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古尔本岛（South GoulburnIsland）是一座远离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小岛，岛上林木葱郁，大约有500人在瓦努韦原住民社区（Warruwi Community）定居，他们使用将近9种语言，该社区因此成为澳大利亚——乃至全球——最古老的、同时流通多种原住民语言的地区之一。除英语之外，这里还有Mawng、Bininj Kunwok、Yolngu-Matha、Burarra、Ndjébbana、Na-kara、Kunbarlang、Iwaidja和Torres Strait Creole等9种土著语言。
世界上会说英语的人很多，但使用其余9种语言的人数少之又少。例如，说Ndjébbana和Mawng这两种语言的总数仅有几百人。但鉴于岛上所有人都能互相彼此理解，你也许会觉得该地居民都是通晓数种语言的人，或者说他们经过全面细致的讨论之后，开发出了一种混合语言，就像是一种“语言石头汤”（Stone Soup是一部经典的英文绘本故事）。但其实他们只会使用自己的语言（少数人会好几种）与彼此交谈，而他们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交谈，是因为岛上所有人都能部分或全部理解别人说的话，即便他们并不会那门语言。
上述现象，语言学家称之为“感受性多语现象”（receptive multilingualism），这种现象遍布世界各地。对某些地方而言，这是一种偶然现象。例如，很多说英语的盎格鲁人住在美国的边境之州，在长期耳濡目染之下，他们能够阅读并理解少量西班牙语。不计其数的移民子女学会说所在国的语言，同时也能听懂父母说的话。对其他地区而言，“感受性多语现象”只是临时的权宜之计。但是，它在瓦努韦社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语言学家露丝·辛格（Ruth Singer）参与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语言多样性源泉项目”（the Wellsprings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Project），她偶然意识到“感受性多语现象”之于瓦努韦社区的重要性，近日，她在期刊《语言与交际》（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上撰写了相关文章。2006年，辛格来到南古尔本岛进行野外考察，他们夫妻二人的丰田卡车是从达尔文市用船运过来的。虽说南古尔本岛不大，岛上车也不多，这辆车却成为了他们的社交润滑剂。辛格和丈夫在当地结交了一对夫妻——南希（Nancy Ngalmindjalm）和理查德（Richard Dhangalangal），这对夫妻只有一艘船和一辆拖车，没有汽车。他们四个人一起钓鱼、打猎、在海滩上挖海龟蛋。辛格注意到，南希总是对理查德说Mawng语，理查德却用Yolngu-Matha语回应她，但是南希的Yolngu-Matha语也说得很流利。
辛格在邮件中写道，“我刚开始研究多语现象的时候，竖起耳朵听人们是如何使用各种语言的，我开始听整个瓦努韦社区的‘感受性多语现象’对话，比如两个人一起修篱笆或者在商店里的对话。”
辛格说，关于“感受性多语现象”的解释多种多样。就她结识的这对夫妻而言，理查德不说Mawng语，是因为他不是瓦努韦社区的原住民。如果他也说Mawng语，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外来者对本社区规章制度的挑战。说Yolngu-Matha语的人更多，但是使用某些更小语种的人掌握的语言种类相对更多一些。
更广义来讲，瓦努韦社区的居民避免转用另一种通用语言，是因为他们要为此付出社会和个人代价。某些家庭坚持让他们的后代说自己的语言，通常是父系的语言。语言与岛上特定的土地或领土相关联，各部落宣称享有土地所有权，所以语言也归属各部落。人们只能讲自己有权使用的语言——打破这一限制就会被看作是在挑衅。
然而，南希在采访中告诉辛格，没有哪一项规定限制人们“理解”或“倾听”某种语言。辛格怀疑，澳大利亚的“感受性多语现象”由来已久。18世纪晚期，最早一批来澳大利亚内陆定居的欧洲移民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现象。“虽然本地人和外地人平等交流，彼此都能完全领会对方的意思，但是他们说的却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一位移民在期刊中写道。
澳大利亚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存在“感受性多语现象”的国家，瓦努韦社区与众不同的原因在于，这种感受型的技能代表对某种语言真正的熟练。外语学术领域倾向于把感受型技能看作是半习得、不完全习得、甚至是糟糕、失败的语言习得，在瓦努韦社区，人们可以声称自己能理解某种语言，这是他所具备的部分能力。德克萨斯州的盎格鲁人不可能把“理解西班牙语”写在简历上，而移民儿童会因为不会讲父母的语言而感到尴尬。另一个区别是，瓦努韦社区的人们认为，拥有这种技能不代表可以说这种语言。例如，辛格的朋友理查德大部分时间和说Mawng语的人一起生活，所以他完全理解这种语言，但是没有人期望他开口说Mawng语。
“感受性多语现象”在某些地区已经形成一种制度。瑞士是一个拥有4种官方语言（来自两种不同语系）的国家，“感受性多语现象”已经被纳入教育体系，例如，孩子从小就要学英语，还要学一门当地语言和第二种民族语言。从原则上来讲，由此一来，人们应该能够听懂对方的语言。但是，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瑞士公民之间盛行单一语言制。说意大利语的人似乎掌握的语言种类最多，而说法语的人掌握的语言种类最少。并且，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对其他群体持有强烈的消极态度。就像瓦努韦社区，有关语言的社会因素和思想影响了很多语言的存亡，瑞士也不例外。
鉴于很多欧洲人倾向于掌握多种相关语言（例如罗曼语、日耳曼语和斯拉夫语），所以一些瑞士人可能会认为南古尔本岛上的居民也没什么特别厉害之处。掌握多种语言的欧洲人，他们吸收了同源词汇和语言结构以便被动理解。相对而言，瓦努韦社区的语言来自6个不同语系，且互不相通，因此掌握这些感受性技能是相当复杂的。人们对“感受性多语现象”的了解还不足以确定一个人能够理解但是不会说的语言种类有多少。
无论是在瑞士还是瓦努韦社区，“感受性多语现象”的优点之一是人们可以表达他们是谁、来自何方，但不会强迫其他人也具备相同条件。辛格说，这一点维持了瓦努韦社区的稳定，因为所有群体对他们的身份都感到舒适、自信。“瓦努韦社区在社会和语言方面的多样性不是障碍，反而对社会和谐至关重要，他们强调的是人们需要维护多样性身份，而非同化所有人的身份，”她写道，“如果不存在规模较大、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例如酋邦、王国或国家，那么维护和平谈何容易。”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维护语言和平的选择之一，是所有人使用同一种大家都能明白的语言，可能是一种通用语。人们称之为“通融”（accommodation），其核心是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但是，世界上某些地方的人们不愿意“通融”，甚至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辛格提到，在瓦努韦社区，如果人们宣称自己属于某个社区（展开来说，即掌握了这个社区的语言），那么他们就不愿意说其他语言。
我们可以从瓦努韦社区的“感受性多语现象”学到的经验是：小型原住民群体在社会和语言层面出奇复杂，“感受性多语现象”则是这种复杂性的起因和后果。随着使用小语种的人数不断减少，如果人们逐渐明白如何把对某种语言的理解能力转变为说这种语言，“感受性多语现象”也许会是确保小语种未来的关键。辛格说，“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种感受性能力，我们就能为这些人设计语言课程，仅仅能听懂族裔语言的人们，就能更容易开始在日后生活中说这种语言。”
（翻译：陈艺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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