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人民网 吕绍刚、 胡苇杭
走在广州北京路上，很容易产生时空上的错觉，不知今夕何夕。
这条1500余米的道路，连接着广州2200余年的漫长岁月。向北，是始于公元前204年的南越王宫遗址；往南，是从明清至今仍在使用的天字码头；脚下，是自唐代起渐次堆叠成的五朝十一层古道。
从广州建城开始，北京路一直是广州传统中轴线，未曾改变。向海而生、因商而兴的广州，以北京路为城脉，在越秀山脚绵延生长。北京路也成为千年商都发展的重要表征：自唐朝起，北京路就已是繁华的商品集散地；至明清，更是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成为当时的商业中心。
1978年起，围绕北京路，不断发生着一次次的变革与突破。1979年，新中国首个商品房住宅小区东湖新村打下第一根桩；1980年，高第街成为全国第一条经营服装的个体户集贸街；1981年，广州友谊商店开办大陆第一家超级市场……40年间，北京路商圈用自己的发展变化，为南粤大地的改革开放事业留下辉煌的注脚。
解放思想造就首个商品房住宅区
从北京路向东，不到2公里就走到东湖新村社区。绿植掩映的小区里，不时有老人提着菜篮走过，孩童肆意玩耍，闾里坊间弥散着烟火气。
1979年12月21日，原广州东山区城建局局长李庆符带队在东湖新村打下第一根混凝土灌注桩，拉开了中国商品房建设的序幕。
在小区的一栋住宅楼内，本网见到了已经95岁高龄的李庆符，他被不少小区老居民称作东湖新村项目的“操盘手”。虽已年近期颐，谈起往事，李庆符依旧神采奕奕，思路清晰。
当年，广州“三代同床”的现象颇为普遍：一个小房间，一张三层架床，年老的父母睡在下层，中年夫妻睡中层，小孩则睡在上层。“1978年广州人均住房面积才3.82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在2平方米以下的达到2万户以上。”想起当年，李庆符唏嘘不已，“住的相当困难。”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在广州，解决市民住房难的问题也提上了工作日程。但是，拆迁腾地要钱，盖新房要钱，当时资金捉襟见肘，哪来的钱？
“三来一补”的工厂给了李庆符启发。“是否可以解放思想，依靠外来资金解决难题？”李庆符大胆设计，政府从境外引进资金建房，然后把部分建成房屋交给投资外商供其出售作为回报，剩下的房屋用于改善市民居住环境。
这一想法在当时受到了不少质疑。“有人说我们用国家的土地和外商合作建房，有出卖国土的嫌疑。当时压力很大，究竟能不能这样做，我们心里也没底。”李庆符说。
幸好，当李庆符向广东省、广州市的领导汇报时，得到了赞同与支持。1979年6月，“东山区引进外资住宅建设指挥部”成立，指挥部开始与港商谈判。
1979年10月15日，经过多次协调，几易规划图稿，指挥部最终与港商达成了按照补偿贸易的方式共同开发建设的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合作试点建设6万平方米的东湖新村，共25栋8层住宅楼。广州提供土地，港方提供资金，最终建成的6万平方米中，2万平方米由港方在香港发售。
“合同签订后半个月内，按合同约定的第一笔300多万港元就汇进了指挥部的账户，我们立刻开始施工。”李庆符回忆，当时省、市建筑公司一齐上阵，东湖新村项目全面动工。“20多栋楼一齐开工建设，当年很少见，场面相当轰动的。”
1981年，按照合同约定，东湖新村先建成的2万平方米住宅交付港商，一年后的1982年底，东湖新村规划兴建的25栋住宅楼，除2栋因公园原本平房未迁出而未建外，其他全部完工。
由港商在香港发售的2万平方米住宅，售价约为港币2500元/平方米（当时100港元约兑30元人民币），一推出即被抢购一空。
“很多是香港人买来给广州亲戚住的。”东湖新村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何绍儿说，当时不少香港人有亲属在广州，希望在广州置业解决亲人的住房问题。
剩下的4万平方米住宅，其中2万平方米用于拆迁户的回迁，缓解了当地居民的住房困难。“当时报纸报道，我们由‘三代同床’变‘一厅三房’。”谈及这点，李庆符颇为自豪。
最后的2万平方米住宅，经上级研究决定面向内地出售，所得收益用于扩大再生产。“当时我们卖800元一平米，而这800元投入到建设中，可以盖5平米。”李庆符说，这种‘借鸡生蛋’的盖房模式，在全市得到了推广。后来的五羊新城就是使用这笔售房款建成的。
如今的东湖新村，虽已度过14000多个日夜，但完全不像快40岁的老社区。金黄色的楼房外墙，与漆成红色的阳台交相辉映，有几栋楼甚至还装上了电梯。
“我们正推行社区‘微改造’项目，努力实现华丽转身。”何绍儿介绍，东湖新村社区正按照广州市、越秀区的统一部署，通过老旧房屋外立面整饰、楼道内部综合改造等整治，“旧貌换新颜”。
开放包容促成高第街车水马龙
2011年，一部名为《高第街》的电视剧在央视播出。电视剧通过讲述广州高第街几个青年的成长历程，再现改革开放年代的壮阔历史。
当年的广州，一度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来广州不去高第街转转，都不好意思说来过花城。”
“最早，高第街摆摊的人是用商品换粮票。”打小在高第街长大的李芳回忆，1978年前后，就有外地人在街头摆摊，主要售卖盆、碗等日用品。后来随着人气的集聚，工商所开始规范管理，发放摊位牌照，个体户需凭牌照摆摊经营。
1980年10月，经广州市政府批准，高第街成为广州，也是全国第一个以经营服装为主的个体户集贸市场。
“那时本地人多在工厂、机关上班，没人想摆摊。只有少数没有单位的人才会拼一拼，领个牌子。”高第街商会会长李汉标感慨，“也就是这帮人，才够胆去闯，结果拼出了一片天。”
当时的高第街，以批发服装、布匹、鞋帽、小百货等日用品为主。因为商品价格低廉，种类多样，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商户前来。李汉标说，许多外国商人在中国只认两条街，一条是武汉的汉正街，另一条就是广州的高第街。
1986年，李芳也领了牌照，拥有了自己的“档口”。最早，她店里卖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附近有一家国营布厂，从那扯布回来自己做衣服卖。”
李芳说，早年贩卖服装没那么讲究，除了部分个体户有亲戚在香港，可以帮忙拿货外，其他商户大都是采取前铺后坊的模式，前面卖衣服，后面赶着剪裁，缝补，做多少卖多少。“客户太多了，只要你有货就卖得掉，无论款式如何。”
为容纳更多的商户，工商局除在街两旁设置“档口”外，在街中间还布有一排“车仔档”。此外，每日5时起还特别设立“早市”，供没有摊位的外来个体户进场摆摊。一时间，这条连接北京路和起义路的600米小街车水马龙。
“从家里去街对面的巷子里找朋友玩，都要拨开人群挤过去。”李芳对当年街上的热闹场景记忆犹新。李汉标则回忆：“当年600米的街，从街头走到街尾，起码要走上40分钟。”
1986年前后，高第街迎来黄金时代，一天的客流量最高能达近20万人次。无数小商贩、大客商、本地居民、外地游客在这里相遇、交汇，不少人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在高第街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李汉标说，开放包容的氛围是高第街车水马龙的主要原因。“我从外地来到高第街做生意，从没有因为外地人身份被欺负过，大家互相帮衬，和气生财。”来自潮汕的他，已在高第街定居、结婚、生子。每天除了处理商会事务，就是带着孙子出去玩，店铺则交由儿子打理。
李芳对此表示赞同：“因为早年高第街摆摊的都是街坊，大家既是同行，也是邻里，互帮互助的传统就这么传承保留下来了。”
到了90年代，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成熟，高第街个体户的货源趋于规范。
“义乌、东莞、潮汕等地工厂都是我们的供货商。”李汉标回忆，随着街上售卖的衣服款式逐渐增多，造型更加精美，大量东南亚华侨、中东、非洲客商慕名前来。
1992年，印尼华侨商人薛益献经朋友介绍来到高第街，琳琅满目的商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的衣服比印尼的款式更多更美，而且价格低廉，即使加上运费，成本也比印尼低。”
薛益献说，当年从高第街进一趟货并不容易。“当年人得过来选货，选好后让店主把货先送到香港，再转运回印尼。”
如今，他不用这么折腾了。
“现在街上几乎家家都有微信，个别商户还开起了网店，方便客商从网上进货。” 李汉标说，电子商务已经进入高第街，客商拉着板车进货的越来越少，微信下订单，快递直达的则越来越多。
即使如此，薛益献还是坚持每隔一段时间，来广州待上一个星期。
“在这里能碰上各国的人，感受各种文化、享受各种美食，在这儿待着很习惯。”薛益献笑着说。
与时俱进带来第一家超级市场
在个体户迅速成长，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作为国企的广州友谊商店，同样也在积极探索，先行先试。
1981年4月11日，《广州日报》在头版显眼位置刊登了首家超级商场即将在广州友谊商店开业的新闻，引发强烈反响。
第二天，“人们一群一群地涌过来，商场被围的水泄不通。”谈及开业时的情景，原广州友谊商店公司党委书记、时任广州友谊商店公司办公室主任吴汝初记忆犹新，“这说明，我们当时决定是对的。”
1978年4月12日，经广州市批准，广州市友谊公司成立，总部迁往环市东路369号，新建4层大楼，营业面积3200平方米，员工增至298人。
成立之初的友谊公司，服务对象主要是外宾。但是很快，随着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深入贯彻，友谊公司逐渐扩大服务群体：1979年开始，逐步开放对华侨、港澳台同胞的接待供应；1980年12月，商店对国内外宾客全面开放。
“虽然已经把服务群体扩大到国内外所有宾客了，但当时我们仍不满足，还在寻找新的服务路径。”吴汝初回忆，1981年前后，公司领导班子听说香港流行一种叫“超级市场”的销售模式，决定组团前去考察。
在香港的一家超市里，顾客可自由选取商品，在门口结账的全新售卖方式着实震撼了友谊公司的管理层。
“超级市场确实是要搞！”吴汝初说，回广州后，广州友谊商店便开始准备超市的筹备事宜，购置一批进口设备，包括电子收银机、价格打码机、货架、不锈钢门闸、手推车、购物篮、全套的闭路电视监控设备等。相关培训，也是邀请香港专业人员授课。
不到三个月，友谊公司便在公司大楼1楼的东边，开辟出270平方米的空间，选取了一批商品放入货架，布置了一个小规模的超市。
1981年4月12日，广州友谊商店超级市场正式开张。央视、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媒体都对这个无柜台、无售货员、顾客根据自己需要挑选商品、最后在电脑收款台结账的新鲜购物形式作了详细的报道。
“广州的市民来了，佛山的市民来了，珠三角的市民来了，从香港回穗探亲的同胞来了，从海外归来的华侨也来了。”广州友谊商店的老员工梁维炘回忆，“大家都想亲眼见识内地的首间超级市场是什么样子。”
由于人流过大，商场不得不采取潮水式放行办法来控制人流。但是依然不奏效，放完一波，外面排队的人丝毫不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还有人从里面出来后，又重新排队再看一次。
“当时我们经验不足，准备的存货不够，货架上的商品很快就卖空了。”梁维炘说，“那时候商品都是凭外汇券供应，一张券要10元左右，但就是如此，商品也被一扫而空。”
广州友谊超级商场的成功，引得国内同行纷纷效仿。随后的几年间，同类型商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广州友谊集团总经理江国源看来，与时俱进是广州友谊在改革开放后抓住发展机遇的重要因素。“广州友谊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搏，看到了开放带来的必然趋势。”
如今，北京路商圈正在积极推进转型，通过传统街道与互联网结合，将北京路商圈商场、餐饮、休闲、快消等不同门类商户纳入统一系统，从大数据和技术出发，提升商家、北京路商圈整体运营、服务能力，打造全国首条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智慧型商业街区。新时代的北京路，仍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