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说自己“反对”安全（safety）或安保（security）？安保的意识形态和语言在现代生活中几乎是无处不在、不容置疑的。不过，当某次安保行动触犯到一些广为接受的成规时，公众也会爆发强烈不满，安保的代价始终是个令人进退两难的问题。
譬如，IT界新秀Knightscope公司去年推出了K9型自动安保机器人，重达400磅。自发布之始起，它就受到了各大科技媒体的密切关注；记者在报道中称它看起来像“《神秘博士》里的戴立克和《机器人总动员》里的伊娃的合体”，其装备的各类摄像头和传感器能够“区分无害的路人和潜在的犯罪者”。
此后不久，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芝加哥分部发生了蓄意破坏和入车盗窃的现象，分部大楼位于不无中产气息的（gentrifying）教会区。于是他们以每小时6美元的价格租用了一台K9机器人。机器人会自动在停车场及大楼周边的人行道上巡逻。
但机器人显然对周边流浪汉居所里的居民造成了诸多不便，最终，它被人放倒在路边，淋上了烧烤酱，被油布包得严严实实。这件事的广泛传播掀起了一波对流浪汉的同情潮流，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亦承诺要取消机器人的部署。不少人指出，此事的讽刺之处在于，一个旨在保护动物的组织竟然采取了如此不人性化的安保策略。但其背后还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有待处理。谁有权使用人行道及其它公共空间？私人公司将其安保权限扩展到前述区域，是否是可接受的（或合法的）？
在安保的世界里，由于先发制人地驱逐特定个体成为安保的首要目标，微小与严重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日趋淡化。事实上，大片的公共空间在眼下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统统私有化了，私人安保的运作也因之而变得无处不在。许多原本允许每个人不受限制地进出、或在其中享有诸如言论自由等宪法性权利的空间，逐渐——有时甚至是转眼间——变成了仅供商用或只向特定阶级的人群开放。
私有公共空间的矛盾
允许自由公共使用的共同空间的丧失有多种表现。在某些情况下，实际的所有权被转让给了私有领域的个体或企业。在另一些情况下，公共空间的丧失，乃是私人利益集团的政治行动，或地方政府试图限制人们在公共土地上活动和进出的结果。
不妨以一个最坚实的案例开始：最近几十年来，商业和政策都日益趋向于邀请人们进入向公众开放的私人空间。一个重要例子是，在19世纪晚期，地方的商业活动从公共的“主干道”转到了购物中心里。尽管私人的购物中心一般都拥有一个边界清晰的结构，但其如今最流行的形态则是户外的“生活方式中心”。在人口密集区，到访者也许对自己从公共人行道跨入私人广场这件事浑然不觉，他们的在场就此不再是权利，而是特权。
在大城市区域，此类私有公共空间的扩散在分区管制（zoning regulations）的约束下尚不算迅速。在土地规划中，新的建筑可以设立公众可自由出入的“额外区域”（bonus areas），以此来换取突破分区法规所定的高度或宽度限制的权限。2008年，仅在纽约一地就有530处这类区域，总面积达到85英亩（约合0.34平方公里）。这一政策的初衷，是希望在保证开发商所需的高层区域价值的同时，尽可能地拓宽地面的公共空间，但规划设计专家杰里米·内梅特（Jeremy Németh）认为，私人管理者依然有很多办法来为这类公共空间设置准入门槛或限定其用途。
室内的绿化休息区构成了此类额外区域的一部分，但很大一部分则是室外的广场，它们或是与街道截然地划分开来，或是以难以察觉的方式为公共人行道设立了界限。内梅特指出，私人管理者透过设立一些主观的规则来对进入空间的人群进行过滤（譬如“禁止不当行为”“禁止闲逛”），并雇佣保安来强制执行上述规则。某些空间还会提供餐食或开设零售店，以鼓励较富有的社会阶级驻留。
与最初的承诺相反，开发商亦想方设法让公共的额外空间显得拒人于千里之外，以建筑设计、栏杆、门、垃圾箱以及设立营业时间等手段将这些区域“壁垒化”（fortressing）。大部分城市对这类行为的规管是相当不力的。
内梅特还提到，公共空间的创立和管理权也以更为一般化的方式日益转到了私人手中。市政当局放弃了自身构建公共空间、借以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能力。此外，大部分额外区域的落成都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凡此种种，皆源自地方政府放弃责任，对城市生活的负面影响——如拥挤、吵闹和不平等——不加管束。
商业开发区和用户分级制
私有领域控制公共空间的另一条路径，则是构建商业开发区（BIDs）。城市零售业者大约是在1970年代开始组织商业开发区的，当时他们面临着白人大迁移和大型购物中心的竞争压力。其基本理念是提升主城区购物区域的吸引力。
结果就是，商业开发区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建立起了某种类似于“国中之国”的东西，它向商户征收费用，以维持街道清洁、维修及其它市政府因财政窘困而无法承担的服务。在某些城市，这种办法成功地扭转了城市的衰落趋势，它通常助长了中产化（gentrification），甚至于形成了一整条商业开发区管理公司的产业链。
很关键的一点是，市政当局还允许他们使用私人安保、监视以及制订私人规则，以维护自家区域的“品质”。社会学家马修·桑斯卡蒂尔（Matthew Sanscartier）和法学家詹姆斯·加赛克（James Gacek）指出，此举相当于鼓励在主城区的商业开发区实施某种“社会-经济卫生管理”（socio-economic hygiene），并四处复制足以导致文化或社会灭绝的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两名作者强调，他们并不认为商业开发区在追求有害的灭绝性政策。事实上，他们希望读者对此提高警惕：分类与排斥政策的“组合拳”已成为城市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环节。
有一种主张是，商业开发区具备有限但非民主的主权，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犯罪，另一方面则是为其理想用户——也就是消费者——提供一个“洁净而安全”的环境。但这个颇为主观的范畴却允许商业开发区自行决定在广大的前公共区域中何者才是“肮脏而不安全”的——流浪汉、卖艺人、街头小贩、“别家的”报箱等等。两名作者相信，鉴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公民与消费者身份合二为一的设定已经深入人心，公众总体上已经接受了这些规则和限制。相应地，公众的消极态度使商业开发区管理者可以实质性地把非消费者等同于非公民。
作为安保框架的城市规划
甚至于某些在私人影响领域以外的公共空间，如市中心的广场或公园等，也反映出它们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学者小多伊森（R. Van Deusen, Jr.）提出，政治家和城市规划者正打算对纽约州雪城的克林顿广场——也就是当地的市民活动中心——采取类似的措施，声称其目的是让城市的经商环境更安全。
小多伊森指出，在19世纪，克林顿广场空旷的石质景观凸显了以市政建设和穿城而过的伊利运河（Erie Canal）为代表的工业化胜利。但到了乌托邦色彩颇浓的1960年代，乐观的市政规划者想要提升公园的人文之维，便开始种植树木、搭建小范围的休息区，以“鼓励社会性”。然而，1970年代的去工业化危机令雪城衰落了。绿树成荫的克林顿广场逐渐被流浪汉占领，而非那些午餐后来此小憩的白领工人。
市政当局顶着公众的抗议，于2001年对广场进行了改建，砍掉了大部分树木并铲平了休息区。市政官员宣称以前广场“没人”使用，如今它可以用于街头集市或音乐节，而这有助于增加城市所需的岁入（因其税基较低），以此来给自己辩护。
这件轶事充分地证明了一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不限于私有领域，政府也在推波助澜，令公共空间的市场化或消费性使用变得更正当了，同时也在暗示其它用途的正当性较弱。
过去四十年来，美国政治的右转在城市中日益造成了人们无家可归的危机。政治上的建制派对此估计不足，他们要么是单单依靠治安管理，稍好一点的情况也无非是把安保的负担转移到私人领域。要对抗这种趋势，反对派需要找到新的语言，以挑战“一切安保都是好的且是有辩护的”这类共识。突出其受害者可能是途径之一——它既包括真实的人群和家庭，也包括非商业性的社会活动。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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