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奥勒谈“纳粹嗑药史”：毒品也许是独裁政府最好的权力手段

记者 | 张之琪

编辑 | 朱洁树

2004年，德国作家诺曼·奥勒（Norman Ohler）第一次来到中国，彼时他刚刚完成自己的“城市三部曲”，《代码生成器》《中心》和《黄金之城》，正在寻找下一本书的主题。结束中国之行后不久，奥勒在柏林遇到了一位老朋友，朋友的一段奇遇给了他重要的灵感。这位友人在曾经东德一间公寓的衣柜里发现了一个生产于上世纪40年代的药瓶，包装上印着药物的名字“柏飞丁”（Pervitin），而它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冰毒”，友人看后一惊，为什么在当时会有一种类似“冰毒”的药物在市场上合法流通。这位极具冒险精神的友人，本着对德国制药产业的信任，吃下了几片40年代的柏飞丁，他这样向奥勒描述服用后的感受：吃下第一片之后，整个人突然变得异常清醒。吃下第二片后，感到心情好极了，想要演奏音乐，放声歌唱。吃到第三片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服用一种强效毒品。

这一偶然的发现揭开了历史尘封的一角，奥勒和友人都意识到，柏飞丁在第三帝国的流行是一个绝佳的选题。奥勒最初打算创作一本有关纳粹和毒品的小说，但当他开始到德国各地的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才发现，历史本身比虚构更加有趣，于是有了这本出版两年就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畅销的非虚构作品《亢奋战：纳粹嗑药史》。2018年12月，时隔14年后，奥勒带着这本非虚构代表作再次来到中国，并在北京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就这本书的内容展开了对谈。

任剑涛指出，奥勒在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纳粹的意识形态战实际上是毒品战，这为我们重新去理解纳粹德国的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同时也启发我们去反思现代城市、现代工业、现代战争以及现代性背后的隐秘问题。奥勒则谈到，纳粹德国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毒品，而是不自由，对于一个独裁政府来说，毒品或许是最好的权力手段，可以为受其摆布的民众“提神”，同时将异族、异文化与“瘾君子”“危险的毒贩”画上等号，纳粹德国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这种围绕管制药品的权力技术今天依然在发生作用。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整理了书中和对谈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全民嗑药：反毒品的纳粹德国何以成为冰毒之国？

早在歌德写浮士德的年代（19世纪初），德国药剂师弗里德里希·塞尔杜纳就发现，从罂粟中提取出的浓缩汁液（也就是鸦片）有很强的麻醉作用，也可以缓解疼痛。后来，他从鸦片中分离出了关键成分吗啡，在此后的短短几年间，各大药厂纷纷开始批量、标准化地生产吗啡，这也是德国制药业繁荣的开端，制药巨头默克公司就是在这时起步的。1987年，拜耳公司用从柳树皮中提炼出的有效成分合成了乙酰水杨酸，这种药后来被命名为阿司匹林并迅速风靡全球；几乎在同时，德国拜耳公司又研发出了一种著名的药品，二乙酰吗啡，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款人工合成毒品，它的商品名称是海洛因。当时，海洛因是一种用于治疗头痛的药物，甚至被配制成小儿止咳糖浆，如果宝宝肚子痛或睡不好觉，父母就会拿出海洛因给他吃。依靠着这些畅销药品，化工、制药业在19世纪末成为了德国的支柱产业。

一战的失败给德国带来了重创，因此，无论是在身体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德国人对这些药品（毒品）的依赖都愈演愈烈。为了偿还巨额债务，政府加印货币，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23年秋天，42亿马克的价值仅相当于1美元，这时，全社会的道德底线也像纸币价值一样一落千丈。既然输掉了战争，索性一切都随它去吧。柏林摇身一变，成为了欧洲的冒险家乐园。据统计，1928年，仅柏林一地，按处方合法出售的吗啡和海洛因就多达73公斤，可卡因更加泛滥，只要花点钱，就可以轻松买到。这样的德国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个在我们印象中干净、严谨、循规蹈矩的国度，其实一直是毒品之国。

而对魏玛时期全民嗑药现象批评得最猛烈的就是纳粹党。他们大肆抨击“犹太共和国”的道德沦丧，并且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议会民主制和开放多元的城市文化的反感。同时，纳粹对这一状况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在他们看来，合法的毒品只有一种，那就是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纳粹党一方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自己的纲领，向民众描绘出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另一方面则通过火炬接力跑、授旗仪式、群众集会和公开演说等方式，制造一种集体狂欢，这种宣传手段，从本质上与毒品的原理无异。纳粹仇视毒品，因为他们想取而代之，奥勒在书中这样写道。

1933年夺取政权后，纳粹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魏玛共和国的享乐文化剿杀殆尽，毒品被彻底禁绝，因为在一个只有元首一人拥有诱惑权的体制里，任何其他“诱惑品”都没有存在的空间。纳粹出台的与禁毒相关的法律包括：允许在封闭机构内对吸毒者实施强制戒毒，时长可达两年，在法院批准的前提下，戒毒期可以无限延长，经鉴定戒毒无效的人，会被押送至集中营；医生一旦被发现吸毒，将被吊销行医执照；禁止毒品依赖者结婚等等。此外，纳粹开展的禁毒运动从一开始就与建立国家监控体系的计划捆绑在一起，法律规定，公民一旦发现亲属和朋友中有人染上毒瘾，必须立即上报。

激进的禁毒运动还与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分不开。当时被很多德国人奉为圣经的《神奇的毒药》一书中写道：“毒性最强的永远是那些来自外国和其他种族的迷惑物。”纳粹党种族政策部公开宣称：犹太人的本性就是依赖毒品的，大城市中的犹太知识分子都喜欢借助可卡因和吗啡来安抚其“躁动的神经”，犹太医生四处兜售吗啡，吗啡瘾在犹太人中十分普遍。在纳粹的宣传下，犹太人和毒品变成了有毒并且有传染性的统一体，共同威胁着德意志的安全；而禁毒运动中的甄别对象也从瘾君子转向了所谓的“劣等种族”。

而在二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毒品“柏飞丁”，确实是在纳粹治下研制出来并广泛流行的。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一种名为苯丙胺的药物十分走俏，当时它还属于合法兴奋剂的范畴。德国的泰姆勒药厂嗅到了商机，决定投入全部资源研发苯丙胺。1937年，泰姆勒药厂成功研究出了甲基苯丙胺的合成方法，其药效远胜于苯丙胺，这就是后来的“柏飞丁”。

1938年初，刚刚上市的柏飞丁的广告铺天盖地地贴满了柏林的大街小巷，它被奉为一种万能的灵丹妙药，不仅可以缓解血液循环不良、情绪低落、抑郁，还能治疗女性的性冷淡，人们甚至宣称，柏飞丁可以起到“稳定体制”的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高能耗的时代里，肩负的任务之重、责任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某医院的主任医师这样写道，但柏飞丁可以帮助人们缓解负面情绪，让“装病的人、不愿工作的人、整天牢骚不断惹是生非的人”都顺利融入劳动者的行列。

柏飞丁成为了纳粹德国这个高歌猛进的业绩社会的标志。市场上甚至还出现了含有甲基苯丙胺的小颗粒，每块中的含量是14毫克，几乎是柏飞丁药片的五倍。这种“提神美味”广告语是“妈妈的小帮手”，它可以让家务变得轻松，甚至有控制食欲、减轻体重的功效。奥勒写道，柏飞丁与时代精神如此合拍，简直是久旱后的一场甘霖。它实现了独裁体制在个体身上的顺利运转，它就是药片形式的纳粹主义。在意识形态宣传和药物的双重作用下，1930年代末的德国陷入了全民嗑药的狂欢之中。战争也在此时一触即发。

二战中的毒品：闪电战就是冰毒战

在战争中，柏飞丁等一众毒品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奥勒在对谈中提到，战争前期助德国所向披靡的闪电战，其实就是毒品战。卡尔·马克思曾说过，存在决定意识，但在希特勒看来却恰恰相反，他相信士兵的意识能战胜一切，德国是必胜的。1939年秋天，德国占领波兰之后，希特勒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乘胜追击，攻占法国，但事实上，当时德军并没有任何胜算，军方高层当时就曾密谋过推翻希特勒的统治，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此时进攻比利时西部，德国会像输掉一战一样输掉二战。

1940年2月17日，希特勒和两名疯狂的坦克部队将领——隆美尔和曼施泰因——共进了早餐，他们向希特勒回报了一个大胆的进攻计划：翻越地势艰险的阿登高地，趁敌不备，从英法联军背后发起进攻。希特勒完全被这个闪击计划说服了，他相信时间决定成败，德军在装备上的劣势可以靠速度和意识补足。但这一计划成功的前提是，突击部队必须日夜兼程，一刻不停地行军，并在三天之内到达法国境内。希特勒认为德国士兵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可以凭借强大的意志做到不眠不休，时刻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纵使有再强的意志力，也不可能三天三夜连续行军，这时候，柏飞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30年代末，柏飞丁在德国已经非常流行，时任普通生理学和军人生理学研究所所长的兰克是最早将柏飞丁应用于军事领域的人。在1940年2月制定作战计划到5月实际发动战争期间，兰克在陆军当中越来越受欢迎，他被邀请去做了多次关于甲基苯丙胺的讲座，还编写了一份柏飞丁的简介，作为德军专用的药品说明书。

在正式发动进攻之前，德军订购了3500万片柏飞丁。服药之后，士兵可以很长时间不用睡觉，攻击性也会增强。奥勒谈到，当英国人为他们的士兵提供茶和面包，法国人为他们的士兵提供红葡萄酒（当时的法国士兵每天可以领到一升红葡萄酒），而德国士兵得到的却是柏飞丁，在某种程度上，战争的胜负不仅是双方人数、装备、战术的较量，也是药物的较量。

任剑涛指出，闪击法国的成功让本来迷信意识形态的希特勒感受到了柏飞丁的威力，这使得毒品成为了发动战争机器的必需品。1944年12月，纳粹战败崩盘的前夕，海军总司令决定做最后一搏。5000名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组成了一支敢死队，他们登上仓促打造的鱼雷艇，吃下为这一行动临时生产的药片或可卡因口香糖，在没有一丝光亮的深海里潜行几天几夜，潜艇里逼仄狭小，士兵在里面几乎转不开身，卫生环境也十分糟糕。为了驱散困意，很多士兵甚至会一次性吞下携带的所有药片，几天几夜都无法入睡，还有很多人产生了严重的幻觉，或在被俘后对航行路线完全没有任何记忆。奥勒在书中写道，这支靠兴奋剂支撑的海军敢死队，是当时德军状态的真实写照：曾经所向披靡、意欲征服世界的铁军，在战争末期变成了一群苟延残喘的残兵败将。而这最后的“精英部队”，也不过是一些被强征硬拉来的年轻人，靠药物才被激发出了最后的潜能。

瘾君子希特勒：从街头运动领袖到暗堡里的元首

在任剑涛看来，奥勒在书中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意识形态战实质上是毒品战。它让我们看到，尽管意识形态的宣传可以令人心潮澎湃、斗志昂扬、战斗精神迅速勃生，但精神鸦片的效力终究是有限的，很难长时间维持人的亢奋状态。任剑涛谈到，他曾读过盗印本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读完的感受是，自己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比读这本书更累，因为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以感叹号作为结束。照常理来说，一本书中必须要有顿号、逗号、省略号、感叹号等等，读起来才会有抑扬顿挫的节奏，而在读《我的奋斗》时，会感觉被希特勒那种亢奋的情绪击中了灵魂，但在读完之后，则会有一种严重的疲劳感。

在二战结束70多年后，德国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史学派，他们认为，如果希特勒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也许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元首，很多普通民众也开始怀念纳粹德国时代，认为那时候经济繁荣，人们都很有追求、很有干劲——希特勒甚至在任内实现了零失业率，这样的经济业绩是很难达到的。任剑涛认为，《亢奋战》一书中揭示的历史真相让修正主义史学派的荒谬无所遁形。事实上，毒品为维护纳粹德国的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士兵们靠柏飞丁（也就是最早的冰毒制品）保持战斗力，在纳粹的高层中间，滥用药品的现象也极其普遍，到了战争后期，柏飞丁都不足以应对他们的工作压力和狂野追求，很多人开始转而求助于药效更强的复合毒品。

希特勒本人也不例外，在《亢奋战》里，他的嗑药史被作为“病人A”的个案研究呈现。任剑涛指出，希特勒从早期的街头运动领袖、最具煽动性的演说家，到后来暗堡里不见天日的元首，这中间经历的变化是巨大的，也与他长期的毒品、药品依赖有很大的关系。奥勒在书中也谈到，1930年代的希特勒很注意经营自己的公众形象，把自己打造成禁毒斗士和禁欲主义者。他身边的亲信说他不抽烟、不喝酒、只吃青菜、不近女色，连咖啡都不喝。“一战结束后，希特勒把最后一包烟扔进了多瑙河，从此再没有沾染过任何的不良嗜好。”

但在奥勒看来，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瘾君子”，他是一个性格自卑的人，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他最初的“瘾”针对的就是追随他的一帮“信众”。当他站在50万人面前，这些人呼喊着“Heil Hitler”的时候；当他从窗前走过，许多年轻姑娘激动得晕过去的时候——尽管他长得并不帅——他的“瘾”就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对他来说，民众的崇拜就是最强效的毒品。

但一切在1941年夏天发生了变化，当时德军在苏联遭遇了第一次失败，从此，令希特勒上瘾的第一种“毒品”丧失了效力。1941年冬天，情况更加恶化，大量德国士兵在西伯利亚的寒冬里受冻却得不到冬衣，德国国内的每个家庭几乎都受到了战争的波及，这时已经没有15万人站在希特勒面前高呼他的名字了。事实上，从那时起，人们就已经不再能看到希特勒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将自己关在暗堡里，整天面对那些焦头烂额的高层将领，前线失利的消息接二连三的传来……1941年冬天也是希特勒开始注射强效鸦片类制剂的开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纳粹想要创造超人，但最终还是难以克服人性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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