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橙子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于4月18日举办的第二十三期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就中国经济“见底了吗？”这一话题邀请知名专家共同探讨和追问，论坛不仅就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作出了小结和预测，专家门还就国内金融业发展、国企改革、大学生创业等社会关注的话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给出相关的建议。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当前的经济下行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改革红利将会为经济增长贡献1到2个百分点。
蔡昉在论坛发言时表示，“见底了吗”是一个经典的宏观经济学问题。指出，经济学主要讨论周期问题，自然会问“这个周期是不是到了最低点，可以往回走了？”但是不要忘记，宏观经济学在周期问题之外还研究一个问题，即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这也是宏观经济学重要的一方面。
蔡昉提到，从2012年开始，第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不再保8%了，而是一直在7%以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减速做了一个“三期叠加”的概括，也就是说这是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同时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以及前期政策的消化期。
经济下行是结构性问题 不是周期性问题
蔡昉解释说，“三期叠加”，即换挡期、调整期和阵痛期都是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周期性问题。因此需要搞清楚的是今天的经济增长下滑不完全是周期性的问题。经济周期总是要出现的，各种外部的因素以及自身需求的冲击，总会使得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低于潜在增长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周期，也就是下行的趋势。
周期问题表现为两个问题：一是表现为通货膨胀，上升周期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下行周期可能会导致周期性的失业；二是表现为两者之间的交替出现。
关于通货膨胀，蔡昉列出数据称，去年通货膨胀率为2%，今年前三个月是1.4%。很显然，没有任何通货膨胀。也没有周期性的失业问题。去年到今年基本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1%，从2002年以来平均水平基本是一致的。企业还反应有招工难问题。工资持续上涨的现象都在发生，所以很显然现在没有到三期叠加之外的第四期——周期性下行。但这个第四期并没有来。
经济增长下行却没有出现失业现象的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由于生产要素的供给，特别是劳动力的供给以及生产率的提高，由它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本身是下行的。因此实际增长率与其相适应，没有出现周期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潜在增长率的下行？总的来说是因为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
2017年经济活动人口达到峰值
2010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就呈下行趋势。新成长劳动力也好，甚至新毕业的各个领域的学生也好，要么已经达到峰值，现处于下行阶段；要么是即将达到峰值。经济活动人口到2017年会达到峰值，之后也会绝对减少。这个因素会影响到多个方面：
第一，会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第二，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供给。这两个影响对于我们改善劳动力存量并没有正面的效果。第三，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投资回报率是要下降的。第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放慢了。将来甚至有可能停下来，资源配置会减弱。所有这些因素汇合在一起，就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在2012年之前，总体上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10%左右。在十二五时期，就是今天所在的期间是7.6%，过去这几年就是这个水平。到“十三五”如果还依靠原来这些生产要素和生产力的进步速度，我们只能降到6.2%。因此从结构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没有见底。
改革红利能为GDP贡献1到2个百分点
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形势，蔡昉表示乐观。他认为，影响劳动力供给、其他生产要素供给以及生产力的提高还涉及一系列的制度性因素。因此，通过改革可以扩大我们的劳动力供给。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让农民工在城里工作直到退休，以及进行提高生产率的鼓励竞争的改革。这些改革可以带来改革红利，改革红利不是一个空洞的词。
蔡昉认为，如果相应的改革都能够到位、取得最好的成果，比如说劳动力供给增加、人力资本增加、全要素生产速度加快、生育率提高，这些都可以对未来产生一个正面的劳动力供给效应。所有这些好的改革加在一起，给我们带来的改革红利可以达到1-2%，因此潜在增长率降到6%多一点。如果真正能够把1-2个百分点改革红利加上去，那么8%的增长速度也就差不多。或许我们改革是一步一步释放的，不太可能一下子全部把改革红利都给释放出来。但我们可以在经济增长加速过程中，延缓这个减速、保持中高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