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罗储林
9月12日凌晨，青年丁满和朋友在广东肇庆街头，随着喷漆“呲呲”作响，他们留下了十多处涂鸦。涂鸦的地点有建筑物的墙壁、电箱，以及街道的宣传栏。当晚，丁满被捕，他因“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刑事拘留。父亲多方奔走，向被涂鸦的商户和社区道歉，相关单位也为丁满出具了谅解书。但最终，他还是因寻衅滋事罪，被移送审查起诉。12月7日，该案经过2小时开庭审理，未当庭宣判。
▲ 丁满的一幅作品。 后窗工作室
因为涂鸦几乎遭遇牢狱之灾的，丁满并不是第一起。2016年，广东惠州17岁的叶文同样因户外涂鸦被当地警方抓获，经惠阳检察机关审查，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只是鉴于叶文作案时未满18周岁，具有坦白情节，取得了被害单位的谅解，惠阳检察院对其作附条件不起诉处理。
涂鸦，对许多人来说，是个不登大雅之堂的概念和行为。它不过是一些穷极无聊的青少年占用公共空间，所留下的碍眼文字与图案。与那些放置在博物馆、美术馆或者收钱才能观看的“高雅”艺术相比，涂鸦仿佛除了破坏市容，毫无可取之处。但只有那些能被称为艺术吗？我们究竟要如何看待涂鸦，以及它所创造的城市空间？
▌作为草根艺术的涂鸦
涂鸦（Graffiti）文化兴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纽约布朗克斯，这是纽约最穷的街区，被黑人和中北美洲的拉丁裔居民所占领。“涂鸦艺术家”大多生活在此，他们是一群极富表达欲的人，没有报酬，却常年出没在纽约的黑夜里，只是让行人看一眼自己的作品。
为了和帮派以及头脑简单的涂鸦者划清界限，他们把自己叫做“作家”（Writer），而不是“画家”（Painter）。涂鸦写手开始影响年轻人走向街头涂鸦，表达对生活、政治、人生理想、爱情等的态度。而政府对此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混乱的纽约市有更多重要的事等着他们去解决。
▲ 一幅对话Banksy的涂鸦，说“Banksy不是救赎者，他只是淘气”。Banksy也是一名涂鸦艺术家，曾设计“机关”，使自己的作品（拍卖价106万英镑）在拍卖现场被碎掉。 Wildwalls
在当时，涂鸦并不被视为一种社会问题。直到1970年代，伴随着都市更新和城市士绅化的过程，涂鸦越来越成为保守、讲究秩序、追求稳定的中产阶级社会所排斥的对象。
▲士绅化，是城市发展的其中一个可能现象，指一个旧社区从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到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引致较高收入人士迁入，并取代原有低收入者。图为士绅化前（左）后（右）的柏林米特区街道的对比。 Thom Quine
鲍林格林州立大学大众文化系教授Joe Austin在《Taking the train: How Graffiti Art Became an Urban crisis in New York City》一书中提到，到了1970年，纽约市政府以“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是一个犯罪学理论，由两个犯罪学家在1983年于《The Atlantic Monthly》上首次提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其继续存在，会诱使人们效仿，甚至变本加厉）来对待涂鸦问题，认为涂鸦虽然是小问题，但如果政府连这种小问题都无法解决，便显得很无能，引来更严重的犯罪行为。纽约市政府除了成立反涂鸦委员会，更推行新的法例打击涂鸦行为。
此外，Joe Austin指出，在1970年间，虽然采访涂鸦客并不困难，但让他们本人出来发言的主流媒体报道只有三篇。其余大量报道或是把涂鸦和涂鸦客描述成都市问题，或是讲述政府成功打击涂鸦。
涂鸦客在传媒的报导下，成为“有问题”“会犯罪”的青少年。Joe Austin指出，涂鸦本身并非问题，是纽约市政府与主流媒体共同将涂鸦建构为都市问题。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艺术除了具有美感，也一向承担着着启发、宣传、交流的功能。涂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艺术，更具备某些其他艺术无法提供的重要功能。
▌再造城市公共空间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毕恒达曾撰专著《涂鸦鬼飞踢》，介绍了涂鸦的起源和整体现状。他将涂鸦译为“鬼飞踢”，“‘鬼’没神出，身份隐密；‘飞’檐走壁，突破空间限制；‘踢’爆体制，批判现状”，凸显出涂鸦的动态特征，也道出了涂鸦作为一种行为实践，如何重构了我们的城市空间。
空间理论的创始人，法国都市理论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城市是一种空间形式，其规划和目的主要是为了商业资本的需求。同时，城市的建筑也是在表达空间的含义，城市当中的每一个装饰、设施和建筑，都传达着某种思想或意义。
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基础上，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都（Michael de Certeau）提出，城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充满着变动与张力的空间，他提出“对策”（tactics）的概念：弱者在一个以权力策略管理的空间游动，像游击战一样随时随地找寻、掌握位置来建立自己的位置或空间。
而涂鸦就是这样一种“对策”。都市空间的形塑、资源的分配，是由政府官员、企业家与规划师决定，在都市中生活的市民却没有说话的余地。在日常生活中，涂鸦客难以找到表达自我、得到他人认同的机会，涂鸦正是他们告诉别人“我存在”的方式。
涂鸦也是一种公共装置艺术，能提供空间美感和社会功能。所有的涂鸦，都依附于它所存在的公共空间，周围的建筑、景观、天空线，都在帮衬、成为作品的一部份。而人来人往，既在看画，也被人看。通过改变空间的意义和功能，涂鸦完成了对空间的改造，承载了城市普通居民在艺术上的表达与交流的欲望，使城市更为亲民。
▲ 不同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城市，在马耳他，街头涂鸦是被政府提倡鼓励的。虽然这些街头艺术的题材不尽相同，却表达着当地人对于和平，正义，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The New York Times
同时，涂鸦文化也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元素。涂鸦客通过持续的涂鸦行动，使他们的作品成为了自我的符号，在公共领域中展示个人观点和身份认同，也嘲讽着商业广告的意义，批判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念。
在涂鸦社群看来，欣赏街头涂鸦不需要付款，没有经济门槛；涂鸦客在都市空间创作，任何经过的人都可对涂鸦表示赞赏或批评。涂鸦颠覆着艺术的生产过程，也改造着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使城市空间的构建向所有人敞开。
▌谁该拥有公共空间？谁该决定你我的视线？
城市公共空间中早就存在着各种文字与图像。主旋律的道德宣讲和商业广告（有些甚至挪用了涂鸦的形式）占据了地铁站、公车车体、建筑物甚至空白的墙面。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们，却经常使用“非法”、“破坏公物”等简化的观点来看待街头涂鸦。究竟谁可以左右你我的视线？谁拥有公共的空间？这或许是一个严肃而难以回答的问题。
▲ 街头遍布的商业广告。 Pixabay
自2002年艺术家入驻北京798园区开始，各地大兴土木兴建艺术园区。大多由旧城区、旧工厂改造的艺术园区，并未使原区居民创造和找寻更切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反而为了配合城市中心的经济发展，急吼吼一路不回头地向着商业化狂奔。我们将之视为艺术的进步，却忘记艺术真正的价值，也再次放任资本主导空间的生产，使城市空间愈发商业化。
街头的钟楼、公园的雕像、房屋的内墙，或是巨型广告牌林立的都市丛林，这些有关我们视觉美感的装置，都是谁在作主？事前有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广告总是在暗示我们，缺少了他们所卖的商品，我们的生活是不完美的。当我们觉得涂鸦是挑衅的时候，为何对商业广告无动于衷？涂鸦画家占据一个角落，涂鸦一幅作品，争取对空间的一点发言权，有何不可？
艺术不应该高高在上，如果大众没法进入美术馆，我们就该把美术馆带到大众的面前。最重要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大众对它的回应，以及它如何渐渐成为都市的一部分，进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城市也不应该完全由资本和商业主导，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周榕所说，城市的话语权需要解放，不能再垄断在一些看不见的体制中，而要归还给每一个普通人，其中也包括艺术家。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反叛的城市》（Rebel Cities）一书中曾说：“我们想要怎样的城市？我们不能单独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应该将其与其他问题联合起来一同思考：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要建立怎样的社会关系？我们想要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想过什么样的日常生活？我们觉得什么样的技术才是合理恰当的？我们秉持什么样的审美观？因此，城市的权利是一种让我们根据内心的渴望来改变和重建城市的权利。”
或许我们真正该思考的是，我们所想要的，或是我们所容许的，是什么样的城市空间？现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资本密切相关，但不应该止步于此。在水泥森林中，我们能够留下多少空间给涂鸦一般的行动，反映着我们究竟拥有怎样的市民权利，以及我们将生活于怎样的城市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