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克尔（Judith Kerr）对生活有着自己的理论。她说，生活的前半部分到18岁就结束了，剩下的都是后半部分。“童年的生活只有这么短，”她说，“却又充满了很多东西。”克尔在她的自传小说《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中就记录了自己的童年生活。1933年，她和父母逃离德国，她的父亲是一名记者，对纳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在法国居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作为难民被伦敦接受。她回忆起闪电战中，她在布卢姆茨伯里（Bloomsbury）的酒店外遭到炸弹袭击。“我当时睡在地窖的抽屉里，”她说，“所有人都知道侵略随时会发生，我知道我们活不下来。我记得自己躺在那里想：‘我才17岁，还不清楚未来如何，但我很想知道。’”
78年过去了，克尔充分利用了当年这份好奇心。她撰写了35部童书，并绘制了插画，共计售出了400万册。但她觉得自己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在伦敦萨沃伊酒店的卡斯帕餐厅见面，瓷器和钢琴叮叮作响，外面是缓慢流淌的老河。她解释说自己会确保早晨工作一两个小时，这样就有时间吃一顿正式的午餐：“否则我会觉得自己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我一直担心97岁的克尔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一见面，这种疑虑就一扫而空。她光鲜亮丽，脑子里装满各种故事。她看了看菜单上的海鲜推荐菜，很快就选了螃蟹作为开胃菜，主菜是龙虾意面：“看上去都很好吃！”几乎不用劝说，她就和我一起喝上了红酒。
[英]朱迪斯·克尔 著 方华文 译
接力出版社 2015-5
服务生叫她“克尔小姐”，她是这里的常客。在隔壁的餐厅包房，儿童菜单的名字是《来喝茶的老虎》（Tiger Who Came to Tea），以此纪念她最畅销的作品。她也是在这家餐厅，和出版社一起庆祝了95岁生日。“那天我很开心，”她说，“我看向窗外，有一只漂亮的狐狸正在河边散步。”
最近，如果她要到伦敦市中心，就会坐公交或者地铁，因为她喜欢观察乘客，也许还会记下一两个细节，为之后的绘画创作保留素材。“如果你画对了人物的手，其他部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自1962年，她就和丈夫奈杰尔·汤姆·尼尔（Nigel “Tom” Kneale，剧作家、先锋电视编剧，于2006年去世）住在西伦敦的巴恩斯（Barnes）。她试图每天早晨定时工作，无论是绘画还是写作。晚上，或者当她有灵感的时候，她就会走上半英里去河边散步。“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也会有灵感，但大部分都是在散步时得到的。”她为圣诞节出版了一本新书《妈咪的时间》（Mummy Time），是一则关于母亲时刻盯着手机的寓言，她还在为年纪更大的孩子写一本书，进度已经过半。
开胃菜上来了，我们开始讨论她写作的灵感。最开始是她的父亲激励她写作：“他的书早就被德国人烧了，但后来又重新再版。”她的父亲艾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是戏剧评论家，给朱迪斯和哥哥迈克尔（他成为了英国800年来第一位在外国出生的高级法官）灌输了独立意识。“我父亲成长于一个普通的犹太教家庭，他很喜欢当时的生活环境，还记得家里摆放的蜡烛。但他不相信上帝，我们在学校也不上宗教课。其他同学会问我为什么，”她回忆道，“五岁的我的回答说：我是个自由的思考者！”
她并不喜欢德国儿童文学。“那些书总是讲述善良的女孩死在山中的故事。”但她很喜欢德语版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我还记得书的开头是：‘汤姆！’没有回答。文学以这样的方式开头很有意思，能让读者马上进入到情境中去。”
她的父亲比母亲年长30岁，他只回过一次德国。1948年，英国政府用军队飞机送他回到德国汉堡，参加一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演出。他踏入剧场的时候，观众站起来向他致敬。回到酒店后，他崩溃了。一位朋友在第二天早晨找到他，他对朋友说，“我中风发作了，但不是因为这部戏。戏虽然很糟糕，但也没那么糟糕。”他无法从中恢复，克尔的母亲偷偷把药带进军事医院，帮他结束了生命。第二天早晨，他的尸体周围全都是笔记，最后一张纸上写着：“我能感觉到自己要死了。”“他一直写作到了最后一秒，”科尔说，“这是每一位作家的夙愿。”
她一边讲述父亲的故事，一边耐心地吃着龙虾意面。“虽然很好吃，但吃起来有一点麻烦！”她笑着说，旋转起叉子,“不过，我肯定会把龙虾吃干净的。”今年早些时候，她扭伤了手腕。“其实挺幸运的，”她说，“我是在去医院例行检查的路上摔倒了，所以治疗很及时。而且受伤的是左手，所以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
我问她，童年时经历过战争，是否会让她觉得自己在作品中描述的童真更加珍贵？
她说：“情况糟糕的时候，故事可以提供极大的安慰。休·洛夫廷（Hugh Lofting）在战壕里写出了第一部《杜立德医生》。我知道一个慈善团体，帮助战士们给他们家里的小孩录制睡前故事。”
她起初写的“来喝茶的老虎”和“小猫莫格”都只是给自己的孩子讲的睡前故事。是克尔的丈夫汤姆鼓励她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汤姆告诉我，写作的重点在于塑造，”她说，“画画的时候，我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写作的时候我就没那么确定了。”
有时候，创作的过程太过神秘，以至于她觉得自己不该揽下全部的功劳。“有时候，如果我脑海中一个可怕的想法最终成型了，我会对自己说，‘这是汤姆的功劳。’”她说，“我们结婚了52年，他对我的鼓励太大了。”
快要用完餐时，我们聊起了她的新书如何反应现在父母的状态。他们看似坐在公园里陪孩子们玩，实际上更关注手里的手机。克尔会完全避开科技吗？
“我买手机的时候，说要一个只能打电话的手机，”她说，“他们说：这个还有手电筒功能，可以吗？我觉得手电筒功能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她用电脑来扫描自己的画作，收发电子邮件。他的儿子、小说家马修·尼尔（Matthew Kneale）和家人住在罗马。我问她，会不会希望和孙子孙女离得近一点？“当然不了，”她说，“我更愿意有一个去罗马探亲的借口。他们也把伦敦当成一个新奇的城市，会制定有意思的旅行计划，我很喜欢。”
她微笑着说，“我喜欢这一代年轻人，他们似乎很善良，喜欢烹饪，又有理想……”
我回答说，可惜他们还不能投票。鉴于她的欧洲血统，我问她怎么看现在的政治局势？
“我仍然希望能有第二次公投的机会，”她说，“第一次公投背后有太多谎言了。”她回忆起，曾经有人问她的父亲为什么在战后不回到法国去，那里食物更好，他的法语也更流利。他的回答是，“除非我能带着全英国的人民和我一起回去。这里的人们对我们友善又和蔼。我不觉得这个传统已经丢掉了。”
她思考了一会这个问题，微笑着点了咖啡，说她要回家工作了：“天啊，已经下午3点了，我们还在这里吃着龙虾看河景！”
本文作者Tim Adams是前《观察者报》编辑，现为《卫报》撰稿人。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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