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人在底端：全球化时代的保姆故事

2017年6月22日，浙江杭州某小区，一位保姆点燃了客厅茶几上的一本书，扔向了旁边的布沙发。这起纵火案导致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葬身火海，她杀死了自己的雇主。一个月后，浙江文艺出版社译介出版了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温柔之歌》。

在龚古尔文学奖获奖小说《温柔之歌》里，保姆路易丝杀死了雇主的两个孩子——“婴儿已经死了，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小姑娘倒还活着......她的喉咙口全是血。肺部被刺穿，脑袋曾经遭到激烈的撞击，就撞在蓝色的衣柜上。”故事灵感来源于一起在美国纽约发生的真实案例。译者袁筱一在译后记里写到，路易丝将附着于这个家庭当成了实现自己价值的方式和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甚至开始暗自期待雇主夫妇会求助于她，而当她发觉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价值即将消失时，杀人的念头便在心中升了起来。在《温柔之歌》出版之后的一个活动上，袁筱一说，这部小说涉及女性的生存处境、社会阶层以及种族问题，“也就十多万字，但容纳了当代社会所有的矛盾。”

除了斯利玛尼，还有很多小说家也抓住了凝结于保姆这一身份之中的多重矛盾，性别、阶级与种族的差异中无不深藏着雇主和保姆之间的激烈的冲突或微妙的张力。同时，作家们也乐于描述二者的权力反转时刻，为小说制造悬念与戏剧感。

在下面这篇文章中，我们选取了几位不同国家的作家书写的与保姆和家政工这一题材相关的故事。虽然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进行小说创作，但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保姆这一职业以及这一职业背后具体的个体，以及她们的生存困境与道德选择。她们是如何被赋予流动的身份的？她们是如何成为跨国的、全球性的劳动力的？她们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如何，这其中包含何种微妙的权力反转？在此种内生性不平等的雇主-雇员关系之中，她们又是否有着所谓“绝地反击”的机会？

阶级、种族与国别：跨国劳工的全球鄙视链

在收录于《女王案：当代牙买加短篇小说集》的小说《穷途末路》中，牙买加作家阿莱西亚·麦肯齐勾勒出了来自加利亚的保姆特莎娜的跨国流动历程。这段经历是由一位突然造访的警察揭示的。在警察到来之前，雇主玛德琳并不知道，这位让她还算比较满意的保姆其实已经在比利时非法滞留十一年，她没有护照，也没有身份证。警察的到来打破了特莎娜平静的生活。但这位保姆处之泰然，她并不回应证件的问题，而是第一时间告诉玛德琳，自己可以离开——她已经习惯了这种颠沛流离的不稳定生活。但玛德琳非但没有要她离开，反而向她承诺，自己的丈夫或许可以为她解决证件问题。在雇主走后，特莎娜陷入沉思，回忆起自己当初来到比利时以及成为一名保姆的全部经过。

特莎娜本来在加利亚一家餐馆为自己的叔叔打工，一位在海外政府工作的官员是餐厅常客。这位官员后来被派遣到欧洲做大使，在叔叔的鼓动和安排下，特莎娜跟随他来到比利时，当上了他的管家。可惜好景不长，五个月后，由于加利亚政变，官员一家收到召回通知。特莎娜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待在那里吧，家里没什么好惦记的。”从此她过上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护照也没有身份，在各个青年旅店之间辗转。而在这个国家“所有人都需要除尘”，她因此不愁找不到工作。

实际上，这种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经验（通常是从第三世界国家往第一世界国家的单向流动）并非特莎娜一人独有。在《温柔之歌》中，保姆路易丝带着孩子在公园散步时，总能碰到因各种理由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来到法国当保姆的女性，她们当中的很多人和特莎娜一样，都是没有身份的人。路易丝的朋友、保姆瓦法便是其中之一。瓦法在卡萨布兰卡一间可疑的酒店里给一个法国老男人做过按摩。“男人先是抓住她的手，那么柔软的一双手，接着上了唇，再接下去是臀部，然后是全身；她就把自己给了他，按照自己的本能，还有母亲给出的建议。”之后这个老男人把她带到巴黎，可瓦法发现，他住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靠政府的补贴过日子。后来，瓦法在老男人孩子的撺掇之下被赶出公寓，开始在不同的雇主家庭间游走。

而在尼日利亚小说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的短篇小说《上星期一》中，来自尼日利亚、拥有硕士学位的卡玛拉跟随丈夫来到美国费城立足。在等待绿卡期间，她在报上看到了一则保姆招聘广告，成为了尼尔（一位犹太白人）和崔西（一位非洲裔美国人）一家的保姆，负责照看他们的孩子。

以上三篇故事中的三位女性成为保姆的不同经历，发生于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流转的大背景之下，也指向了随之而来的阶级和种族不平等问题。台湾社会学家蓝佩嘉在《跨国灰姑娘》一书中指出，家务帮佣脱胎于极具封建和殖民色彩的历史，比如台湾的“查某娴”（闽南语，在旧时代泛称婢女）或者美国的“黑嬷嬷”。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推波助澜下，这项职业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持续生长和壮大。伴随全球经济的整合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具有阶级或者种族优势的女性借由市场外包的方式，购买其他女性的劳务，从而减轻自身的家务和育儿重担。

学者霍克希尔德将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劳务不平等现象称为“全球保姆链”。链条的上游是富裕国家中能够负担雇佣的女性，比如特莎娜的雇主玛德琳和卡玛拉的雇主崔西。她们将劳务向下外包，处于链条下游的家务移工则必须付出背井离乡、辛苦劳动的代价来换取经济报酬。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三个故事在反映阶级差异的同时，也明确地表达了极易被阶级差异掩盖和抹杀的种族问题。在小说《上星期一》里，卡玛拉接受的教育和她拥有的硕士学位，并无法弥补她作为一位尼日利亚人的“种族缺陷”，在犹太人和非裔美国人雇主面前，身为硕士的她仍旧低人一等。

可见与不可见：保姆的隐形与越界

“‘我来做，我向您担保。’她想要从路易丝手中拿过锅，但是路易丝将锅柄紧紧攥在手中。路易丝轻柔地推开米莉亚姆。‘您快去休息，’她说，‘您一定累了，和孩子们去玩吧，我来准备晚饭。我肯定不会打扰您，您甚至看不见我。’”

在《温柔之歌》中，最后将雇主米莉亚姆的孩子杀害的“温柔”保姆路易丝曾这样说到。“我肯定不会打扰您，您甚至看不见我。”路易丝做出了保证。在雇主看来，“这是真的，时间越长，路易丝便越是能出色地做到这一点：既让人看不见她，同时又不可或缺……这个保姆就像是剧院里在黑暗中搬动布景的黑影。黑影们抬起一张沙发，一手推开硬纸板做的柱子或是墙。路易丝也在幕后行动，谨慎但却充满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看，雇主家中的保姆和酒店里的客房服务人员类似，都在充当着一种隐形的劳动力。正如我们曾在《五星酒店被曝卫生丑闻：在资本逐利游戏中，清洁工与消费者都是输家》一文中指出的：一方面，客房服务人员是酒店服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和维系着“家”的感觉与体验；但另一方面，他们必须不被消费者看见，成为隐形的存在。他们几乎是一种负面的存在，他们的存在由他们的缺席定义，并且只有当他们的工作出现疏忽或者没有完成打扫之时，顾客才会意识到这一群体的存在。这个准则放在中产阶级家庭的雇佣劳工身上，也同样适用。

但对于保姆来说，她们一方面要做到隐形，尽量隐蔽地完成工作；另一方面也必须保持可见，持续处于雇主的监视和管控之下——正如蓝佩嘉在《跨国灰姑娘》中所言，雇主为了保护他们“安全的避风港”，把自己的家转化成了充满纪律和监视的场域。这也对保姆提出了双重要求。一方面，她们在家中需要充当隐形人，尤其是在客厅与餐厅这种家庭社交场所，以及雇主的卧室这种涉及个人隐私的场所，她们最好隐形消失。在蓝佩嘉对一位雇主的采访中，雇主赞美自己的保姆，因为“她（保姆）会做隐形人！她一看人多，就会躲在厨房，躲在阳台，让客人看不到她，她是well-disciplined”。另一方面，她们在雇主家中又必须随时保持可见，随叫随到，牺牲自身的隐私权和独处空间。正如一些家政工向蓝佩嘉反映的那样：“我在这里一点隐私也没有。刚开始，他们不敲门就进房间，我可能只穿着短裤甚至内裤。”也有雇主为了便于监视或者出于空间不足的原因，要求家政工睡在客厅沙发床，或者是有半透明纸门的房间内。

雇主和保姆之间的边界感，正是在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维持和巩固的，而一旦这种边界开始松动或者被打破（通常表现为保姆在雇主家中的“越界”行为，比如从被划定的活动范围入侵到公共空间甚至是雇主的私人领地），那可能便意味着危机的开始。在《温柔之歌》中，保姆路易丝虽然不住在雇主家中，但随着她与女性雇主的关系越来越好，她来得越来越早，走得越来越晚。对于路易丝而言，自己租住的狭小逼仄的公寓并非她的主要居住地，“她的生活是在别处”——雇主的家中。路易丝每天都在雇主家里洗澡，她在他们的卧室脱去衣服，放在夫妻俩床上。之后，她穿过客厅来到浴室，她从来不关浴室的门。结束冲洗后，她在自己的身上涂抹女雇主的护肤品，然后把一条白色浴巾裹在身上——这是她自己的浴巾，她将其偷偷藏在壁橱一堆毛巾下面。路易丝在雇主居住空间中的僭越行为让女雇主感到惶恐，也开始反思自己与这位“天使般的保姆”之间的边界问题。恰恰是路易丝的这种越界，为她杀死雇主孩子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人不如狗？权力反转之后

如果说雇主和保姆的关系具有着坚固的、内在的不平等性，那么保姆们是否有机会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和鄙视链条中获得自身的权力，甚至反转整个权力关系呢？当这一刻到来，除了《温柔之歌》那样血腥悲剧的结局，这些保姆去向了何处——是翻身做了主人、打破了整个鄙视链条，还是拎着自己的包裹、敲开了新雇主的家门？

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为您效劳》生动地呈现了雇主和保姆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片刻反转时的荒诞和幽默。罗塞夫人要办一个晚宴，她找了别人家的保姆弗朗西内来帮忙，并答应付给她六百法郎报酬。弗朗西内到了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被委以的重任，是照看六只狗。当听到这些狗有专属房间时，弗朗西内“尽量保持非常自然的语气……但是说真的，我当场就想给她（罗塞夫人）几个耳光”。在这个房间里，弗朗西内切实地感受到了“人不如狗”的待遇。宾客来到这里，最先注意到的都是狗，而非坐在一边的她。在她和六只狗相处的时空内，人（或者说佣人）和狗的边界逐渐模糊；在某一时刻，弗朗西内看着狗狗们碗中可口的肉，她甚至在想，“碗里的肉看起来那么好吃，看得我都有点儿饿了。”到目前为止，这场晚宴上分明的等级制度在我们眼前清晰呈现，依次是：主人和宾客、主人家的狗、佣人弗朗西内。

在这次短暂的不愉快之后，她与罗塞一家再无来往。直到第二年夏天，罗塞先生再一次登门拜访，请她帮忙。原来，罗塞一家的熟人、一位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刚刚过世，罗塞先生与他生意往来颇多，想着为死者举办一场体面的葬礼，从而留住客户。于是弗朗西内被邀请假扮死者的母亲出席葬礼，报酬是一万法郎。权力关系的反转就此发生。罗塞先生和罗塞夫人与上次请她看狗时判若两人，他们变得紧张兮兮、唯唯诺诺了。在弗朗西内眼中，罗塞夫人跟宴会那天比“简直像变了个人”。

类似地，在前文提到的小说《穷途末路》中，作者也通过曲折的情节设置，展现了雇主与保姆之间戏剧性的权力反转时刻。雇主玛德琳因丈夫涉嫌卷走客户钱款而遭到警察搜查并下落不明。在失踪前，玛德琳告诉保姆特莎娜，自己要离开一周左右，希望她能照看狗狗米沙，于是特莎娜带着狗回到了自己栖身的青年旅馆。不久，她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有一顶红毡帽和一条配套的短袖红裙，都是华伦天奴牌的。这是小说开篇玛德琳带回家的两个华伦天奴购物袋里装的衣物。在裙子下面，有一个厚厚的棕色信封，里面有印着特莎娜名字和照片的护照、身份证以及一沓钞票。特莎娜穿上裙子，戴好帽子，在镜子面前仔细欣赏自己。“我看上去从没这么美过……我抱起狗先生走过青年旅馆的大堂，仿佛我是这里的主人……收银台后面的男人热情殷勤，称我‘夫人’，问我有没有任何别的需要。”

这是小说中至关重要的权力反转时刻，伴随着雇主家庭的土崩瓦解和雇主的消失潜逃，特莎娜获得了自己的身份，结束了十一年的隐形人状态。不仅如此，当穿戴好价值不菲的衣帽，她从保姆变为了“夫人”。她与雇主家的狗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狗在这里实则充当了雇主家孩子的角色——她由一位狗的服侍者变为了狗的主人。在小说结尾，米沙坐在特莎娜的腿上，特莎娜一边爱抚着它黑色的皮毛，一边问它：“阿姆斯特丹听上去怎么样啊，米沙？那之后呢？巴黎？你知道那儿的人有多喜欢狗狗么。”小说虽然以特莎娜的解放和雇主的逃遁结束，甚至为读者勾勒出了特莎娜想象中的光明人生，但可以预想的是，在特莎娜看似自由、挣脱束缚的路途中，她最终仍将脱下那两件本不属于她的华伦天奴，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敲开一位新的中产雇主的家门，为他们除尘洗衣、服侍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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