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的贵州启示录

马云说,“如果大家错过了三十年前广东、浙江的投资机遇,今天一定不能错过贵州。”

文|三声  查沁君

编辑 | 黄云腾

在成为导演前,大概有半年时间,陆庆屹都将自己包裹在老家贵州独山的矿洞里,那是一段较为长久的迷茫期。“不知道未来做什么,只觉得自己应该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他甚至都买好了去泰安的火车票,等爬到泰山峰顶,然后一跃而下。

一次,矿洞雷管爆炸,陆庆屹点了根蜡烛就进去了。在被黑暗笼罩的独山矿洞里,顺着微光,他寻找到了一窝镶嵌在岩石里的水晶。“它埋在山里边,没有任何人知晓,但它自己还朝着一个最纯净的方向去发展,这种感觉很永恒的。”这位执导了《四个春天》的导演,在后来对《新浪电影》如是说道,“人,当然不能永恒,但是那种向上的心是可以的。”

陆庆屹导演作品《四个春天》剧照

在正在上映的《四个春天》里,贵州成为这部影片的醒目背景与标签。贵州独山在解放前经历了短暂的繁华,一度被誉为“小上海”。但在抗战时期被日军纵火连烧了七天以后,再也没能重现辉煌。作为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多山而不利交通,整个贵州像一块被遗忘的赭石,长期处于贫困省份之列。

而在《四个春天》前,这片曾被视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和诗意相去甚远的贫瘠土地上,涌现越来越多来自贵州的文艺片导演和演艺界人士,叙说着自身的故乡经验和人情世故,展现出黔东南特有的风韵面貌。

同步的是,近些年来,发生在贵州和这里的人民身上的变化。

2018年初,贵州黔东南作为春晚四个分会场之一,获得了来之不易的7分钟出场时间。3000名来自本地农村的演员自备服装,在家门口向全国观众演唱了大歌《蝉之歌》,在这个体现主流审美、官方意志和政治重要性的舞台上进行了一次浓缩式的亮相。

作为白酒行业的龙头,贵州茅台在过去一年经历了“换帅”、市值破万亿、缺货、价格飙至1900元,给整个白酒行业带来了震荡。同年11月,贵州省新组建的17家省级政府机构全部完成挂牌。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日期间,全省共接待游客596.1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0.23亿元。

苹果还在官方通告中宣布,将iCloud的中国服务交给云上贵州打理,并在这里投资建设一座数据中心。美国超级高铁公司将和贵州铜仁市共建一条10公里长的超级高铁线路和产业配套园区。

发生在贵州身上的这些变化,正在成为当代中国里,一个典型的地方经济崛起样本。大数据产业、天文小镇及旅游业相继与穷困多年的贵州联姻,展示了重要启迪和历史意义。这场中国式崛起,是政治力量与经济改革在独具特殊情况的地区诞生的结晶,而它在未来还将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马云说,“如果大家错过了三十年前广东、浙江的投资机遇,今天一定不能错过贵州。”

“我也是贵州人”

七十年代生人的陆庆屹成长在贵州南部的小镇麻尾。这个小镇只有一条街道,和一条清澈的小溪并行在狭长的山谷里,青山绿水构成了他的童年记忆。

相比受到改革开放直接影响的中东部地区,彼时黔东南的主要人群仍然以“干人”为主,意为“干巴巴一贫如洗的穷人”。那时,陆庆屹的父亲去贵阳读书,都还得背着一袋米走一个星期。

不过那里聚集着以布依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青年男女时常在两个小山丘上对歌,劳作时也常常伴随着歌声,生活的贫苦似乎因此得到稀释。

“我妈妈从小酷爱山歌,每一种类型她都想办法去学,几十年下来,在当地的山歌界里,也很有名气了,红白喜事都会有人找她去助阵。” 一直有歌声相伴,那段岁月也没显得有多糟糕,“除了没有肉吃,我的童年记忆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样貌。”陆庆屹在《一席》中自述道。

陆庆屹父母拉二胡

所以,在他执导的纪录片电影《四个春天》里,经常出现母亲在切菜时、田地里或是任何场景下随口便唱起的山歌。这部影片以2013年到2016年的春节为时间节点,呈现陆庆屹父母的日常真实生活。他拍摄了父母四年,累计素材超过250个小时,一同被摄入的还有贵州独山的风声燕鸣、阡陌田园和雾后街道。

“最开始我拍摄的是独山人的生活。渐渐地,我就有了将父母作为主题的想法,这个是一点一点凝练出来的。” 陆庆屹对《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说,对于父母的感情是敦促他创作的动力,“我觉得他们特别有才华,只是被时代耽误了,我想为他们做一些事。”

1月2日《四个春天》北京首映,《无名之辈》的导演饶晓志隐匿在人群中,画面是他熟悉的黔南景观以及毫无理解障碍的方言对白,期间看到动容处,他忍不住地直抹眼泪。在电影正式上映日,他发起了包场活动,以表示对同乡导演陆庆屹的支持和对电影的喜爱。“我也是贵州人,那些生动平常的瞬间给了我太多的体验。”

此前不久,《无名之辈》上映,这部以故乡为背景的文艺片为饶晓志拿到了近8亿的票房奇迹。“方言力量”、“地域性格”、“普遍困境”是网友对该影片的一个总结。

《无名之辈》之所以能诞生,与饶晓志的另外两个老乡有关。那是2016年8月,饶晓志和同乡演员章宇参加完爱丁堡艺术节,在伦敦飞往北京的路上,俩人喝完机上所能提供的所有小瓶威士忌和啤酒。

为了缓解恐飞,转移注意力,饶晓志点开章宇推荐给他的一首贵州方言歌曲《瞎子》,借着酒精的催化发酵,复杂的情绪萦绕心头,彼时他老家的一位远方亲戚去世不久,陷入情绪的他与歌曲中氤氲着的忧伤产生共鸣。饶晓志一连听了数十遍,直到飞机降落。

饶晓志后来对《瞎子》创作者、同为老乡的尧十三说:“这次经历之前,我总觉得我没有乡愁。但是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情绪,这种乡愁指引着我去做一些什么。”这种情绪便自然地落到电影《无名之辈》中,创造了一个个鲜活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章宇在《无名之辈》饰演一个抢钱的笨贼,一个充满反讽意味的“被现实击毙的理想主义者”。在此之前,大众对于他的印象还是《我不是药神》中的生倔、热血的黄毛,以及还未上映的《大象席地而坐》里抽烟前要剪掉烟头的小城混混于城。

章宇饰演《无名之辈》中的笨贼胡广生

2018年对于章宇而言是不断收获的一年。《我不是药神》最终拿到31亿票房,位列去年票房第三位。《无名之辈》一路逆袭成最大黑马。《大象席地而坐》在年初柏林电影节斩获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年末又拿下金马奖最佳影片。

庆祝当晚,家乡朋友带了酒,所有人围坐在酒店房间内,桌上摆着七八个外卖盒,中间是一瓶红色茅台,瓶身上写着“遵义1935”。从小在贵州都匀长大的章宇,少年生活放浪不羁,喝酒也不在话下。“特别是在贵州,喝酒变成了一个你在社会上立足的必要条件,变成了朋友之间维系友谊的链条。”他在《GQ报道》中如是说道。

另一位来自贵州凯里的小镇文艺青年毕赣,如今则处于更大的风暴和争议里。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之前,从来没有一部艺术片能够创下1.5亿的预售票房。更鲜有一位导演在影片首日票房破2亿的成绩下,仍被观众在社交网络上口诛笔伐。

凯里的神秘面纱最初被揭开是在毕赣的长片处女作《路边野餐》,那儿潮湿的平房,野生的瀑布,风吹过草原,以及人如何走路,狗如何撒尿,构成毕赣年少时初次接触这个物质世界的平面图形,也成为他所有影片中的素材源地和想象空间,被充分地呈现在银幕上。

这位具有野生直觉、书写故乡经验的“天才”导演,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不仅成为中国电影界的希望,更是家乡的耀眼明珠。在当地的官方报纸上,“凯里导演毕赣书写传奇”是常见字眼,就连他结婚也成为当日的重要新闻——“黔籍导演毕赣凯里大婚”,演变成举乡同庆的喜事。

在《地球最后的夜晚》提名戛纳“一种关注”奖项后,最终却一无所获。毕赣回到凯里,一位看着他长大的阿姨说了句“艺术家回来了”。当时的毕赣心里觉得“什么奖项也好,鉴定也好”都被抛诸脑后,阿姨跨越了她的认知去理解这个陌生的领域,这让毕赣觉得现在做的事是能被看见的。

“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如果说贵州涌现出一批电影人是一场精神文化的脱贫,那么围绕在经济、旅游等多方产业上的崛起,则在物质层面给予当地人更大的馈赠。而它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人民身上的不屈品格,更得益于官方意志。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应领袖号召,全国开启针对中西部社会经济落后的十三个省、自治区的“下三线”建设。这次中国经济史上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运动,后来成为导演王小帅创作“三线三部曲”(《青红》《我11》《闯入者》)的历史根据。

导演王小帅作品《青红》海报

某种程度上,三线建设贵州的故事,也映照着王小帅的个人经历。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的母亲,怀着4个月的王小帅,就从上海迁到了贵阳郊区的新添寨。“记忆中寨子就是外面,去贵阳市就是宇宙中心了。”他在满山疯跑和露天电影中生活了13年,在离开贵阳的数十年后,这段童年经历仍影响着他的创作和生命轨迹。

由于三线地区社会经济落后,导致建设起来的企业单位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经营发展都极为困难。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贵州也没有享受到改革春风的沐浴。

即使是备受赞誉的茅台,也经历了长久的黯淡时期。这一点,时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仁国都看在眼里,1998年茅台半年仅售出700吨,而当年总产量是2000吨,库存积压极其严重。

“第一,茅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第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第三,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骤变的环境激发了袁仁国和贵州人的韧性,这种朴素的意识后来成为贵州的某种精神价值和共同气质。

关键时刻,袁仁国带领团队开始茅台的推销之路,在全厂选拔出18个营销员派往全国各地。此后,茅台逐渐重回国酒位置。这一地位由于在2017年中《战狼2》中的亮相得到进一步证明与巩固,并受到非洲消费者的喜爱。

《战狼2》剧照

5月7日深夜,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邑飞赴贵州茅台集团宣布贵州省委决定:提名茅台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李保芳为茅台集团董事长人选,董事长职务任免需按有关法律程序办理。袁仁国同志不再担任茅台集团董事长职务。

至此,茅台开启“李保芳时代”。与前两任董事长季克良、袁仁国不同的是,第三代掌门人李保芳是以贵州省经信委的政府官员身份“空降”而来。李保芳对媒体直率地表述: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资本市场对于茅台换帅也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在李保芳掌舵茅台一个月后,茅台公司股价在6月3日走出了803.5元/股的历史高位,公司市值达到万亿元。半年后,与最高股价时点相比,茅台市值缩水近三千亿元。

与之呈现相反状态的是它的市场表现。据《证券日报》报道,2018年是茅台酒从出厂价819元/瓶提升至969元/瓶的首个年度。与此同时,茅台建议市场零售价从1299元/瓶上升至1499元/瓶。

李保芳上任后,展现了他的魄力和铁腕:“一酒独大,利润这么高,一定有危机,系列酒就是危机。系列酒必须降价,不降价没有人买,这么贵卖给谁?”目前茅台酒和系列酒“双轮驱动”的格局已经形成,且保持着两市第一高价股,茅台在白酒行业的老大地位目前也无人能撼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

距离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如今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贵州对于历史进程的极速推动也在不懈努力中持续进行着。

在海拔2900多米的贵州六盘水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一位驻村干部发下“海嘎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不下山”的重誓。

201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也是1990年以后针对贵州扶持的最重要的一份综合性政策文件。

比起此前西部大开发规划中的“覆盖面广、适用范围强”,这份意见针对贵州的经济条件和地理限制等因素,涉及财税、投资、金融、产业、土地、人才、对口支援等方面,目的在于加大国家对贵州的扶持力度。

2018年7月,美国超级高铁公司与贵州省铜仁市举行“真空管道超级高铁研发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双方将按照1∶1出资、各占50%股权组建合资公司,在铜仁市建设一条10公里长的超级高铁线路和一个500—1000亩的超级高铁产业配套园区。

铜仁当地内心清楚,作为欠发达地区,通过招商引资可以为铜仁带来知名度,同时拉动经济旅游发展。而美方万里挑一,看重的则是贵州省的政策优势和铜仁市的特殊地形。

促成这次合作的根本原因还是官方意志的默许,在项目签约资料明确标出:经贵州省政府批准。当时中共铜仁市委副书记、铜仁市人民政府市长陈少荣率队赴美国硅谷考察和招商引资,超级高铁项目就是重要成果之一。从赴美考察招商引资,到项目正式签约,仅3个月便顺利拿下。

同样是在政策推动下,大数据产业成为近年来贵州的支柱产业。大数据产业在贵州建立的优势和信心在于,贵州气候地势相对适宜,也已初步具备较好的产业基础。对比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地区,建设数据中心也是提高地方GDP的合算途径。

在两年谈判以后,苹果官方最终决定将iCloud中国区的运营权交给云上贵州,并投资10亿美元与云上贵州共同建设数据中心。云上贵州也成为苹果iCloud业务海外拓展以来的“唯一合作伙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副主任胡海波预测,iCloud运营这项业务今后每年将给云上贵州创造10亿美元收入。云上贵州也将争取和苹果把合作范围扩展到其他领域。

贵州省发改委主任陈少波不禁感慨说道:“贵州走的是一条‘符合中央要求,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百姓期盼’的发展道路,这是贵州经济腾飞背后的大逻辑。”

这些高新产业相继与穷困多年的贵州联姻,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历史意义。它意味着这场中国式崛起,是政治力量与经济改革在独具特殊情况的地区诞生的结晶,而它在未来还将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贵州是极具远见的”

“凯里、凯里、凯里,没来过凯里的一定要来转转,在外的凯里人要常回家看看。”

在陈可辛导演的短片《三分钟》里,“凯里”是长途火车的一个停靠站,三分钟,一晃而过,刚好只够孩子背诵一遍九九乘法表。电影《我不是药神》里,在黄毛那张没能出发的车票上,“凯里”是回不去的故乡。

在这里,它是饶舌歌手孙八一写给家乡的旅游宣传歌《要来凯里》。这首歌于2015年被当地电视台拿去全范围扩散,至今已是第四年,“据说每天播12次,现在频率更高”。

虽然孙八一自诩商务Rapper,骨子里却是个“现实主义音乐人”。他的创作题材多是关于职场、拒绝酒驾、留守儿童、流浪动物等现实主义作品。

他曾走访环卫工人家庭,并为这个群体写了一首名为《城市因为你》的新歌,希望用自己的歌声唤起社会和市民对环卫工人的尊重和关注。此外,他还帮助当地交警创作了用以宣传遵纪守法、拒绝酒驾的《生命只有一次》。

因参加《中国有嘻哈》而迅速走红的孙八一,保持着对家乡的持续关注和艺术创作,让他在凯里当地获得了较高知名度,“不说家喻户晓,70%、80%的年轻人都知道了我。”

2017年9月,孙八一在黔东南州篮球馆做了一场个人演唱会,整场演唱会卖出1500张票,“年纪大的和年轻人五五开,很多是带小朋友的老人家。”黔东南州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凯里市人民政府都出现在主办单位名单上。

商务Rapper孙八一

孙八一效应带来的影响是双向的,不仅成就了孙八一拥抱主流的契机,也带动了凯里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凯里旅游线路出现在携程、途牛、飞猪等各大旅行APP上。总投资4800余万元的凯里市“智慧旅游云”建设项目于2016年9月启动建设,是黔东南州第一个建设完成的智慧旅游云项目。

凯里只是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更大范围来看,贵州在2016年颁布了《黔东南州“旅游+大数据”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年)》。这份计划上表明,到2020年,贵州要基本形成旅游行政服务职能智能运行、旅游者便捷旅游、旅游企业网络运营等高度融合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这项旅游行动计划前提是与大数据的产业定位结合,大数据成为贵州近年来最重要的发展定位,这一点完全符合贵州当下面临的双重任务——追赶和转型。

“贵州这次的战略定位,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世界级的战略,这是跨越式的发展和思考。”马云形容,“贵州是极具远见的”,“我自己作为贵州的忠实粉丝和热爱者,我觉得在这个战略里面重要一点,就是保持了绿色贵州的姿态,保持这样的战略定位,我觉得特别好。”

平塘县是另外一块被选中的地方。199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的南仁东则和几位同仁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在中国建造直径500米、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当时,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不到30米。

 

2016年9月FAST竣工,一段宣传片介绍了FAST二十几年来从无到有的历程。岳友岭从视频中看到了南仁东二十多年前的照片:南老师拄着竹竿,翻山越岭为FAST选址时,头发和胡子还是黑的。2017年9月,离“天眼”竣工不到一周年,为它把青丝熬成白发的南仁东永远闭上了双眼。

去年9月25日,在“天眼”竣工两周年之际,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于1998年9月25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79694”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南仁东星”。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中提到,南仁东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之一,“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在保障科研秩序的严格前提下,平塘县政府投资24亿元打造一系列科技科普旅游产品。将曾经默默无名的乡镇,因为FAST而转变成为拥有天文博物馆、天文体验馆、暗夜观星园、五星级酒店的天文科普旅游小镇,走出了一条“科普+旅游”的旅游新模式。

2018年上半年,平塘县实现旅游总收入55.18亿元,同比增长38.74%,共接待游客513.63万人次,同比增长40.58%。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日期间,全省共接待游客596.1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0.23亿元。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在新年贺信中提到:“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同步全面小康决战之年。”,“我们将以文旅融合发展为主线,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全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省,着力打造世界一流山地旅游目的地。”

在这样一场长期的脱贫攻坚战中,贵州人民骨子里的韧劲被充分激发,准备最后的冲刺。

这种“韧劲”被饶晓志用来形容《无名之辈》团队中的贵州老乡们,“他们都有大山孩子身上的那种韧劲。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等待、忍耐,一直坚定地追寻着自己想要的东西,从不轻言放弃。”

贵州青年孙八一也在他创作的歌曲《辉煌中国》里,说:“全民奔向小康,决不允许失败”。

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志刚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去到贵州大学为高校师生作脱贫攻坚的形势政策报告,他鼓励师生,“把个人的奋斗融入时代大潮,积极投身火热的脱贫攻坚战场”、“增长才干、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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