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彭洁云
说起中国证监会的首席“外脑”，就一定绕不开香港大状梁定邦。
梁定邦，香港执业资深大律师，原香港证监会主席，他在任期内引领香港股市成功化解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也作为H股的创立设计者，见证了中国企业香港上市的从无到有，发展壮大。
1999年，受时任总理朱镕基邀请，梁定邦担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对AB股合并、开放式基金成立、QFII引入、创业板设立等中国证券市场的多个里程碑事件，他都有重要推动和积极建言。
今年11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讲话中表示，港澳同胞为内地市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特别提到，“梁定邦先生、史美伦女士帮助创建证券市场有关监管制度，只拿‘一元人民币’的象征性年薪。”
近日，在上海出席“2019高金新年论坛”并发表演讲的间隙，梁定邦接受了界面新闻的专访，还原了他受聘为证监会首席顾问的原委，也对当前资本市场的一些热点话题袒露了自己的看法。
界面新闻：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之间的竞合关系愈加紧密和激烈，既有沪港通、深港通、北向债券通等方面的紧密联动，又存在对“独角兽”公司和科技企业的明争暗斗，特别是两地推行的一些上市制度的政策改革，比如上交所科创板，港交所新版上市规则等。您在这方面有怎样的评价和预判？
梁定邦：我想讲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资本市场的钱是在全球游动的，不再光是某一个地方的金融生态。
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企业（顾客）、交易所（市场）和政府。
首先主要看企业本身的选择。比如说阿里巴巴，我觉得以它的体量，香港市场本身条件的受限，就不会选择在香港上市，美国还是更适合的。你看现在阿里巴巴的市值（最新为3392亿美元），它每天的平均交易量大概是30亿美元，而在香港上市的腾讯为香港市场的最大成交股，我记得最大的日交易量大概是20多亿港元。所以，企业会以本身利益的考虑选择挂牌市场的。
另外，从企业角度，一个是实现持续增长，另一个是利用资本市场筹资，要看哪一个市场或是用多个市场能够达成目标。
比如说汇丰银行在美国、英国、香港市场都有上市，接下来还准备在沪伦通发行CDR，打造全球生态。那么，对全球化发展布局的阿里巴巴来说，未来会不会考虑在内地、香港、伦敦等资本市场挂牌？有这个可能。IPO挂牌对一家企业来说，监管成本如果不高，对企业本身资本运作更有利的话，为何不做？所以，全球性企业在多个市场挂牌将会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交易所作为资本市场的营运者，要迎合顾客（挂牌企业）的要求，不断地做市场调查，如果迎合不了，就没生意做了。
香港为什么要在今年修改上市规则，主要就是按照原来的上市条件，已经迎合不了那些独角兽企业，它们大部分都有同股不同权的问题。改了之后，就吸引了一部分过来。头一家就是小米，之后就是美团。
总之，虽然各地交易所有各地的客户群，各地有各地的特色，但资本是全球流通的，像汇丰这些企业已领略到这一点，所以在不同地方挂牌。为什么上交所要做沪港通、沪伦通，因为它已经意识到资本市场是全球性的，资本不再停留在某一个地方的市场。
我估计再过二三十年，可能交易所都没有了，交易都在区块链里面了，交易所会变成另外一种营运模式。有这个可能性。区块链的好处是非常难被黑客攻击，而且不能涂改，这是很好的基础，要怎么把它构建起来，还是需要研究。
说完企业，交易所，在资本市场这个生态里，政府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就像前面所说，现在的证券市场是全球性的，钱也游来游去，股票也游来游去，投资者也游来游去，政府在国际上的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G20的国家设立了一个FSB（金融稳定委员会）。全球的金融市场如果不携手合作，那最后全部都变成输家，没有赢家。现在来看，贸易摩擦都是短暂的东西，看破之后，如果大家不携手合作的话，根本没得发展。
从二战之后到现在，哪怕是冷战，资本市场的体量都是在不断增加，这个也是不能逆转的趋势。所以我们现在看资本市场，不能看某一个地区，要关注全球的资本生态。
界面新闻：今年以来，小米、美团、拼多多等新经济领域的“独角兽”公司都没有选择内地，而选择香港或者纽约上市，在您看来主要有哪些因素造成？
梁定邦：我想第一个理由就是，国内的发行监管体系暂不允许同股不同权。而很多“独角兽”公司都有同股不同权的情况，香港此前关于是否支持同股不同权已经吵了很久，最后颁布了新的规矩。
第二个理由是（这些公司）盘子大，现在市场对盘子大小还是有一些看法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定价情况。投资人会很在意内地对定价的敏锐性好不好，监管机构虽说放开，但是基本上没有很大地放开，最后是有一些讨价还价的情况出现。但其他市场并不是这样，你能发多少就发多少，定价多少纯粹是企业与市场的博弈。
现在有三个先天的不足，未来有没有更多的独角兽来内地上市，取决于能不能把它改变。
界面新闻：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您觉得当务之急最需要进行的改革有哪些？
梁定邦：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所存在的问题，我主要提两点：
第一是风险意识的缺失。
这几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有了很多成熟市场的构架，包括公司治理、衍生工具、融资融券等等，现在唯一缺乏的是风险意识。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本身在这方面的意识都较为薄弱。为什么会有股市大调整，为什么会有大量的股权质押。政府每次都救市，这是很大的道德风险，这个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需要停掉。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真的要救，应该救系统，不应救个人。
第二是金融法律的陈旧。
我们现在还在沿用90年代的金融法律，已经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环境，包括应对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用原有的法律是远远不够的，下一步必须要重新理顺修订。
界面新闻：您此前一直致力于香港资本市场的建设，跟内地的缘分起源于哪里？能否给我们回忆下担任证监会首席顾问幕后的花絮小故事。
梁定邦：1992年在人民大会堂，我作为联交所的理事，陪同联交所主席李业广先生去接受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会见。他当时刚从上海到中央去做事，谈到让中国企业到香港上市，也就是今天所谓的H股，他和我们说，让中国企业到香港上市，想做成两件事。第一个是筹资，当时企业还比较缺钱，但筹资还是次要，更重要的是让中国企业通过资本市场面向世界，在一个成熟市场里面学习公司治理。
我们针对这两个目标很快把H股的制度设计出来。1993年6月，青岛啤酒在香港正式招股上市，成为内地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之后还有仪征化纤等公司，都是非常大的企业。香港市场当时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企业，我们为此作了很多创新，包括全球发行等等。此后香港就不断变成中国连接世界的桥头堡，四大行也都先后在香港上市，而且发展得很不错，逐步具备了国际化的理念。
我是受朱镕基总理邀请，从1999年开始做证监会首席顾问，2003年年底卸任。
因为我当时的工资是接近100万美元，所以他当时邀请我的时候说：“甚至100万美元都没问题。”
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跟你还个价。”他喜欢幽默，他以为我也在开玩笑。
为什么只拿1元人民币的象征性年薪？主要理由是两方面。第一是，为国家做事，不应该收钱。我自己那几年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另外，假如我收了他的钱，就没有办法衡量我做的事情。当时周正庆（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工资是不到1万一个月，正部级，所以这钱根本是不能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