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海蛟
12月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公布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事故快报显示，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贵阳万科理想城F1-F4号楼，F5、F7号楼及地下室G1-G3号楼及地下室工程，发生其他类型事故，死亡1人。
上述事故项目的建设单位为贵阳万科远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远通）；施工专业分包单位为贵州地矿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万科远通成立于2017年3月10日，大股东为贵阳创嘉万科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1.00%，认缴出资510万元；贵州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49.00%，认缴出资490万元。
万科远通隶属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股票代码000002.SZ）旗下。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统计，这是20天内万科旗下地产项目第二次事故。
据媒体报道，11月12日，中山万科的“N海豪庭”项目发生坍塌事故，中山市古镇镇住建局对其下发了停工通知书，要求该工地全面停止施工并进行安全隐患排查，万科也在第一时间做出声明，将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11月25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发布题为《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吸取中山市古镇“11·12”坍塌事故教训 立即开展地下室无梁楼盖专项排查整改的紧急通知》称，2018年11月12日13时50分许，中山市古镇昇海豪庭一期2标段工程发生地下室顶板局部坍塌事故，坍塌总面积约3500平方米（地下室顶板坍塌面积约2000平方米，负一层楼板坍塌面积约1500平方米），事故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造成的社会影响较大。
万科官网显示，公司成立于1984年，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公司业务聚焦全国经济最具活力的三大经济圈及中西部重点城市。2016年公司首次跻身《财富》“世界500强”，位列榜单第356位；2017年再度上榜，位列榜单第307位。
截至昨日收盘，万科A报25.73元，A+H股总市值为2840.37亿元。
中国经济网记者昨日多次拨打万科A董秘座机，电话无人接听。
两个月内数十场高层座谈会、吹风会；国有四大行纷纷发布支持民企融资xx条；各商业银行行长亲自带队奔赴长三角、珠三角考察……民企融资这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2018年第四季度，被拔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几个月前，民营企业债券违约潮起，导致民企融资环境恶化，融资成本上升，市场上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声再起，直到最高层定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持民企融资的行动就此展开。
在10月26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提到，一些民营企业出现了违约事件，金融市场和部分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风险的偏好有所下降，导致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一定的“羊群效应”，一些经营正常的民营企业遇到了融资困难。这种情况单纯依靠市场力量进行自我校正，短期内可能很难产生效果，“所以有必要对金融市场的非理性预期和行为进行引导”。
在一系列政策的快速推动下，民企融资环境正在发生一些明显变化：新设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并在多省份快速落地；作为给民企提供贷款的“主力军”，商业银行也在纷纷缩短放贷时间，降低贷款成本。
但如何在不放松风险管理、不降低信贷标准的前提下，彻底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这一问题，建立一套长效机制，仍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和平衡能力。
“低于5%也不是不可能”
9月4日，在央行和全国工商联召开的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上，工农中建交等14家商业银行主要负责人，和29家民营及小微企业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沟通。会上，企业普遍表示，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环保要求趋严和强监管、去杠杆等政策影响，小微企业融资在贷款规模、审批效率、抵押担保要求等方面存在问题；民营企业在信用债发行、股权质押、PPP项目融资、大企业应付款回收等方面存在困难。
据腾讯《棱镜》不完全统计，今年9月份以来，国务院、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分别牵头、密集召开了数十场座谈会、吹风会，主题均只有一个：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
除了调研民企融资遇到的难题，一系列具体的解决措施则更引人关注。1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接受央媒采访时提到，人民银行将采取信贷、发债、股权融资“三支箭”的政策组合，让流动性流到民营企业最需要的地方，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
作为银行业的监管者，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则给商业银行定下了更为清晰的“一二五”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制定这一目标的原因，是现阶段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超过60%，但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仅占25%。“民营企业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和它在经济中的比重不相匹配、不相适应。”郭树清称。
“我们行近期密集发了很多文件来支持民企融资。”一位四大行总行财会部人士对腾讯《棱镜》表示，在他看来，虽然这几年银行一直在谈支持小微，但这次力度空前之大，即使他所在的部门并非业务部门，但也被要求给予民企融资更多的资源倾斜和考核倾斜。
与国有大行不同，一些股份制银行此前的普惠金融业务相对少一些。因此，一家股份行对公业务经理张亮（化名）就对腾讯《棱镜》表示，他们最近才开始跟着政策走，考核压力较大。
在近期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张亮明显感觉到，贷款审批较之前稍微宽松了一点点，给民营企业的贷款成本也在降低，“低于5%也不是不可能”。
据腾讯《棱镜》了解，目前银行给予民企和小微的贷款利率，普遍在基准利率上浮20%左右，一般上浮不超过30%。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的公开数据，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18家主要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平均利率为6.23%。
广东顺德一家从事小家电行业的中小企业主梁先生就明显感受到，最近一段时间，多家银行频繁地来拜访他和同业，“他们非常积极地介绍自己银行的贷款产品”。
梁先生从2010年开始就和银行打交道，目前银行给他的贷款利息介于五点几和六点几之间，比早年下降了不少，他自认为还算优惠。
他还告诉腾讯《棱镜》，原来从银行贷款要有抵押，要看很多东西，现在一些银行推出了无抵押的工资贷款、税务贷款等品种，对企业而言，申贷流程方便不少，时间也大大缩短。“虽然这些贷款金额不是很多，对于一些资金需求量大的企业而言并不太够，但至少已经是一个开始了。”
张亮也向《棱镜》介绍，他们现在评估是否对一家企业放贷，首先看企业本身的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预期，其次才是看担保、抵押，而一笔贷款从上报到审批至少要经过7—10个人，来确保风控。
“要分清楚难在哪里，贵在哪里”
90%的小微企业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科技创新，和80%的就业。没有人否认，民企和小微作为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所发挥的作用。
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老大难问题多年悬而未决，尽管有政策方面的扶持和倾斜，很多商业银行仍不愿意向民企提供贷款。
潘功胜在前述吹风会上提到，民企和小微的融资问题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甚至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如何让基层行有更多动力和积极性去做这个事情，需要内部的一些制度安排和技术安排。
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黄建勤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有小微企业9300万户。反观银行客户，以农行为例，2018年6月末，农行包含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在内的小微企业信贷客户数大约是44万户，这在商业银行中还算是比较多的。“面对近1亿的小微企业客户群体，银行服务的覆盖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他说。
银行不愿意向小微企业放贷，与小微企业的自身特点脱不开关系。小微企业的经营稳定性差，抗风险能力弱，缺乏规范的财务报表，研究显示，小微企业的平均存活寿命不到三年，这给银行放贷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章更生在今年10月的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提到，正是由于小微企业经营相对不够规范，有的信息不够完整、真实；有的小微企业、小微基金资产负债率过高，风险大，小微企业的风险防控难度大，才导致银行在实际业务中，对待民企与国企确实不能一视同仁。
在亲自带队去浙江考察民企之后，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总结这一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症结所在：不是难在银行体系的断贷压贷，而是难在流动性的压力，这一流动性压力主要是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渠道受阻，包括发债困难、股权质押融资等等带来的一些风险。
“融资贵”不是贵在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的渠道，而是贵在各种新金融、类金融、民间融资等渠道，这些社会融资渠道的成本高企，直接抬高了整个企业的债务成本。
“这一轮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带有鲜明的阶段特征，我们要分清楚难在哪里，贵在哪里，才能够分类施策、分类指导。”易会满总结称。
“对公业务比个贷业务难做多了”
与以往小微企业遭遇的融资困境略有不同，多位银行从业者和中小企业主告诉腾讯《棱镜》，经济下行压力叠加强监管等因素，让这轮小微企业遇到的情况更加复杂。
尽管从银行获得的融资成本已经相当优惠，但梁先生近期并没有贷款的计划，“审慎”二字成为他当前的经营理念。
他告诉腾讯《棱镜》，今年以来企业经营困难明显加大，材料、人工成本都在上涨，还有环保等其他方方面面的成本也在增加，“折算成利润也是好几个点”。对于他们小家电行业而言，纯利普遍在3到5个点之间，“所以有时候如果少几个点，企业就在盈利跟亏损的分界线上了”。
而作为一家外贸企业，贸易环境也让他实打实的感受到了影响：12月份的订单量已经明显下降，2019年的形势更加不容乐观。他告诉腾讯《棱镜》，近期刚从欧洲考察回来，目的是去寻找替代美国的出口市场。
更让他焦虑的是，2019年1月1日开始实行社保新规，企业的各项社保费用将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执行力度会比现在大很多，以往的劳务派遣等用人方式也需要考虑怎么处理。梁先生估算，明年光社保这一项，企业就要多支出一两百万元。“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缩减人手，每个生产车间都有一两个裁员指标，以此来降低成本，准备过冬。”
一位刚从股份制银行离职的资深信贷人士也明显感受到，今年民间融资的需求没有以前旺盛了。他告诉腾讯《棱镜》，他此前所在的银行以小微企业贷款见长，但2018年同期的业务量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甚至还不到。“以前从来没有担心过客源问题，但现在银行对公业务比个贷业务难做多了。”
另据他观察，今年以来他身边陆续有对公信贷经理离职。
寻求平衡术
如此密集的政策引导，会不会矫枉过正？如何避免再出现“不缺钱的头部企业银行拼命给贷，真正有需求的企业得不到贷款”现象？商业银行如何保证“既加大贷款投放、维持利率稳定，又不出风险？”每一条都考验着管理者的平衡能力。
以市场最为关心的贷款利率为例，一位国有大行的高管坦言，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高、损失率高是客观事实，高风险需要高收益去弥补，这是全球通行的做法。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贷款利率原本就不高，过去最高也就7%左右。如果这一相对较低的贷款利率还要往下降，让银行去做赔本的买卖，银行的放款积极性自然不会高。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不要行政性地去要求金融机构降低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因为这样的交易不能持续，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市场。他认为，若对于某些民营企业需要提供特定的政策支持，应该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承担，而不是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来承担。
他还建议，要想办法去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技术性问题，包括获客难和风控难。这方面现在国内已经有一些比较好的创新，如线下依靠软信息，线上依靠大数据，来做好对民营企业的风控。
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杨凯生近期在一场公开论坛上也提出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目前银行施行的“债转股”、企业无还本续贷、动员各方筹集资金为陷入困境的企业纾解困难等等，都可以理解为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应急之策。但这些做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融资难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其中有些做法是不应该固化不应该机制化的”。
在他看来，解决企业融资难不能靠简单地垒加贷款，关键还是要解决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这些年来一直都存在的过分依赖银行信贷的问题。“一定要建立健全企业的资本（而不是资金）补充机制。”他强调称。
值得一提的是，监管层也很早地意识到，好的政策不能矫枉过正，并给市场提前打了“预防针”。
在10月30日的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就特意强调称，改善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缓解融资难问题，不能靠放松风险管控，不能靠降低信贷标准。否则，可能会形成新的金融风险，影响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同时进行考量和平衡。
“经过这么多年艰难的改革探索，银行所形成的风险管控体系、审慎稳健的理念和精细化的管理机制，是非常可贵、需要倍加珍惜的。”王兆星称。
潘功胜也同样提到，中国金融机构在支持民企融资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探索，也有很多经验，怎样使这些方法的运用更加规模化和专业化，同时能够很好地控制住风险，保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能够可持续，不仅仅把目光聚焦在当前的问题上，还需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