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民企就存在各种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人认为是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存在“所有制歧视”造成的，对此，参加“第十三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的金融界人士表示并不认可，他们指出，民企应完善自身治理结构和财务管理，同时监管层需要扩大其他金融机构类型，增加对民企的融资。
北京银行行长助理、公司业务总监戴炜表示，从商业可持续的角度来讲，并不存在所有制方面的歧视。但在现实操作中，银行确实会增加对民营企业主个人经验、人品的考核。因为有些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管理，以及出现问题的救济等方面，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没有那么规范。
“国有企业党委会领导下、董事会、经理层，都得集体决策，各方面都得符合法律、规章、制度的要求，相对比较透明、规范，有些民营企业相对来说是创始人说了算，公司结构不是特别完善，财务报表不是特别清晰，甚至有点公私不分。有些资产的转移不够清晰，出现问题之后可能会跑路，这可能造成银行的顾虑。”戴炜说。
“如果民营企业法人代表在市场上一直很有信用，在业内有口碑，获贷通过率会高一点。相反有不良的记录，可能导致通过率比较低。”他补充道，“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它的融资成本很低的。”
信达资本董事长肖林也表示，商业银行对客户的选择，实际上不是国有和民营的区别，而是只会选择那些符合商业银行贷款理念的。不同金融机构瞄准的对象也不一样，为此，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应扩大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特别是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比重。
“把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都放在商业银行体系里来解决，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初创期的企业，不应该去找商业银行，但要是一个处在成熟期，业务模式稳定，现金流稳定的企业，银行肯定是喜欢的。”肖林说。
此外，肖林指出，同时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是有一定矛盾的。他说，如果要解决融资难，可能就得允许融资贵，这才是发挥利率的价格作用。与此同时，为解决民企融资问题，还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金融机构来解决，增加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存量资产的流动性。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部副总经理李新彬表示，他们对20户企业反复进行现场走访后发现，本轮民营企业出现融资困难的原因，与到期融资之后无法接续及信用环境恶化有关。大中型民营企业出现问题，有市场的因素，有中美贸易的因素，也有政策因素。
因此，李新彬认为，当前推出一些纾困政策有其必要性。 但是，对于“僵尸企业”，应该淘汰的企业，要坚持出清。就未来而言，应该增加政策的预判性和协调性，并将短期和长期的效益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