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施展萍
李咏涛常想，如果哪一天自己不干了，重心转移，业余时间也多了，就专门去说说一些事。哪些事呢？这个城市的事。
在李咏涛眼中，深圳是个符号，改革开放的符号，但人们常常把真实的城市与符号混淆。符号是符号，代表一座城市的历史和精神，是伟大的，但符号是过去，而城市的当下是普通的，这个城与那个城并没有太大区别。
他不大喜欢那些“深圳主义者”：“尤其很多人说深圳比上海牛，比北京牛，比这好比那好，感觉自己是世界中心，天生优越感。”
大概在五六年前，李咏涛出过一本叫《大道30》的书，分上下两册，当时他人在北京，写的是深圳。“大道”指深南大道，他把发生在这条道上的事与特区30年的时间历程对接起来，讲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深圳的命运。当时，这本书甚至被称为一种现象——“大道30”现象。
数年后回溯创作心境，李咏涛坦言自己当时对深圳充满爱，有一点反思，但还是以“盲目的爱”为主。
他说自己现在不盲目了，并认为如何看待一座城，不该是文人的事，“文化人的看法是错的，是经过过滤的，加了很多自己的想象。”应该让普通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故事来阐述这座城，这才更客观，更有可能接近真实。
反深圳主义者
现任新浪乐居华南区总经理的李咏涛与邓康延常常见面，两人一起喝酒，谈论各自正在进行的项目。他对邓康延的评价是，豪爽，有民国文人的精气神，很有感召力。
他俩一个是做文化的，一个从事商业项目。前者的主要任务是表达，后者天天想着如何提高业绩。李咏涛很羡慕邓康延，羡慕他能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人有三重境界，一是做自己喜欢的事，二是做自己熟悉的事，最不济的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他现在属于第二种情况。
李咏涛常想，如果哪一天自己不干了，重心转移，业余时间也多了，就专门去说说一些事。哪些事呢？这个城市的事。
在李咏涛眼中，深圳是个符号，改革开放的符号，但人们常常把真实的城市与符号混淆。符号是符号，代表一座城市的历史和精神，是伟大的，但符号是过去，而城市的当下是普通的，这个城与那个城并没有太大区别。
他不大喜欢那些“深圳主义者”：“尤其很多人说深圳比上海牛，比北京牛，比这好比那好，感觉自己是世界中心，天生优越感。”
作为上世纪90年代初来深圳的那批人之一，李咏涛经历过充满优越感的年代，那时，内地许多城市尚未觉醒，深圳开始了改革开放。那些在内地失意而到深圳来的人，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对城市感情强烈，思想观念和经济实力也很快领先于他人。但他觉得，这些都不该演化为城市优越感的资本。
移民城市的文化特征应该是包容，而不是自以为是。“北京就没有北京主义者，但北京人都很自豪，连出租车司机也自豪，”李咏涛认为，热爱一座城市是应该的，但不该把这种简单的爱调动起来，经过思考的爱才更好。“别把爱上升为主义，藐视、好高骛远、看不起别的城市，天天为自己辩护，甚至攻击监督你的人。”
“深圳什么都不该有”
骨子里，李咏涛是个深圳人。
他在深圳工作、成长，完成了人生的诸多步骤，在此期间，这座城市经历了社会变迁带来的剧烈转折。个体命运与城市命运相互融合，这使他对此地产生了深刻的归属感。尤其去罗湖，那里相对古老的空间、建筑、狭窄的街道，甚至穿行于街道上的人群，都让他恍惚有种回到过去的亲切感。
当然，这位在《大道30》中介绍自己“深圳十年、北京三年、上海一年”的“城市化生猛进程的体验者”，偶尔也会比较这3座城市。尤其是拿深圳与北京做对比，相比之下，北京更丰富、博大，城市包罗万象，学生、外国人、知识分子、商人与政客……每个群体都极其庞大，那里无疑是中国的一个主场。深圳更小，但也更纯粹，如果把城市比作人，深圳还远没那么世故。
在他看来，深圳的移民文化似乎有些停滞了，失去了过去的锐利，包容性也逐渐黯淡。虽说来了就是深圳人，但在制度上并没有相应的体现，外乡人还是外乡人。
对此，他颇有些沮丧。毕竟，深圳的移民精神最早是体现在公务员的身上，那些敢为天下先的拓荒牛，当初做了比财政创新更了不起的事——制度创新。但后来，利益越来越复杂，人们开始享受成果。任何事情发展成熟了就可能失去锐度。
所以，深圳移民文化还应该在民间野蛮生长，在政府看不见的地方发挥作用。李咏涛举了个例子，深圳有许多非常成功的企业，如华为、万科、平安保险……这些都是移民们当年在此地创立、发展起来的。这些从内地各个城市汇聚至此的企业，是靠自由、市场和制度创新发展，这才让“本不能长出硕果与花朵的地方长出来硕果与花朵”了。
由此看来，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深圳主义者们所认为的“特”——深圳什么都该有，“深圳什么都不该有”，李咏涛分析，一切给深圳带来发展的基因都是后天长出来的。按理说，美国硅谷是在斯坦福大学周边形成的，推算至中国，中国硅谷也应该出现在北京、南京、西安甚至武汉这样高校林立的地方，但“正是那些地方的学校有围墙，体制是僵化的”，所以深圳才有了机会，中国的硅谷才跑深圳来了。
因为喜欢，所以不满
这位有些文人气质的商人，有时对深圳流行文化的发展前景态度悲观。深圳是个移民城市，移民们到这来创业，商业是此地的天然土壤，此处没有流行文化的根基。
流行文化围绕高校附近的区域发展起来，“你看北京那些有名的酒吧，都在高校周围，”李咏涛说，人们去南锣鼓巷泡吧，顺便去看看中戏的美女，这种隐性需求一旦形成，就会慢慢塑造起一地的文化氛围，“深圳没有，现在你看到一美女，都不知道她啥来路。”
认为自己说话不谨慎的李咏涛觉得，深圳还不足以形成知识分子阶层，当下诸多“伪知识分子”无非喜欢写写文章，有点文艺范，阳春白雪的，不犯错误的，但他们脱离了大众，且绝非专业领域的行家或权威人士，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既非别人的发声筒，也不为商业利益工作，而这样的人一定会批判社会，因为他们必然是完美主义者，必然挑剔，所有看不顺眼的都要去说几句。
为了发展文化，这座城市引进了作家和学者，给他们落户、津贴与职务，让他们在这里潜心创作。他质疑：“这有用吗？这没戏啊。不是说引进他们，他们就能怎么样了。”
李咏涛认为，文化这东西应该在野不在朝，真正的文化绝非主旋律，生于斯长于斯才有感情，才愿意为它负责。深圳先富起来，深圳的小孩大部分被送出国，数十年后，这些人各有成就，出现一流文化人的概率就会大很多。为了品牌形象移一些人来，“他能搞出什么来，我觉得没有用，也没有意义。”
如果你问李咏涛，对这座城市有诸多不满，为何还会久久停留？他会告诉你，对一个地方不满，是喜欢它才不满，因为希望它更好，才能看出它的问题所在。
（陆莹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