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入江昭先生指出，由于世界各国不同人群在文化、学术、体育等方面建立的网络和纽带，专业或业余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共性，共享的相互交织的记忆，越来越多的“跨国个体”，跨国恐怖主义等等，使历史学家不能再执意于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而必须关注全球史和跨国史。本文即特别梳理了近年来出现的几部重要的跨国美国史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美国史和世界历史的关联性叙事框架中，对美国殖民地时代史、美国革命史、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文化史、异域美国传教士和美国社会观念史以及全球冷战史等等作了全新视角的考察，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美国历史的认知。
“世界中的美国”
文 | 邢承吉
（《读书》2019年1期新刊）
美国史学的跨国转向作为一股新潮流，如今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纳，某种程度上也日益将一度被边缘化的美国对外关系史重新推到史学界的前沿。然而如何跳出民族国家历史的框架，换一个角度重新撰写历史？跨国浪潮袭来，美国历史学家纷纷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发现了理解本国历史的线索，这类由跨国转向带来的“世界中的美国”（US in the World）框架下的新的美国历史研究作品，改变了以往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叙事。这股浪潮不局限于六十年代以来一度陷于僵化局面的外交史领域，而是涉及美国历史写作的各个方面。对中国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而言，这类作品不仅挖掘出了历史的相互关联性，同时，也意外地给我们带来了重新发现和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棱镜。
一、《万国之林》：缔造研究美国历史的新格局
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前些年出版的《万国之林：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一书，将全球史视角下美国历史新叙事的讨论推向一轮新的高潮。本德试图跳出美国例外论的框架，挖掘美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联性，在全球史的框架中重塑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他坦言，在写作之初并未刻意针对美国例外论。然而，美国公共生活之中无所不在的例外思想，逐渐使他意识到这种思想的不足之处。“这种思想遮蔽了我们对自己的定位，使我们忘记了美国不过是万国之林中的一棵树，世界万民之中的一个民族而已。”在本德看来，公民观念、国民教育以及爱国主义，都是近代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特定产物，与美国例外论叙事紧密结合，可上溯到十八世纪末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的《美国革命史》。本德强调：“即便美国的国族构建异常成功，美国历史的叙事也不能延续例外论的模式；美国历史只有置入全球史的语境中，才有可能被充分理解，它的发展历程绝无半点与众不同之处。”
《万国之林》的讨论分为六个章节，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延续到进步主义时代，横贯美国历史数个重大主题。在本德看来，从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初，美国历史就深嵌于全球史的脉络之中。以往对殖民时代的叙事总是围绕“五月花号”与英格兰移民在新大陆的经历，却忽略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如何带动了北美种植园经济，并养成了殖民地人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它同样忽略了十四世纪奥斯曼帝国与当时世界的技术、人员、贸易的异常发达的往来和互动，如何使欧洲人感到羞惭、懊恼，迫使他们远离家乡开始了征服世界的大航海之旅，并最终重新书写了美洲的历史。本德甚至提及了中国在大航海时代被忽略的重要性。他指出，虽然郑和下西洋功勋赫赫，然而到一四三三年，明朝的内政和财政局面发生变化，中国远航活动的减少给欧洲的航海带来了机遇。不仅如此，明朝社会在东亚经济贸易网络中的轴心地位，以及其国内社会对白银供应的需求，也使美洲的开发变得有利可图；而充满讽刺的是，明朝对白银的过度倚重，造成了国内的经济不稳定，也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本德对美国革命的诠释同样令人耳目一新。本德认为美国革命不仅是关于独立战争与国内领导权的二元之争，它更是英法“七年战争”全球布局里一幕无足轻重的局部战役。“七年战争”中失利的法国一心想要与崛起中的英国争个高下，而美国革命不过是英法帝国在全球争夺霸权的局部延续，若放在当时欧洲的战略局势中考量，北美殖民地远非英法之争的主战场，既不重要也不“例外”。将美国革命视为“七年战争”的延续，也使本德更为关注那些夹在英法之争边缘的、一直被忽略的美国革命的参与者。例如，密西西比河东岸及田纳西河谷周围居住的印第安人部落与英军一起浴血奋战，然而在巴黎的和平会议上，英国人彻底抛弃了这些曾经的朋友，而且将原本属于印第安人部落的五大湖区域一并割让给了殖民地人。这些势单力孤的印第安人惊惧万状、哑口无言（本德的原文用的是“thunderstruck”，仿佛被响雷劈中一般），只得接受了这一事实，沉默着迁出了自己祖祖辈辈所栖居的土地。本德指出，此实可谓是“美国历史上最悲剧的一幕”。
当然，本德并没有在重新理解美国历史的同时将它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一刀两断，而是将民族国家的历史本身纳入更广阔的全球历史的进程之中。在他看来，受到一八四八年世界风尚的影响，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内战时期可被视为美国“国族构建的时代”，而将一八四八年全球性的民族主义纽带与美国紧密连接的，恰是一些辗转于欧美世界的跨国个体。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被迫流亡国外时，听从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的建议，前往费城，学习美国的经济制度。他最终以杰克逊总统钦命美国外交官的身份重归故里，将在美国思考成熟的国民经济思想光大于德国，并深刻影响了俾斯麦时期德国的经济政策。通过这些细致的案例，本德成功地揭示了美国历史的每一段历程都是与世界各国的历史紧密勾连、相互影响的。
二、巴黎的美国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面对世界时的姿态
巴黎咖啡厅里的海明威、“迷茫一代的引路人”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和曾经来过中国的非裔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这些人物和他们在巴黎的生活场景深深吸引了当时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的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的女弟子布鲁克·布劳尔（Brooker Blower）。布劳尔借由这段在巴黎做档案研究的经历而撰写的《在巴黎成为美国人》（Becoming Americans in Paris: Transatlantic Politics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一书，试图借助美国人在巴黎的经历，呈现二三十年代被传统历史叙事所遗忘的巴黎的美国次文化,借此探索这一时期美国在变动的世界秩序中面对世界时的姿态。
这一时期，美国诗人写过这样的句子：“纽约把人变为侏儒，巴黎则让人重新恢复人性的色彩。”尽管美国的物质文明在二十世纪初已经开始领跑世界，但当时的美国人依旧将巴黎视为文化、智慧和灵感的源泉。这里面有一段尘封的历史。如果说巴黎曾是富兰克林和杰弗逊这些美国精英的活动场所，那么这一时期大量的人员流动和往来，已经改变了美国人对巴黎的认识。巴黎有美国医院，有美国购物中心，有美国学校，二三十年代的巴黎俨然已成为“美国人的游乐场”(the Americans' Playground)，而巴黎人，不过是映衬美国剧情发展的路人甲和路人乙罢了。
巴黎是当时欧洲的中心，汇聚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富豪、学生、难民、流亡的贵族、政治异见分子、保皇派人士、社会活动家和纳粹德国的间谍，这个法兰西共和国的首都像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都会。当时有美国人在巴黎写道：“这早已不是巴黎，只是我的地址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巴黎开始取代伦敦成为美国在欧洲的事业总部，美国红十字会、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大学联盟、各种商业力量和银行金融巨头纷纷落户巴黎，一批家境优越、寻求冒险的年轻人，和试图逃离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的美国黑人也纷至沓来。就连美国学生也开始选择前往法国的大学留学。索邦成为留学的热门选择，有钱人家的孩子几乎都希望能来巴黎看看米开朗琪罗和其他艺术展览，最好再拿一张索邦的文凭。二三十年代一些美国大学也开始在巴黎设置海外交换项目，输送一批一批的本科交换生。在巴黎的美国学生有自己在拉丁区的图书馆、游泳池、健身房甚至社交团体，与此同时，美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出版商、诗人、小说家、音乐家等——也齐聚巴黎左岸。
布劳尔以生动的笔调将这些往事描绘出来，包括当时美国人在巴黎的社交场所、看病的医院、日常活动、杂货铺购物消费的商品品牌、活动区域的地图，当时巴黎街头的摩登的美国剧院、消费的符号，挖掘在这样国际化的背景之下兴起的美国民族主义，探索美国人如何塑造战时巴黎的文化政治，巴黎又怎样塑造了美国的政治文化。美国和巴黎的跨文化互动尤其反映了美国在世界中的位置。长久以来，面对欧洲，美国在文化上一直面色苍白、毫无自信，美国的生活方式虽然摩登、现代，也极具诱惑力，但这种快餐式的文化在欧洲高标准的文化映衬下显得肤浅而缺乏内涵。然而，“一战”“二战”期间，大批美国人奔赴巴黎，他们集中聚居在蒙马特尔和蒙巴纳斯这两个区域，在巴黎歌剧院附近散步和社交，遇见来自故乡的朋友，这些人热爱艺术和都市的生活。寓居法国的美国群体所呈现给巴黎人的美国形象是自由主义和极具都市感的。
当然，布劳尔指出，巴黎也改变了许多美国人，使之追逐新浪潮，拥抱自由，对艺术的品味也更世界主义，某种程度上在巴黎再造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巴黎的美国人逐渐开始爱上了爵士乐、前卫艺术，开始大胆追求新事物，他们的新变化也和美国国内这一时期的进步主义时代的各种改革结合到了一起。虽然这一时期美国国内也有民粹主义的回流、三K的复兴，但商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趋势是进步主义时代不可阻挡的潮流。而布劳尔认为，许多美国人在巴黎再造了自己的美国认同，并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带回了美国国内。
非裔美国人在巴黎的经历尤其特殊。他们将巴黎想象为帮助他们逃离种族主义的美国、重新界定身份的一个新世界。只有在巴黎，这些被条条框框约束起来的有色人种能暂时逃离种族隔离的制度，他们将之视为真正实现其美国梦的良机。巴黎没有淡化他们的美国特质，而是将这一色彩渲染得更为浓烈，离开美国，遭遇外部世界，他们开始了对美国身份和认同的新的发现之旅。从这个意义上讲，巴黎这座喧嚣的都市提供了理解“二战”前美国的另一个透镜，而巴黎以外的都市场景里的跨文化的交流和冲突（例如美国人在上海类似的题材），似乎也在静候来者的挖掘。
三、回旋镖（boomerang）——改变美国的异域新教徒
胡适在康奈尔留学时期，曾在绮色佳的教会发表演讲，谈何谓“理想的传教士”。他认为，理想的传教士应当首先是“好的学生”，可以虚心学习和理解异国文化，而不要做一个武断的教条主义者，妄图教导和彻底改变他人。最早接触中国的美国白人传教士群体，对中国的印象，与之产生的关联，与黑人激进主义者和民权运动旗手的中国旅行及他们的感受截然不同。然而大卫·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提醒我们，这些白人传教士才代表了当时美国的主流文化（当时美国公共生活的宗教色彩要比今天浓厚得多），他们也是在华美国人最大的群体之一。
霍林格在其刚刚出版的《异域的新教徒》（Protestants Abroad, 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 2017)中指出，到一九二五年为止，美国传教士在华已经超过四千人。这些传教士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白人，有男有女。他们试图将美国日常生活的主流价值当作普适价值，向外国传播，因此他们传播的不只是《圣经》教义，也包括美国精神和现代的生活方式。
霍林格对在亚洲的传教士群体的研究，已有十多年光景，他认为美国新教徒走向世界（这里讨论的主要是亚洲，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和西亚地区）并试图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像美国的意图失败了，相反，这些人改变了美国，塑造了美国六十年代以来的多元文化主义，甚至也成为种族平等、女权主义这些进步口号的旗手。许多传教士子女成为美国国内推崇女权主义和种族平等的先锋。因此之故，他用“回旋镖”来比喻美国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影响。他指出，传教士群体的世界主义（missionary cosmopolitanism）与犹太人的世界主义（Jewish cosmopolitanism）截然不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亚洲，尤其是中国，在这种世界主义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另一方面，这种世界主义的形成是出乎意料的，因为一开始这些传教士想着的是如何改变世界，但也恰是这个群体成为该信条的反叛者，成为反对美国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潮的先锋，甚至“多元文化”这个词最早也是在一位美国派驻土耳其传教士的后代撰写的作品中出现的。虽然我们仍需对传教士群体的性质、作用保持清醒的认识，但简单地给这个行业打上“帝国主义”标签似不客观全面。
另一方面，传教的工作给这些美国人带来了此前意想不到的机遇，这同样也是美国历史很有趣也时常被忽略的一部分。
传教士群体中有许多女性，她们在中国实现了自己在美国不可想象的价值。一直到六十年代《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 1963）都还在谈美国妇女所面对的这种“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问题”（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那些即便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往往也无法实现个人价值，这与我们所熟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地》的作者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和金陵女子大学代校长、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上千中国人的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文名为华群）在中国完成的事业和由此获得的成就感自是截然不同。
霍林格指出，女性在美国本土难以实现的价值和完成的工作，在美国之外得到了实现。传教士子女由于熟悉英语以外的另一门亚洲语言，因此在回到美国以后往往担任情报工作的要职，尤其是传教士的女儿往往因为会多门语言的缘故而担任显赫职务。出生在中国镇江美国传教士家庭的赛珍珠就是这种文化多元主义一个很好的例子。三十年代末，她更是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之一，批评美国社会将许多有很大潜力的女性牢牢束缚，把她们变成不理世事的傻瓜。赛珍珠结婚期间和自己的出版人有婚外情，此后还与她女儿们的舞蹈老师同居，不顾世俗流言蜚语。她拒绝成为安分守己的家庭妇女，而是活得和男人一样潇洒。霍林格意识到赛珍珠的女权主义与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女性的奥秘》中所描绘的女性困境之间如裂谷般巨大的反差，他指出，这本书的手稿曾被寄给赛珍珠，后者还曾津津有味地品读此稿。
赛珍珠另一段值得注意的经历，就是对美国国内种族主义的批评和抗议。她盛赞当时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的杜波依斯的新书，和罗伯逊的妻子一起合写讨论种族主义问题的作品，还因不满于当时美国收养体系的种族主义色彩，而独自创立了收容有色人种和国际儿童的孤儿收养中心（Welcome House）。
另一方面，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也通过传教士子女和其他相关人员传承下来。虽然亨利·鲁斯更像是这个群体里的“问题孩子”（problem child），他依旧不失为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去了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中学和大学，加入了耶鲁的骷髅会（Skull and Bones），然而与此同时也是他提出“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的说法，认为美国不仅仅应当向世界输出爵士乐和好莱坞电影，还应该输出它的《权利法案》《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精神。鲁斯曾写道：“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应当将它的道德理想、对自由和平等的热爱、独立的精神以及西方文明的价值带给整个世界。”鲁斯的傲慢许多人都不大喜欢，纽约著名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就曾直言不讳：“这个人不应当被信任，他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新的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new burden），而霍林格也批评鲁斯对中国充满美国中心意味的认识和理解。即便如此，“美国世纪”这一提法依旧通过这个出生于中国山东的美国传教士之子的声音响彻世界，而这背后为历史淹没的人事网络，中国在这个意义建构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怎样，很值得进一步挖掘。
四、支持黑人的东方：冷战时期的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相互想象
穿过中央公园的湖心，进入第五大道和博物馆街交界处，人们时常看到演奏中国革命歌曲的黑人艺术家立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前表演节目。在异国他乡的街头从不太熟悉的面孔那里看到熟悉的微笑，萨克斯吹奏出儿时即已熟悉的旋律，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体验。任教于南加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以研究文化史和非裔美国史见长的罗伯逊·弗雷泽（Robeson Taj Frazier），在他的成名作《东方是支持黑人的》（East is Black: Cold War China in the Black Radical Imagination, 2015）一书中谈及，早在四十年代，《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音乐，就唤起了杜波依斯、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等人对未来黑人民权运动的想象。后来，这首中文旋律，也使不少黑人激进主义者将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与全世界有色人种的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
弗雷泽认为，在美国左翼的激进主义传统中，对中国的想象和在中国的旅途，都不断强化他们对冷战时期种族、外交和世界秩序定义的挑战、质询和重塑。传统的叙事认为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曾一度与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割裂，但《东方是支持黑人的》换了一个角度重新书写这段复杂的全球冷战史，给我们提供了思考一九四九年后中美关系的新维度。
这段历史实际上并不陌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思想史的课堂里，我们讨论马丁·路德·金、詹姆斯·鲍德温、马尔克姆·X，讨论他在回忆录节选里谈到的中国问题。马尔克姆·X对中国近代史的解读，很像是我们中学时代教科书里的历史叙事：白人用枪炮狠狠欺侮了中国，公园里写着“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样，《南京条约》强迫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大门，英国人给中国带来了鸦片、掠夺了香港。中国卫星成功发射的消息传到美国时，马尔克姆·X留心注意到“白人对中国的畏惧和紧张”（Malcolm X, 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 1965）。这种紧张不是虚构出来的，弗雷泽指出，为遏制中国方面宣传的影响，美国禁止其公民前往中国，与此同时，针对“红色中国”的一系列冷战时期的宣传也应运而生。
周末的早晨，我时常只身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所在的全球精英街区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前往紧挨着大学城的另一片世界黑色的哈莱姆区（Harlem），探索另一个纽约。这里的街景远比大学城热闹得多，街头各式各样营生的小摊贩和随处可见的一美元的便宜货，也很像是中国式高人气的热闹街景。走在路上，随处可见马丁·路德·金和马尔克姆·X精神遗产的影子，在街头贩卖的T恤衫上，在我经常走的马丁·路德·金路的交叉口，在那条与马丁·路德·金强调的基督般“爱”的道路上分岔的十字路口，蔓延着另一条与白人社会彻底决裂的“恨”的长路，上面赫然写着“Malcolm X Ave”，两条路相互交织却又彼此分岔。
二十世纪究竟是美国梦的世纪，还是噩梦的年代？马丁·路德·金告诉台下的人群：“我有一个梦想……”马尔克姆·X则有与金截然不同的声音。因为耻于美国的种族主义和奴隶制的阴影，他否认自己是美国人，批判民主的虚伪，并声称从来没有什么美国梦，只有美国的噩梦。马尔克姆·X的原话，至今读来充满力量：“不，我不是美国人，绝不。我是两千两百万受到美国压迫和剥削的黑人中的一员。民主对我们而言不过是虚假的伪面，我是民主的受害者之一。所以，我并不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一个爱国者，一个举着国旗挥舞欢呼的人站在这里同你们说话，不是的！我代表美国体制的受害者，站在这里，向你们说话。我是透过受害者的双眼，来看待美国的一切。我看不到任何美国梦，我所看到的，不过是美国的噩梦！”
过去如尼基尔·帕尔·辛格（Nikhil Pal Singh）的作品《黑人构成了一个国家》（Black is a Country: Race and the Unfinished Struggle for Democracy, 2004)启发我们将六十年代美国黑人在民权运动中的抗争放置于黑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背景之下，重新审视其相互关联；然而很长时间里，还没有一部作品将这一切抗争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联系起来。这正是弗雷泽对学界的贡献。在这部作品中，他提醒我们，毛泽东声援美国黑人反歧视的斗争时，曾经写道：“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实现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势必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六十年代的中国曾一度被非裔美国的民权运动视作当时全球反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斗争的急先锋。这既是黑人激进主义者和中国人民之间想象网络，也是亚洲共产主义与黑人激进国际主义之间的相互交织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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