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黎文婕 实习生|俞燚帆
编辑|刘海川
观点提要：
-
近年我国经济放缓的深层原因与21世纪90年代左右生育率的急剧下滑不无关系。
-
在长期高生育率之后，生育率大幅度降低，短期会对经济发展有点刺激，但长远来看会严重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拉低经济发展水平。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庞大的人口规模恰恰是中国的核心优势。
-
人口结构恶化对经济的影响最多百分之几十，但是人口规模衰减的影响是十几倍、几十倍，如果这种趋势不能逆转，中国的发展将被釜底抽薪。
-
要减轻老百姓的养育负担，让大家愿意去养育孩子，才是正途。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口政策变迁40年。
1980年确定的严格一胎化政策让人们普遍接受了少生、优生的生育理念。当下中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也面临持续性调整——从2011年放开双独二胎政策，至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逐步放开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2016年初走向重要拐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但两年后的今天，人口调整预期似遇瓶颈：中国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到高峰后，在2017年就开始减少，实际人数甚至比卫计委的最低预测还要少300万，而2018年的出生人口更是急剧下滑。
围绕中国人口政策变迁、人口控制的动因、人口规模衰减现状以及生育意愿提升阻力等问题，界面新闻专访了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
根据黄文政的判断，在未来10年，中国的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下降超过40%，中国的生育率只有世界范围内生育率的五成左右，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有可能使得中国出生人口在未来一到两代人跨度内下降至不足世界的5%的水平。
他认为，生育率太低，所有人都会成为受害者，“那么政府应该鼓励或者奖励生育”。
计划生育政策成因
界面新闻：建国初期，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1954年—1957年理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使这场讨论达到了最高峰。当时的人口形势具体是怎样的？
黄文政：有关前30年的人口形势，存在非常多误区。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里，我国人口从5.5亿增长到9.8亿，增幅接近80%，让很多人感到惊恐。其实，这次增长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均寿命从1950的40岁增长到1980年的66岁，这主要得益于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带来死亡率急剧下降。如果人均寿命翻一倍，生育率不变的话，人口能增长一倍。
更重要的是，世界上现存的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这样大幅的人口增长。我曾经将1950年全世界人口最多的34个国家进行对比，发现除了北美、欧洲国家、日本和阿根廷，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1950～1980年的人口增长率都要快于中国大陆。也就是说，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从1950年到1980年，在增长幅度上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垫底。
而且，中国在1950到1980年的人口增幅，不仅大大低于同期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低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卫生条件改善前提下的人口增幅，只是对发达国家来说，这个增长在工业革命以后就逐渐发生了。
因此，从世界范围的历史比较来看，中国在1950年到1980年的人口增幅不仅不能说过大，反而差不多可以说是全球最小的。
界面新闻：这种对人口形势的看法带来深远影响。具体有哪些？
黄文政：这导致从1971年开始，一直到1978年，中国生育率急剧下降。在1970年代这十年内，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下降了50%以上，从1970年每对夫妇期望出生5.8个子女到1979年2.7个。生育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样的人口形势之下，中国开始实行以城市一胎化为特征的更加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
界面新闻：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但政策执行仅一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80年的11.87%上升到了14.55%，不减反增，这是否说明生育政策的宏观期望与人民群众的生育愿望是冲突的？
黄文政：是的，生育是人们的基本意愿。而且当时在农村，“多子多福”的观念依然深入人心，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之后，很多人感到恐慌，于是提前生育，造成生育率的短期回升，但实际上是把很多本来会在90年代出生的人口提前到80年代生了。
目前来看，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未来人口的加速老化和急剧萎缩已不可避免，由此带来的经济低迷、财政拮据、养老困难、家庭失独、性别失衡等经济社会问题长远来看会日趋严重，这会让计划生育一词变得比计划经济更为负面。归根结底，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界面新闻：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带来了人口红利，从而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您认同吗？
黄文政：我完全不认可这个判断。由于强制性计划生育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发展同时间发生，所以人们很自然认为两者有因果关系，把经济上的成就部分归功于计划生育政策。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一个人从成长到进入劳动力市场，至少需要20年时间，进入消费体系，则至少需要30年时间，所以生育状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少有二三十年以上的滞后。改革开放后三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1963年到1990年代初期出生的大量人口。这些人追求美好生活而且有意愿为之努力，而市场经济又释放了这种动力，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人口红利狭义上是指原来的人口生育率很高，降低之后导致释放人口潜能，推动经济发展。所以，有些机构和学者认为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才带来了人口红利。但不要忘记，实现人口红利的前提正是因为此前我国有很高的生育率。
虽然生育率大幅度降低，短期会对经济发展有点刺激，但长远来看会严重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拉低经济发展水平。近年我国经济大幅放缓，虽然有非常多的因素，但深层的基础性因素与20世纪90年代出生人口的大幅下降不无关系。这点首先体现在年轻人为主的消费市场开始放缓。
不过，由于年龄结构的原因，中国出生人口是台阶式跳水，也就是急剧下跌十几年之后会平缓十多年，接着又是急剧下跌，不断重复。由于在2000年之后，出生人口有一二十年的平缓期，我预计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二十年的势头还不会太差。
界面新闻：当年生育限制政策的背景原因是什么？
黄文政：这有很多原因。首先，支持生育限制的各种理由虽然长期在宏观上不成立，但在短期和微观上却与直观相符。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发现自己各方面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人均层面上更是如此，大量知青回城又造成了短期的就业困难，因此很容易就把这些问题部分归咎于人口太多。而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之后，人口过剩的思潮一度风行全球，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组织更是通过各种方式诱导和鼓励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这一里一外的思潮自然让严厉控制人口的思想在中国找到土壤。这种思想不仅影响到决策层，也影响到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理工背景的学者，心怀强国之梦，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与人口政策相关的研究当中。
另外，在中国很多人觉得制定人口政策是人口学家和计生部门的职责，但这是一个误区。严格来说，人口学研究的是人口自身和其他变量对人口的影响。但人口政策所关心的却是相反的问题，即人口对经济、社会、国防、环境、文明兴衰的影响，这些问题不是人口学，而是经济学、社会学、国防战略、环境科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人口预测关心的变量是人口，因而是典型的人口学问题；但研究人口规模和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所关心的变量是经济发展，因而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人口在这里只是作用因子。因此，人口政策的方向性并不是人口学应该或有能力回答的问题。
界面新闻：那么，今天如何评价计划生育政策呢？
黄文政：我要强调的是，强制性的生育限制以控制人口数量的目标就是错误的。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庞大的人口规模恰恰是中国的核心优势，而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却把这个最大的优势当成最大的劣势，用严厉的手段来消减。这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
不过，我相信计划生育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大都真诚地相信这一政策利国利民，能够成就一个富强的中国；而在体制内，政策执行更加严厉也让很多民众诚服。至于对人口问题判断失误在当年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国际思潮背景下也是情有可原的。
全面二孩政策难挡人口衰减之势
界面新闻：2016年实施的全面两孩政策则是人口政策的重大逆转。但是您多次提到，其实为时已晚。
黄文政：因为生育愿望从来就不应该受到控制，所以放开生育政策越早越好。如果一定要从生育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国生育率下降到最低水平，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放开生育政策要好的多。 长期来看，生育率一直走低，所有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所以政府以扶助家庭的方式鼓励或者奖励生育来提高生育率合情合理。
界面新闻：全面二孩之后，为何2017年出生人口还会下降？
黄文政：一是全面二孩实施后长期堆积的生育意愿释放高峰已经过去了。就像水龙头一打开，开始的水会最多一样，原来的二孩限制取消后，最近几十年想生却因为限制没有生的会选择生育，但我们之前预测这个释放的高峰会在放开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17年达到，而卫计委预测高峰会持续三四年，没想到仅仅一年就释放了。
二是生育旺盛期女性的人数在急剧下降。现在生育一孩的主力是90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生儿在1990年代快速减少，从1990年的2800万直线下降到1999年的不足1500万。从2015年开始，22-31岁女性在十年内将减少超过40%。这个萎缩可以从近年新婚人数每年减少7%-8%上得到佐证。而2017年，15-49岁育龄女性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2-31岁女性减少600多万。
三是新一代的生育意愿更低。这背后的原因包括现代化和城市化，以及生育一孩成为大部分家庭的默认选择。此外，大学扩招虽然大大促进了近年的发展，但也可能是降低生育率的一次性因素。如今每年约600-700万人，即同龄中约40%的人要上大学。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女性可能推迟生育时间，甚至减少生育数量。
界面新闻：能说全面二孩政策是无效的吗？
黄文政：并不能因此认为全面二孩政策是无效的，卫计委曾预测，如果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出生人口在2017年为1770万，而现在全面二孩之后的实际出生人口才1723万，比不实施该政策下的预测还少了47万。如果认可卫计委之前的预测，那可以说全面二孩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出生人口。但公平地说，如果全面二孩政策没有效果，出生人口恐怕还要少至少两三百万。所以全面二孩肯定有效果，只是之前的预测太高了。
界面新闻：预测和实际生育状况差别有多大？
黄文政：全面二孩实施之初，卫计委认为2018年为生育高峰，对2017和2018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分别为2023万和2082万。我和梁建章则认为2017年为生育高峰，当年出生人口将超过1800万。但实际仅出生1723万，比国家卫计委的最低预测少了300万，比我们的最低预测少了77万。
我们当时的看法是，由于全面两孩政策在2016年之初实施，从备孕到生育有约一年的延迟，所以2017应该是堆积意愿的释放高峰以及生育高峰，但随着堆积意愿的释放和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锐减，出生人口将自2018年开始急剧萎缩。现在看来，2017年的二孩数量确实多于上一年，但却不足以弥补一孩人数的锐减；出生人口的萎缩比我们预测的来得更早也更迅猛，我们低估了社会生育意愿下降的速度。
界面新闻：除了育龄母亲数将大幅减少外，您还提到育龄母亲的生育意愿非常低迷？
黄文政：是。过去一二十年，中国做了非常多生育意愿的调查，发现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不到2，甚至比日本、韩国都要低。更不要说在城市里，少生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生一个孩子已经成为默认选择，人们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生二孩，而农村也在向城市看齐，所以未来人口趋势实际上非常不乐观。
另一方面，高昂的养育成本严重抑制了生育意愿。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的平均每年的花费约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实际上，这种昂贵的养育模式与少子化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这样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生育率。
除了需要承担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父母还面临越来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如果算上二孩所需要的额外的住房面积和看护成本，在一二线城市生育二孩的直接成本就超过百万，堪比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可以说，在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也是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处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重要原因。
在未来10年，中国的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下降超过40%，而中国的生育率只有世界大概一半左右，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有可能使得中国出生人口在未来一到两代人的时间里面下降到只占世界的3%到4%。
人口规模的衰减是更严重的问题
界面新闻：现在大家更多地在谈论人口结构的问题，比如老龄化等等。但是您认为人口规模是更不能忽视的问题？
黄文政：人口规模的衰减影响会更大。结构恶化对经济的影响最多百分之几十，但是人口衰减的影响可能是十几倍、几十倍，而且衰减看不到底。如果这种趋势不能逆转，中国的发展将被釜底抽薪。
目前来讲，中国的人口比整个西方加起来都多出50%，这其实是中国一个核心优势，我们产业门类齐全，各种需求的细分和旺盛以及人才众多都得益于我们的规模优势。但非常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我们把最大的优势当成最大的劣势，在用一种最严厉的手段来消减人口，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界面新闻：人口规模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竞争力而言，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黄文政：人类的现代技术水平和生活方式高度依赖于全球巨大的人口规模。无论是喷气式飞机、高铁、计算机、互联网还是手机的出现特别是高速迭代都得益于数量众多，而且需求和技能多样化的人口。
当然，人口少的国家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融合来享受更大经济体的规模优势，就像欧洲很多小国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人口数量不是特别多的国家也可以维持富裕的生活。但在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世界体系中，除非依附人口更多的国家或集团，一个自主性国家拥有众多人口依然具有关键性意义。
界面新闻：现在各大城市，都在引进所谓高素质人才，您其实是不认同的？
黄文政：我一直认为人口比人才更重要，因为人是人才的源泉，更是发展的目的。只要人才不要人口不仅只顾收获不顾耕耘的思想，更是一种把人当成手段而非终极目标的观念。而且，决定谁最适合在哪里工作和生活的最好机制是市场，而不是哪个机构，认为规定的“人才”标准。政府过度介入人口流动不仅扭曲市场，损害效率，更是破坏公平性。
实际上，中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大概只有农村的1/4。这意味着，如果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市民的话，就可以大量地节省耕地。但现在他们没法在城市落户。很多人回老家建一栋占地几百平米，可能一年只住一两个星期的房子，导致在国家范围巨大的土地资源浪费。
界面新闻：您认为我国未来的人口趋势是怎样的？您有什么建议？
黄文政：从全球来看，中国目前的人口萎缩是非常严重的，即使现在完全放开但不鼓励生育，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将急剧萎缩。在强劲的低生育惯性下，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而等到生育率最终问鼎，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可能跌破5%。
所以，我认为当下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放开生育，切切实实开始鼓励生育。很多人现在对鼓励生育这个词有负面看法，这我也是理解的，所以要减轻老百姓的养育负担，让大家愿意去养育孩子，才是正途。鼓励措施可以包括按孩子数量抵税或直接补贴等等。从欧洲经验看，家庭补助占GDP高1%，生育率大约高0.1左右。当然，所有这些鼓励生育措施的前提是整个社会能够正视低生育率危机，并充分体认到人口雪崩的危险及其后果的严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