放映你父母也来了？
陆庆屹：对。其实当时所谓的放映，就是接我父母来北京看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太可爱了，我想让他们看到自己。他们既普通，但是又挺特别。我就想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自己身上的那种光辉。他们只是尽量去做一个他们满意的人，但是从我旁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特别地了不起，所以我想让他们感受到我感受的了不起。
其实对我来说，我十五岁就离开家，我知道父母担忧了很多年，现在他们终于感觉可以放下心来了。这让我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像是人生有了一个交代。
“我这一生总能碰上对我特别好的人”
三声：剪片子的过程你是完全脱产的？
陆庆屹：对。我很感谢一个人，他叫胡一红，我们没见过面，是豆瓣网友。有一次我在上海干活儿，把相机丢了，我就在豆瓣上发了一条状态。他就给我发豆邮说要不赞助我一个相机，我当时特别吃惊，不过我说不用了，我自己还可以。
但我剪辑的那一年多时间是足不出户的，把所有工作都停了，甚至有几个月我把网也断了。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很容易被干扰，然后进入状态又特别慢，如果一直有工作到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剪完。然后他（胡一红）就说，要不这样吧，这个期间你的生活我来帮你。
十几万，你能想象吗？就是一个没见过面的网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一生总能碰上对我特别好的人。
三声：有上院线的契机是遇到了现在的制片人赵珣？
陆庆屹：对，还挺感谢他们的。因为目标是上院线，但当时的片子不是用专业设备拍的，所以声音画面这些都需要用院线的标准去修整。这些是我处理不来的，这不是我能力所在。
比如声音，我在家自己听的时候是没问题的，我用的还是半专业的音箱，但是在尤伦斯放映的时候，那种细微的噪音就出来了，我当时挺纳闷的，后来发现因为我拍的时候用的是相机本身的录音功能，出来的声音确实不太行，后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调整。但是在内容剪辑上他们很尊重我，除了一些小调整，结构没有任何改动。包括后来在FIRST上也特别顺利，我都觉得像一场梦一样。
三声：在后期的宣传上你是什么角色？
陆庆屹：我没参与过任何事情，我就是配合。在宣发这边我只参加过一次会，因为做片子跟推广片子是两回事，宣发我完全不懂，而且我也不想懂。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对我来说我这一部片子已经完成了。
那次会上我就一个意见，我觉得是不是吹得太狠了？他们就说这个不是你自己吹自己，是别人对你的评价。但我反正还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打那以后我再也不去开会了。
三声：后来那么多评价里，哪个你觉得最贴合你的感觉？
陆庆屹：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人能活的那么自然、那么坦率，在艰苦中生活还有尊严，还有艺术的表达。艺术就是人生。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最贴合我的感觉的，特别感动。
三声：上映之后你父母还有再跟你提过这个片子吗？
陆庆屹：之后就没怎么提过了。我妈会问，又有人看了，他们喜欢吗？类似这样的问题。他们处事的那种方式，就是很质朴。因为生活里边他们自己事太多了，哪有时间去考虑这种虚无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