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安晶
12月18日，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宣布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名单，包括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等十位国际友人。
他们如何与中国结缘？身上带着哪些中国故事？又在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阿兰·梅里埃：助力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对外合作的开拓者
毕业于里昂医学院的阿兰·梅里埃于1963年创立生物梅里埃公司，现任梅里埃基金会主席。梅里埃家族为生物医学世家，家族出资的梅里埃基金会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防治传染病。
1978年梅里埃首次来到中国，推广梅里埃研究院研发的人体和兽用疫苗。从此，梅里埃旗下各个企业、梅里埃基金会与中国展开了长期合作。
合作初期项目仅涉及疫苗，自1994年起逐步扩展到医疗诊断、免疫、食品安全控制和传染病防治等领域，梅里埃旗下机构参与了非典和禽流感等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梅里埃的全球前三大市场。
近年来，梅里埃家族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中国在武汉建立起亚洲第一个P4级别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目前该级别的P4实验室在全球数量不超过20个，大多数位于欧美发达国家。
威尔纳·格里希：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洋厂长”
1984年11月，通过德国杜伊斯堡市和德国退休专家组织介绍，65岁的格里希受武汉市政府聘请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成为中国国企的第一位“洋厂长”。
在1984年至1986年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期间，格里希引进国外以质量、市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改变了工厂管理落后、质量低劣的面貌，使柴油机实现向东南亚七个国家批量出口，开创了全国引进国外管理型专家的先河，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产生了强大冲击。
被誉为“质量先生”的格里希先后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武汉市“黄鹤友谊奖”、德国政府的“十字勋章”，并被授予武汉市“荣誉市民”。
然而，在武汉这个国家老工业基地，1990年代初期改革的放缓开始推倒国有企业倒闭的“多米诺骨牌”。武汉柴油机厂于1993年出现亏损，走了下坡路。1998年，完全破产的武柴职工下岗、资产重组。
2000年6月，80岁高龄的格里希最后一次访问武汉，他对友人表示，希望死后能把一部分骨灰撒入长江。2003年4月，格里希在德国逝世，享年83岁。两年后，中国国家外专局、武汉市政府为其塑造两尊半身铜像，一尊坐落在武汉市汉正街都市工业园，一尊送往格里希的故乡——德国杜伊斯堡市。
克劳斯·施瓦布：促进中国对外经济交流合作的国际活动家
曾为日内瓦大学商业政策学教授的施瓦布于1971年倡议创建了世界经济论坛（WEF），并担任论坛主席。施瓦布于1978年读到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文章，之后一年世界经济论坛开始了与中国的接触，并邀请中国代表团前往达沃斯参会。
也是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身影从来没有缺席达沃斯。此后三十多年间，施瓦布几乎每年都造访中国，有时一年好几次。施瓦布曾表示，世界的未来并不仅仅是由全球500强企业决定的，新兴经济大国和成长型公司将会是未来新的领军者。
1992年1月，在施瓦布专程邀请下，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达沃斯会议。也是在这一年，达沃斯举办了中国经济问题专题讨论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话题开始在达沃斯升温。
2006年的论坛年会专门组织了“中国的崛起”研讨会，施瓦布也萌生了在中国设立“夏季达沃斯”的想法。这一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这也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境外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
2007年，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召开。夏季达沃斯的定期举办，让国际社会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也为中国企业打开了一扇走向世界的窗口。
松下幸之助：国际知名企业参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是日本跨国公司松下电器的创始人。“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等日本企业的管理制度均由他首创。
自从1978年邓小平访问松下电器公司以后，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开始陆续在中国投资，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
1979年访华时，受到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邀请，松下幸之助以“企业经营之道”为题进行了约两个半小时的讲演。
这次访华也让松下幸之助深信：“21世纪是日本和中国走向繁荣的时代，要用长远的眼光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回到日本后，他也积极向各界发出倡议。
1989年4月27日，94岁的松下幸之助与世长辞。
大平正芳：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
从1978年到1980年担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曾到过中国四次。1972年9月，时任日本外相的大平正芳随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拉开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到1979年作为日本首相访问中国时，大平正芳提出了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在中国的建设中发生了巨大作用。担任首相期间，大平正芳一直大力推动中日关系发展。
为了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日本曾每年向中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和一定金额的无偿援助。第一笔贷款也是在大平正芳任首相期间落实发放的，贷款活动直到2008年才结束，持续长达近30年。
1980年6月12日，大平正芳病逝于东京。
李光耀：推动新加坡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家
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被誉为新加坡国父。除了推动经济改革，使新加坡在三十年内发展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外，李光耀在1970年代末开始与中国大陆交往，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制定方面有重要影响。
李光耀曾评价说，“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在他担任总理期间，新加坡开始对中国大举投资、合办工业园，新加坡也一度成为中国公务员的培训地。
李光耀曾在1985年造访深圳，探察中国建设经济特区的经验得失，并从此每年派员观察深圳改革动向。1990年中国受到西方的经济封锁，李光耀顶着巨大的压力造访中国，并于当年10月3日促成新中建交。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同时盛赞新加坡的发展模式，随后李光耀迅即访问中国，由是推动新加坡资金第二轮投资大陆高潮的形成，并促成了两岸第一次破冰的1993年“汪辜会谈”及苏州工业园的创建。
2008年10月23日，李再度促成《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首份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喻有泰山之重。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病逝。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中国奥林匹克事业走向世界的推动者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因帮助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支持中国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而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87年，萨马兰奇以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特使身份首次访问中国；一年半后，在萨马兰奇的协助下，中国成功重回奥林匹克大家庭。1984年，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为中国队赢得第一枚奥运金牌，而颁发金牌的正是萨马兰奇。
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被萨马兰奇称为他在奥林匹克生涯中的“最大成就”。
2010年4月，萨马兰奇在西班牙逝世，享年89岁。
斯蒂芬·佩里：中英友好的传承者、中英经贸人文交流的促进者
伦敦出口有限公司常务董事斯蒂芬·佩里也是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的主席。
1950年，英国成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但是中英关系很快因朝鲜战争而转变为对立、冻结状态。此时，包括佩里的父亲杰克·佩里在内的一批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48家集团俱乐部，并率领商业领袖到访中国，打破了贸易禁运，“破冰者”之名也因此得来。
佩里于1972年首次到访中国，当年佩里和父亲协助促成了美国与中国首个贸易协定。同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
此后佩里追随父亲，致力于与中国发展良好往来。他曾表示，作为“破冰者”，“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西方政府、商界和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政策和文化。同时，也帮助中国了解世界”。
莫里斯·格林伯格：倡导并推动中外经贸合作和中美友好的企业家
除了曾为美国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原总裁外，格林伯格也是一位长期关注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企业家，曾被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和武汉五座中国大城市授予“荣誉市民”。
美国国际集团在中国的保险业务开始于1975年，而1990年代以来，当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挫折的时候，格林伯格奔走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和参众两院之间，敦促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并尽快完成与中国的入世谈判，因此他一直被认为是主张加强美中关系的“幕后声音”。
1993年，格林伯格还曾捐款51.5万美元，从法国私人收藏家手中购得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西侧铜亭宝云阁流失的10扇铜窗，并无偿送还中国。
罗伯特·库恩：致力于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的国际友人
有着企业家、作家、主持人多重身份的库恩被称为“美国的中国通”。库恩曾在众多西方媒体撰稿介绍中国，也接受了数百次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采访。
在担任《中国日报》和《南华早报》专栏作家期间，库恩向读者解释“丰富、复杂、真实”的当代中国故事。2012年以来，他也在BBC、CNN、《纽约时报》、彭博社等媒体接受了超过200次采访。
库恩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包括《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讲述中国改革开放故事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以及介绍中国领导人思想的《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
库恩曾说，西方媒体的一个主要错误是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故事的主要部分，而事实上，中国的真实故事要复杂得多。要讲述真正的中国故事，就要解释中国的复杂。
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库恩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外国人常有的成见。对此，他通常会给出大部分外国人不知道的事实，来帮助人们突破偏见。
“我经常在西方媒体上为中国的想法辩护，也在中国媒体上为美国的想法辩护，”他说，在中国在西方，“我总是少数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