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背心”运动席卷法国巴黎：为什么我们不能忽视民粹主义？

法国人的怒火随着“黄背心”运动的蔓延愈发炙热。

从11月17日开始，抗议者连续三个周末在法国各地举行抗议游行。上周六（12月1日），抗议活动席卷巴黎，身穿黄背心的示威者点燃汽车、袭击商店，在地标性建筑凯旋门砸碎塑像、乱涂乱画——这是巴黎自1968年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暴乱。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全法有13万人参加了示威活动，其中巴黎示威人数约有一万人。全国抗议造成3人死亡、263人受伤、421人被捕。

抗议活动的起因是燃油税上涨。为减少排放、推广清洁能源，法国政府今年上调了燃油税，每升柴油上涨7.6欧分，每升汽油上涨3.9欧分。目前在法国，柴油车的使用最为普遍。据法新社报道，在过去12个月里，法国柴油的价格上涨了约23%，平均每升1.51欧元，达到近年来最高。法国政府原计划从明年1月起继续上调燃油税，然而鉴于大规模抗议活动愈演愈烈，法国总理菲利普已于12月4日在与执政党成员会面时宣布停止提高燃油税。

值得注意的是，游行示威已经逐步演变为民众对生活成本上涨的抗议以及对马克龙政权的质疑。抗议者不满马克龙上台后为企业和高收入人群推出的减税政策，指责其政策仅服务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生活脱节。许多抗议者在巴黎高呼的口号与燃油税或其他税种都没有什么关系，而只是：“马克龙下台！”

哈里斯民调本周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72%的法国人支持“黄背心”运动，85%的人不赞成上周六爆发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该民调还指出，绝大多数法国人认为马克龙“傲慢自大”、“与法国人民的现实脱节”、“过于专治”。只有17%的人认为他“令人放心”，不到1/3的人认为他“可信”。

2017年5月，时年39岁的马克龙战胜了极右翼党派法国国民阵线的党魁玛丽娜·勒庞，代表全新的“共和国前进党”（En Marche!）登上总统宝座。彼时的欧洲政治观察者们无一不松了一口气，认为这一结果代表着极右民粹主义在法国并未成为主流。然而随着“黄背心”运动演变为被媒体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未曾所闻的运动”的重大社会冲突，尽管其政治倾向仍然混沌不明，我们依然能从中分辨出民粹主义最鲜明的特征：人民对政客乃至整个社会精英阶层不信任，将政治视作被特殊利益集团控制、把持的巨大阴谋，与人民的利益产生根本性抵触。

到底什么是民粹主义？为何当经济下行时，民粹主义就会爆发？“黄背心”运动为我们理解当下的民粹主义带来了怎样的启示？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通过梳理《民粹主义大爆炸》和《民粹主义》中的观点，来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什么是民粹主义：当“人民”成为一种信念

学界对民粹主义的一个普遍共识是：这是一个独特但在概念上难以确定的概念。英国苏赛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塔格特（Paul Targgart）认为，民粹主义运动自身有着难以控制性，它缺乏一致，在活动周期上飘忽不定，因此是个棘手而难以捉摸的概念。

与此同时，许多学者认为，如果放在代议制政治的话语框架内考量，民粹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美国。美国著名政治分析家、资深记者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指出，一种起源于19世纪美国的民粹主义政治于20世纪和21世纪再次出现，深刻影响了拉丁美洲和欧洲政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和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彼此之间交换其需求和忧虑，在经济大衰退的余波下，他们重出江湖。”

如果我们追根溯源，“民粹主义者”（populist）一词最早是由堪萨斯农场主联盟（Kansas Farmers Alliance）的成员创造的。1891年5月，该联盟的几位成员从辛辛那提举办的国家大会上策马返家，认为政府当局的政策已经不能代表美国西部与南部多个联盟团体的诉求，因此应该组成一个新的政党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次年，联盟团体与工人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联手组成人民党，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挑战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的基本共识。

他们试图挑战的基本共识是什么？当时领导美国的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沉浸于美国工业和金融业的繁荣发展之中，坚信市场能够自我调节，是创造财富与个人机会的重要工具，所以奉行“小政府”理念，认为公共部门不应该干涉市场。然而美国南方及大平原的农民们却没有分享到美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从1870年到1890年，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农产品价格下降了2/3。铁路公司仗其市场垄断地位，提高了农作物的运输成本，让南部及大平原的许多农民几乎入不敷出。小型家庭农场被企业化的大型农场吞并取代。大量来自中国、日本、葡萄牙、意大利等地的贫苦移民涌入，亦威胁着美国当地农民的收入来源。

联盟领导者因此认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被富豪统治者牢牢掌控，所以“民粹主义者”需要成立自己的政党。象征着工农联盟的人民党应运而生，他们呼吁货币和土地改革、铁路国有化、累进制个人所得税、政治改革，允许农民向联邦政府借款储存粮食直到粮价升至有利可图的水平，以及驱逐外来劳工。“在1885年至1894年的鼎盛时期，民粹主义者联盟和人民党对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的拉丁美洲和欧洲政治也深受影响。美国民粹主义发展出了民粹主义逻辑——人民与拒绝提供必要改革的精英对立。”朱迪斯表示。

在塔格特看来，民粹主义的一大共性就是它宣称是“为人民服务的”。然而在实践中，民粹主义者通常是通过确认哪些人不是“人民”——比如移民、失业者、反地区性成员或种族群体等特殊利益集团——来确认自己的立场；对社会集团的妖魔化，特别是对精英的憎恶是民粹主义者构建自身的重要部分。

“沉默的大多数”是民粹主义言论中的一个标志性主题。这一观点认为，人民的属性应当赋予他们胜过那些吵闹的少数派而被倾听的权利。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在政治上是被动的，但他们在生活中和工作中兢兢业业地履行职责，因此他们才是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最佳代表、一个国家的真正灵魂所在。

塔格特提出，这种通过外部参照物来确定自身的特性决定了民粹主义的“空心化”——它缺乏确定的核心价值，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民粹主义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者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右翼、左翼还是中间派，都有可能出现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不是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逻辑，一种用来对政治进行思考的方式。按照《民粹主义的说服力》作者、历史学家迈克尔·卡钦（Michael Katchen）的说法，民粹主义“是一门语言，讲这门语言的人将普通人视为一个高尚的群体，但该群体深受其自身阶层的限制；民粹主义认为其精英对手们是自私自利和非民主的；民粹主义者寻求方法，动员前者，抵抗后者”。

朱迪斯这样区分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左翼民粹主义动员人民反抗精英和建制派。他们垂直地区分政治人群——团结中下层去对抗上层精英。右翼民粹主义者则动员人民反抗那些‘宠溺’第三群体的精英，第三群体包括诸如移民、伊斯兰激进分子以及非洲裔美籍激进分子等。左翼民粹主义者的视野中有两派人，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视野中有三派人。右翼民粹主义者不仅眼观上方权贵，还紧盯下方的外部群体。”

民粹主义在法国：新自由主义失灵与右翼民粹主义抬头

直到1970年代，欧洲才出现了与美国民粹主义相似的社会氛围。1990年代，这种社会氛围演化为一股潮流，各个国家都沿袭了其美式名字——在法语中，民粹主义是“populiste”，德语则直接沿用了英语单词“populist”。

界面文化曾在《新自由主义是如何节节败退，极右民粹主义又是如何步步蔓延的？》一文中阐释了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如何演变成一个全球化危机，激发了极右民粹主义。朱迪斯同样指出，“在欧洲，经历了70年代的经济下行，新自由主义代替了社会民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及工人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拥抱新自由主义，而当这一潮流被证明无法创造经济活跃与社会繁荣时，民粹主义者的春天自然而然就到来了。”

从战后到1970年代，法国由社会民主政治及凯恩斯经济思想支配，国民得益于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险、失业救助、家庭补助和免费大学教育系统，实现了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这一失业率极低的时期被称为“辉煌的30年”（les trente glorieuses）。

然而从1970年代早期开始，欧洲经济出现了下行，与美国情况相同的是，这源自激进的劳工运动导致利润空间被挤压，纺织、钢铁等战后核心工业出现了全球性产能过剩。1973年开始的能源价格飙升也严重打击了对能源进口依赖严重的欧洲。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政府财政收入降低，社会福利开支却只增不减。面对通胀压力，西欧各国政府试图限制工资增长，却遭到强大的工会力量的极力反对。在英国和法国，人们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难以为继，新自由主义于是率先在这两个国家诞生。

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当选英国首相，抛弃保守党所忠于的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发展重心从需求侧转移至“供给侧”（即提升企业利润率）的同时，类似的转变也在法国发生。1981年法国总统大选时，法国通货膨胀率飙升至14%，150万人失去工作。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位社会主义政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于此时上台，他原本希望发展出一套与撒切尔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改革方案——在1981年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社会支出刺激方案，旨在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提振消费者需求，并推行广泛的国有化，以保证企业所赚得的利润能够得到再投资。

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撒切尔的道路。自1982年起，密特朗通过削减支出、增加税收、冻结工资来降低进口需求。一度急转直下的经济增长率慢慢地爬了上来。在密特朗之后，希拉克（Jacques Chirac）政府将密特朗国有化的许多公司私有化，并为富人减税。新自由主义经济指导思想正式成为共识。

事实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也在陷入失灵状态，而当经济机会减少时，人们就开始从“他者”中寻找替罪羊和迁怒对象。从1970年代开始，经济下行、工作机会减少就导致了欧洲排外和反移民情绪的抬头——当欧洲劳动力不再短缺、反而出现过剩情况时，尽管西欧政府在政策上鼓励外籍工人回国，但来自非洲和中东的劳工依然留了下来。他们聚集在下层社区和郊区，那里犯罪率飙升，且往往与本国人聚集的社区在文化上处于隔绝状态。欧洲的民意调查显示，自1990年代早期开始，人们已经开始对非欧洲国家移民的涌入感到恐惧与愤怒。

在所有欧盟国家中，法国受移民大幅增长的影响最深，也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早在1980年代，移民问题在法国社会就已经与穆斯林融合问题密不可分。当时，人们就穆斯林女孩是否应该戴头巾去上学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争议。1995年，某群体在巴黎地铁上引爆炸弹。“9·11”事件的发生也加剧了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担忧。叙利亚战争爆发后，大批中东难民涌入欧洲，恶性恐袭事件和性侵事件的不断发生导致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持续发酵，欧洲最重要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在法国出现也就毫不为奇了。

国民阵线的建立者和领导者让-玛利·勒庞（Jean-Marie Le Pen）最早是通过皮埃尔·布热德（Pierre Poujade）的政党投身法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勒庞于1956年被选为The Union de Defense des Commercants et Artisans （UDCA）的代理人（副职），该政党成立于1953年，由一些零售商建立的地方行动组织发展而成，主张维护商贩与手工业者的权益，反对税收、巴黎的统治者、官僚主义和政客。1972年——恰好是在法国经济开始陷入困境的时期——勒庞建立了国民阵线。

国民阵线最初代表来自乡村小镇的小型业主和小农场主的利益，在1990年代通过扩充工薪阶层选民基础来扩大影响力。这意味着，它修正了最初代表小企业主的反税、反政府观点，开始为工薪阶层发声，捍卫失落的福利国家，拥护社会福利和政府治理方面的部分社会民主主张。2011年，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聘请弗洛里安·菲利波特（Florian Philippot）负责其总统大选事宜并协助制定竞选纲领，这一竞选纲领如今依然代表着国民阵线鲜明的反新自由主义立场：制定一份“重振工业化的战略布局”，通过关税及配额抵御“不公平竞争”，将商业银行业务从投资银行整体业务中分离，对股票购买征收交易税，对陷入困境的银行施行国有化，对信用卡手续费设定上限，反对削减社会开支及公共服务私有化等，提供全民平等的医疗服务，拒绝接受欧盟的财政紧缩要求。

但朱迪斯发现，国民阵线的热心选民支持该党的主要原因依旧是其反移民态度。尽管国民阵线在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勒庞的反犹和支持维希政府的态度而恶名昭彰，但玛丽娜·勒庞主动将父亲逐出国民阵线，与国民阵线过去的激进排外话语做出切割，采用了一种更加柔和的“反移民”立场。玛丽·勒庞坚称自己并非反对穆斯林或穆斯林移民，而是反对利用政治或文化活动在公共领域将自己的宗教强加于人，侵犯法国的政教分离和世俗化原则的行动。当朱迪斯于2016年2月参加国民阵线在赫宁·布蒙特举行的地区大会，询问国民阵线支持者、市议员安托万·高里奥（Antoine Golliot）国民阵线是否吸引了前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加入时，对方回答：“我们吸引了左翼和右翼人士，总体上看，两边都有，而最能够吸引人们加入国民阵线的还是国民阵线对移民的立场。”

“黄背心”运动背后：为什么我们不能忽视民粹主义？

随着马克龙入主爱丽舍宫，以玛丽娜·勒庞的国民阵线为首的右翼民粹主义貌似得到了压制，然而马克龙政府出台的劳动法、财政税收、教育、移民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方案，让包括极左和极右在内的所有人都不满意：极左翼向来讨厌这位奉行自由市场模式的银行家，极右翼又不能接受他的欧盟一体化和全球化信仰，普通人则嫌弃他不知民间疾苦。于是我们看到，在“黄背心”运动中，既有左翼分子又有右翼分子。根据巴黎警察局长德布奇的说法，暴乱中的极右分子渴望和警察作战，在燃烧路障和汽车方面明显受过训练；极左分子则在人群中高喊喊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并到处喷涂对抗警察的涂鸦。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家热拉尔·诺瓦里埃尔（Gérard Noiriel）于12月3日接受《解放报》采访时表示，马克龙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愤怒，是因为他缺乏对底层阶级的关照，不经意间将自己置于了大众的对立面：“（马克龙）直接从罗斯柴尔德银行进入财政部再进入爱丽舍宫，坚信这个国家的出路就是靠初创公司、靠管理和新技术。但他和许多共和国前进党的代表们一样，没有政治家的经验，他和底层阶级的代沟越来越大。这就是人们的愤怒被燃油税这一个别事件引爆的原因。”

诺瓦里埃尔认为，法国的市民抗争运动从中世纪开始就有了。在11月27日刊登于《世界报》的另外一篇专访中，他指出，从法国大革命起，无套裤汉们（注：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主要为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店主和其他劳动群众，为城市革命的主要力量）便拒绝对人民的剥夺，推崇以直接行动为基础的大众概念。很大程度上来说，“黄背心”运动是在互联网的加持下重启了这种公民直接行动，延续了“人民VS政府/精英”的斗争，是大众阶级因为日益贫困化和公共服务的不断减少而积累的怒气爆发的结果。

“反税收抗争始终在法国大众历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15世纪初，当查理七世设立覆盖全境的皇家税收制度时，法兰西国家最终稳固。自那个时代起，拒绝税收变成了大众反抗的一个基本面向。不过，我们必须说明，这种对税收的拒绝，是被一种不公的情绪所驱动的，这番情绪始终鼓动着大众阶级（classe populaire）。因为在大革命前，‘既得利益者’（贵族与僧侣），即那些最富有的人，是被免税的。如今，这种对税收不公的拒绝再度鼓胀，因为，大多数法国人相信，他们交税，只是让一小撮极其富有的权贵阶层更加富有，这些人把资本转移到税收天堂，以此逃税。”诺瓦里埃尔说。

不过在很多层面上，“黄背心”运动都反映了当下民粹主义的新特点。在诺瓦里埃尔看来，“黄背心”运动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其全国范围内自发而成的动员——这场抗议活动在法国各处（包括海外领地）同步开展，由数千个分散在全境的小型组织拼凑而成。具有如此深度和广度的群众运动与社交网络的兴起密切相关，即时信息取代了书面信息和面对面交流，能够在第一时间动员更多的人。

有趣的是，“黄背心”运动中发言人身世背景各异，尤其是女性占了很大比重。虽然身为平民，他们能够自如地出现在镜头前侃侃而谈，这反映了教育等级的提升以及多媒体技术在所有社会阶层中的渗透这一双重民主化的结果。然而社会精英们长期忽视民众的这一能力，即使工人占就业人口的20%，他们当中也无一人位列议会之中。某种程度上来说，“黄背心”运动的爆发也是对大众声音长期被无视的集中反抗。

塔格特认为，现代社会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天然的条件。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潜在的距离也随之拉大，两者抽象化的趋势也愈加明显——在统治者被视为一个同质化的精英阶级的同时，人民则被看作是处于同样环境和困境中的普遍化群体。与此同时，当代政治背景增加了代表的范围、规模和复杂性。像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拓展了新的政治领域，也拓展了潜在的个人所代表的范围。在现代政治中，投票行为甚至都不再是单一的行为，因为投票和代表在许多地方、国家和国际领域同时发生。代议制政治的范围和复杂性增加，也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资源。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黄背心”运动和马克龙当选总统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两者同样出乎意料，且都没有依附政党。对政党的警惕——或者可以说是对代议制政治制度的反对——正是民粹主义的重要推动力量。诺瓦里埃尔援引伯纳德·玛南（Bernard Manin）在《代议制政府的原则》（Principe du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中提出的“公众民主”（démocratie du public）概念指出，越来越少的人将忠诚于某个政党，社会运动的爆发将越来越依靠某一时局或某一具体的时事。

作为一种民粹主义运动，“黄背心”运动或许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法国民众的生存难题——塔格特认为，民粹主义拒绝政党，也就是忽视了政治沟通联系的重要性，放弃了代议制政治，但却无法提出解决代议制政治问题的办法——然而它为什么能够激发大众的共鸣，依然值得我们关注研究。

“民粹主义的本质就要求其政党及其运动通过提出当今政治形势不可能满足的需求，指出问题所在，”朱迪斯在《民粹主义大爆炸》一书中提出，“民粹主义者的确能够把水搅浑，并发出信号：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已不再起作用，应尽快修补，而通行的标准世界观也在坍塌。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和桑德斯之于美国，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之于欧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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