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嫉妒你，你长相出众、你勇敢、你是个母亲。你在各方面似乎都比我强。”
这是电影《玛丽女王》中的高光时刻，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表妹苏格兰玛丽女王见面。这场戏有些奇怪，首先是因为这场见面是虚构的，两位女王在现实中从未见过面。其次，电影用这场虚构的见面试图反转剧情。反对玛丽的阴谋终于见效，玛丽的王位和生活受到了威胁，她不得不向表姐寻求帮助。但在这场戏中，伊丽莎白反而和其他大多数角色一样，被塑造成一个可怜的角色。英国君王有可观的军队数量和强大的政治权力，是的，可玛丽长相更出众，玛丽是个母亲。因此“你在各方面似乎都比我强”。
《玛丽女王》自称是一部非常女权的电影，将21世纪的现实投射到了16世纪的故事中。玛丽会说出“有时候，你们总认为我无法做到我已经做到的事情”这样的台词。电影中有许多场景聚焦在玛丽女王身上，她穿戴着盔甲，骑着战马，带领着军队进行战争。有一点像《勇敢传说》，有一点像《勇敢的心》，红发的苏格兰女王高大而自豪，带着与生俱来的皇室气质，展现着她钢铁般的力量。“不向任何人低头。”电影海报上写道。
但片中的伊丽莎白是这部女权电影中的难题。她亲口对玛丽承认自己的不足：“你是个母亲。”《玛丽女王》几乎变成了一部宽松取材于真实事件的政治正剧。从另一个让人更不安的角度来说，这是一部关于怀孕，关于人类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去改变历史的电影。两位女王会结婚吗？她们会怀孕吗？电影一直在探索这些问题，探索两位女王在生活中确实要面临的矛盾：如果结婚并生下继承人，就要冒着丈夫篡权的风险；如果通过单身来避免夺权，那就意味着王朝的消亡。电影用最私人、最重要的方式，讲述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个概念。
电影《玛丽女王》作为21世纪的产物，不寻常的一点是其对君主立宪制度中生育需要的层层揭示。历史上的玛丽女王结了婚并育有一子，伊丽莎白未婚未育。电影从史实中找到了新的意义，认为她们的不同选择解释了两位女王人性中的一些真实点。历史上对玛丽性格的记述充满矛盾，因为她的统治带来了各种不同的谣言。但电影中的玛丽选择了婚姻和母亲角色，被塑造成一个温暖和蔼、养育孩子、具有性吸引力的角色，最关键的一点是，她非常女性化。而“童真女王”伊丽莎白呢？“我现在更像是个男人了，”她对玛丽说，“这个世界把我变成了这样。”
从这个角度来说，《玛丽女王》确实传达了一种现代性，它捕捉到了人们一直以来掩藏在表面愉悦之下，对怀孕、生殖能力和母亲角色的焦虑。这部电影假设了一个“母亲身份可以反映性格、政治合理性”的前提，它根据对历史的不精确解读，得出了母亲身份等同于女性化的结论。电影的保守视角反映了美国现在的文化：成为母亲的女性是值得被庆祝的，没有成为母亲的女性应该得到同情。
在《玛丽女王》开始上映的同时，《Slate》杂志的播客节目《Decoder Ring》探索了“悲伤的詹妮弗”现象：不仅仅是八卦小报，整个美国流行文化圈都在关注着詹妮弗·安妮斯顿（Jennifer Aniston）的感情问题。詹妮弗长久而成功的事业根本不值一提，受到关注的是她的个人生活。詹妮弗非常悲伤，因为布拉德·皮特——更具体地说，因为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养育了六个孩子。并不是分手让詹妮弗变得悲伤，而是布拉德的离开剥夺了詹妮弗担任母亲角色的机会。
无论是支持安妮斯顿还是朱莉，都是一种类似的敌意和嫉妒：加上几件束身衣，就和玛丽女王与伊丽莎白之间浪漫化的对抗别无二异了。大众假定这位没有孩子的女性是悲伤的，她的处境被当作是值得同情的原因和值得世人警惕的故事。安妮斯顿强调过无数次，她完全没有谣传中的悲伤。“无论有没有伴侣，无论有没有孩子，我们都是完整的。”她在2016年撰文写道，但这个声明并没有任何成效。她的抗议反而为都市传说添了一把燃料：可怜的詹妮弗太悲伤了，她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悲伤。
《Slate》主持人维拉·帕斯金（Willa Paskin）解释道，因为大众希望詹妮弗沉浸在悲痛中。他们关注詹妮弗·安妮斯顿是否成为了母亲，怀孕依然承载着象征主义和期望的重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安妮斯顿都是有权有钱的特权阶级。但“悲伤的詹妮弗”的逻辑根本不重视这些，而只关心她怀孕与否。在科技、政治进步和身体自主运动的发展下，生育权被定义为其他自由的基础。但人们不接受詹妮弗自己选择了不要孩子，而将其视为她的损失。她浪费了自己的潜力，没有遵守达尔文主义，也没有实现女性的特质。真悲伤啊。
《玛丽女王》实际放大了这种意识。玛丽生下詹姆斯之时，镜头对准了这位苏格兰女王，她虽然疲惫但很自豪，双腿间全是血。下一个场景，镜头移到了伊丽莎白身上，她以类似的姿势坐在自己的王位上，周围是猩红色的纸玫瑰。她原可以生个孩子，而如今她身边只是空洞的艺术加工品。另一场戏中，伊丽莎白看到了一只刚出生的小马驹，她盯着自己在地上的影子，衬裙让她的腹部看上去微微隆起。她惊叹地盯着自己的影子：这是她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
玛丽因为母亲的身份而强大，伊丽莎白则正好相反，电影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玛丽女王》呈现了斩首、剜肠、勒杀等众多暴力场景，但在我观影的场次中，只有一幕让观众发出了害怕的吸气声。玛丽提到伊丽莎白时，说了这样一句台词：“我要成为她无法成为的那个女人。我会养育一位继承人，不会像她一样不孕。”
为什么“不孕”仍然会招来责难？为什么“没有孩子的女性”这个短语仍然弥漫着一股悲伤的意味？为什么“没有孩子的男性”却不会引起类似情绪？今年早些时候，作家格莱尼斯·迈克尼科尔（Glynnis MacNicol）出版了自传《没人教你这些事情》（No One Tells You This），讲述了40岁、单身、无孩的自由。不少书评暗暗怀疑：她不可能真的过得很开心，她以后不会后悔吗？迈克尼科尔对《华盛顿邮报》说：“如果没有婴儿和婚礼，我们就不知道怎样讨论女性的生活。现在没有讲述40岁以上女性的故事，因为她们并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
情况正在改变，但速度非常缓慢。转变之一是，流行文化和整个社会开始强调，母亲角色不只有奇迹和快乐，也需要练习。刚刚完结的《这就是我们》第三季中，凯特·皮尔森（Kate Pearson）和丈夫托比在生育问题上努力了很久，终于决定尝试试管婴儿。人工受孕已经不再是奇迹，而是医学界的现实。米歇尔·奥巴马在最近出版的自传《成为这样的我》（Becoming）中，也提到了这位前第一夫人和她丈夫曾经面临过的困境：这很可能帮助根除美国在“生育”问题上多年来的禁忌。《处女情缘》《更美好的事》《糟心的我》《铁娘子》等许多流行文化作品都在身为父母的挑战中找到了辛辣的幽默，让父母的艰难和奖赏不再神秘化。女性不再只是用来繁殖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使女的故事》对文化产生了如此震荡。
但八卦小报仍然关注知名女性怀孕的身体。《美国周刊》（Us Weekly）的“孕肚”专栏唯一的目的就是跟踪并分析明星的孕照。（周刊几年前曾写道：“怀孕的艾米丽·布朗特、克莉丝汀·泰根和其他怀孕女性挺着孕肚参加奥斯卡。”好像孕肚是一种流行首饰似的。）如果在谷歌搜索“梅根·马克尔（Meghan Markle）孕肚”，可以得到5160万条结果，其中之一是《Hello！》杂志做的幻灯片，邀请观众“欣赏梅根·马克尔的孕肚是如何一点点变大的”。
《达·芬奇密码》也是女性修正主义的结果，书中认为圣杯是抹大拉的马利亚（Mary Magdalene）身体的化身，更具体地说，是她的子宫的化身。女性的身体就像是等待被填满的酒杯，像是在完整和不完整之间切换一样。这样的理念流传已久，让超市货架上的小报杂志开始满足大众的窥探欲，存在于每一张梅根·马克尔的孕肚照片中，存在于陌生人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摸女性孕肚的情况下。这个理念让杂志、情景喜剧、奥斯卡有力竞争者总把没有孩子的女性塑造成悲伤的形象。
前几天，我在超市结账的时候，看到了《Star》杂志的最新一期。标题写着：“布拉德·皮特和詹妮弗·安妮斯顿的宝宝！”封面上是一份超声波图和皮特的照片，写着“我们从没有放弃希望”。然而，封面的重点放在了詹妮弗·安妮斯顿身上。她穿着黑色的紧身裙，右手搭在胯上，左手抚摸着肚子。杂志的编辑代表她宣布了怀孕的喜讯，悲伤的詹妮弗看上去终于开心一点了。她赢了。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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