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林
观点摘要：
- 中国经济体量较大，有巨大的市场、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这些都是保障成功的条件。而且，我们不是一个先天保守的国家，在过去两千年历史中，中国多数时间相当开放。
- 40年前，中国早期开放受益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加入WTO前后，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增多。贸易摩擦对双方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双方的国内和开放政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 没有一个强国不是在“一带一路”上富强起来的，过去四百年如此，更早的历史上大国崛起也都与“一带一路”有关。我们要争取最大的可能性跟这些国家共同来建设“一带一路”。
-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任务，是确保未来世界贸易正常发展、各个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全球经济复苏，实现全球均衡、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倡议。
今年6月，注重社会实践和田野考察的何茂春再次前往索马里和南苏丹等不稳定国家，尽管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依然多次遇险。每当回忆起这些，虽然有些后怕，但何茂春并没有后悔。
“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考察，是我们做学问的要求，也是我们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要求。”他说。目前,何茂春任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和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同时还担任国务院参事与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
何茂春可以说是学术界名副其实的旅行家和探险家。他全程走完了中国22000公里长的边境线和中国18000公里长的海岸线，走遍中国2800多个县，走过了美国的50个州、欧洲45国。他还历时13年亲自考察了10条古丝绸之路以及“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6条走廊。全球最危险的地方——叙利亚、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北部、金三角地区、阿富汗……他几乎都去过，历经艰险。在此基础上，他为国家改革开放提出了多篇经过调查研究的政策建议。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界面新闻对何茂春进行了专访，请他回顾对外开放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分享对中美关系、“一带一路”的看法。
中国一直坚定改革开放的目标
界面新闻：在过去四十年中国取得的成就中，“对外开放”起到了什么作用？
何茂春：改革和开放，是发展国民经济、改善民生和让中国强大起来的两个必由之路，改革促进了开放，开放又倒逼了改革，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过去40年的开放，就是推进国内制度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分配制度变了，投资贸易、金融财税、城市建设、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各方面制度都在持续变化。中国从无法可依的国家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有法可依的国家和有法必依的国家。
同时，不改革，也不可能开放。改革带来的是制度性的变化，是游戏规则方面的变化，这个变化会给开放创造前提，给开放打好基础。但如何改革，还要通过对外开放来获得经验，获得力量和资源。改革每进一步都需要开放，开放又需要国内制度不断的调整。
界面新闻：过去四十年里，有哪些决定性的“对外开放”重大事件？它们又是如何影响历史进程的？
何茂春：成立深圳等四大特区和确定14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是早期比较重大的标志性事件。特别是此前的引进外资制度，这更是是一个破天荒的重大事件。因为在传统的教条主义理论中，外国资本进入本国是非常大的禁区。中国引进外资不仅解决了当时急缺的外汇、设备、先进技术以及管理人才，而且也有利于我们扩大海外市场。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点。入世以后，中国所有的进步，应当说都和落实WTO规则有关，包括公平竞争制度、非歧视竞争制度、透明度变化，还有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法治的精神。中国入世前后清理了200多万个法律文件，重新制定了3000多部法律。应该说，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与加入WTO有直接关系。入世以来，我们几乎是每两年就超过一个贸易体，现在，中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在入世之初，即使是最开放、最乐观的人都没有预测到我们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世纪一件大事。自由贸易区意味着什么？首先是自由贸易，其次是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然后是法治化的社会管理，第四是民主监督，第五是负面清单管理，只要法律没有限制的，企业都可以做，政府不该管的都不能管。2018年年底，中国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试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标志。
中国现在就是在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在发展。推行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就表明我们未来是朝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方向发展，绝对不会走回头路。
界面新闻：为什么那么多追赶型经济体实行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化都没有取得中国这样的成果？中国做对了什么？
何茂春：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有很多原因。首先，中华民族不仅聪明智慧，而且十分勤奋。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体量较大，有巨大的市场、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这些都是保障成功的条件。而且，我们不是一个先天保守的国家，在过去两千年历史中，中国多数时间相当开放。
其次，中国一直坚定改革开放的目标。可以看到，对外开放有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邓小平时期叫全面开放，江泽民时期叫走出去和入世，胡锦涛时期叫国际化战略，习近平领导的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开放、“一带一路”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这其中还有中国特有的制度上的优势，就是五年一规划、十年一纲要、乃至百年梦。所以，我们方向是坚定的，不管哪一代领导人上来，新的领导集体都会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改革开放。
贸易冲突不是“人民战争”
界面新闻：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美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何茂春：中美关系的发展一直在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开放。
中美建交本身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从那以后双方的经贸往来、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各方面都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编者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美国在中国早期对外开放当中，态度是积极的。除了比较支持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美国对中国人才的培养，也有重大影响，今天活跃在我国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很多专家都曾留学美国。此外，美国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向中国转让了一些中低端产业，给我们加入全球化的产业链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说，中国早期开放受益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中国加入WTO前后，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增多。贸易摩擦对双方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双方的国内和开放政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界面新闻：中美关系在过去40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何茂春：中美关系一直起起落落，当下的中美关系并不是最坏的时候，当下的贸易摩擦也不是历史上最剧烈的。中美贸易争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闹钟反倾销案”到现在，一直没有停过，最激烈的时候是在90年代。
习近平主席说过，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是因为中美冲突不但会给两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给全球带来灾难性后果。种种责任感让我们有必要处理好双方关系，美国草率处理对外关系，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促使其回归理性。
中美之间与当年苏联和美国的关系不一样，苏联与美国相互依赖程度不高，而中国和美国是相互依赖非常深的两个经济体。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2017年，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中国来说，美国是我们第一大出口市场。此外，美国在中国的资产至少有1.2万亿美元，我们在美国的投资也是上万亿美元的级别。我们有很多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产品来源于美国。没有中国买美国的国债，美国的金融危机不知道会陷得有多深。
界面新闻：中美贸易冲突会如何发展？
何茂春：解决中美贸易争端会是一个艰苦而曲折的过程，双方比的是底气、定力。中美贸易摩擦还会扩大到其他领域，比如汇率、技术产权、投资、服务领域、产业政策、市场准入、安全标准、社会责任、人权安全等等。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速决的是容易谈的领域，而长期的、深水区难题，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但是贸易冲突不是“人民战争”，情绪失控、 非理性宣传、误判误解误读，都是解决争端的忌讳。
通过这次中美新一轮解决冲突的谈判，预计会使双方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多年以来中美贸易之间巨大的不平衡会得到一定的缓解。美国在逼迫中国改变的同时，自己也在反思、在调结构、在加快改革。中国也会加快调整与改革。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没有美国的压力，我们自身也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我们在世界上还没有取得真正的政治主导权，经济主导权也较为有限，尤其在规则制定方面。但是，我们在崛起的路上，具备复兴的一切条件，有资源、有资本、有人才。过去的经验表明，我们只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国内政策高度稳定，就一定能够继续发展。
“一带一路”是中国通往世界的任督二脉
界面新闻：中美关系出现的变化无疑会对“一带一路”合作产生影响，我们怎么应对？
何茂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跟其他发达国家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欧洲，他们和“一带一路”国家打交道的时间比我们早、经验比我们丰富，教训也比我们深刻。没有一个强国不是在“一带一路”上富强起来的，过去四百年如此，更早的历史上大国崛起也都与“一带一路”有关。我们要争取最大的可能性跟这些国家共同来建设“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的，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其实都有机会跟我们共建“一带一路”。我们不对抗、不排他、不歧视，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很清楚一点，那就是全球发展不平衡，我们不可能一枝独秀地继续发展很久。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任务，是确保未来世界贸易正常发展、各个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全球经济复苏，实现全球均衡、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倡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缓慢复苏，只有中国提出来一个南南合作、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倡议。这个倡议也让中国国内相关产业得到了开拓国际市场的巨大机会，进而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空间、规模经济，有助于产业安全和改革升级。
界面新闻：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何茂春：“一带一路”上，中国的核心利益毫无疑问是经济安全。
由于我们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以前也没有很多的海外拓展经验，我们在海外的资金、海外的项目、海外的人，他们的安全是我们头等重要的核心利益，保障这些合作项目正常平稳运行，这是非常重要的利益。
我们还要保障互联互通，保障“五通”（编者注：“五通”就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对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是重要的，对我们国家同样重要。
界面新闻：“一带一路”推进五年，我们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何茂春：过去五年，“一带一路”取得了令沿线国家非常满意的成果，相关国家对外贸易增长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经济发展速度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一带一路”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可观的就业增长、快速的经济发展、贸易的增加、财富的增长。我们已经和80多个国家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超过了最初规划时的60多个，以后还会越来越多。
“一带一路”规划了六条走廊，目前有四条比较顺利。一是中蒙俄走廊，五年来基础设施建设得快，沿着走廊的200公里经济带发展也比较好。这条走廊在俄罗斯的那一段以俄罗斯投资为主，在蒙古国那一段以蒙古投资为主，在中国的以中国投资为主，三国共同投资、保障了这条走廊的顺利发展，也为其他走廊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二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也就是 “第二亚欧大陆桥”，是从中国的江苏连云港市到荷兰鹿特丹港的国际化铁路交通干线，在中国国内由陇海铁路和兰新铁路组成。这条走廊现在有1万多条班列日夜运行，通关不超过24小时，货损几乎为零。
三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东起珠三角经济区，沿南广高速公路、南广铁路，经南宁、凭祥、河内至新加坡，这条走廊前两年不太顺利，第三年开始顺了。
四是中巴经济走廊，起点在喀什，终点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全场3000公里，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走廊基本顺利。只是在巴基斯坦北部还不太安全，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比较活跃，巴基斯坦税率高、汇率波动大。
另外两条线路，一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昆明至加尔各答线，一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就是古老的丝绸之路，虽然不很顺利，但由于反恐行动的进展和中印关系的缓和，这两条也都在推进中。
总体来看，有的地方顺利，有的地方不顺利；有的项目顺利，有的项目不顺利；有的现在不顺利，过去顺利…..这其实很正常，海外投资毕竟不是国内投资，即便是在国内投资也有不顺利的。我们已经签了大大小小2万多个商业合同，有2000个落地，其中有200个不顺利，多数都在运行中，这已经很了不起。
界面新闻：对于出现的风险和困难，我们该如何应对？
何茂春：现在沿线国家的开放度都有限，政治稳定、法制完善、资金清结算基础以及汇率金融等方面都有一定问题。沿线国家内部也存在敌对势力、反对势力。所以，“一带一路”至少有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商业风险、个人人身风险和恐怖主义风险，现在还有越来越复杂的来自其他干扰者的破坏。这些也是预料当中的困难，但比我们想象得更难、更多。
对于这些风险，一方面我们要规避，另一方面这些风险也可能带来商业机会。在国内赚钱很难、创业很难，现在国内创业的失败率是99%，在海外创业的失败率是90%。有一位企业家在南苏丹投资砖厂、水泥厂，几个月赚了几百万，后来打仗，关了厂子继续办农场，有一次他从外地回到农场，汽车被打成了筛子。这么危险了，他也不愿意回国，理由之一便是在国内赚钱难。
在任何情况下，有困难我们解决困难，有危险消减危险。对于“一带一路”合作中存在的金融风险、债务风险、财务风险、汇率风险，我们需要建立经济安全的保障机制。对非传统的经济安全问题，要找到防范措施和保障措施，这些都要去做。如果一个国家因为海外有很多困难而不走出去，因为有很多风险而不敢去闯荡，这个国家是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就的。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一带一路”，这是既定国策，不会动摇。而且，要更有耐心，做得更细，不能急于求成。成熟一个项目建下一个项目，成熟一个国家就发展下一个国家，稳步地推进。同时，我们要更加深入、更加专业地了解沿线国家，学会用各种文化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讲好我们的故事、去解释我们的政策，争取与更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