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施展萍
事实上，这位雕塑家有时甚至会觉得，自己多少有些“反雕塑”倾向，反的是传统原教旨主义的雕塑概念——那些高大威严的石雕与铜雕。在他看来，日常生活的一切都可变为艺术，“比如高压塔看起来废弃了，就用木头把它包起来，改变它的形态。”
孙振华最近在飞机上重翻《红楼梦》，人生到了一定阶段再回首时发现，生活是一条平静的大河，快乐与烦恼是浪花，我们在漂流下旅行，偶尔折腾、偶尔欢畅，但最后，一切青春激情和理想都将回归日常，衰老，然后无能为力。
认识到人生不可避免会终结，再回过头来看有生者，“房子”这样的暂时寓所显然无法提起他的兴致，他更愿意在路上，四处行走、获取全方位的生活体验，是十足的“好奇先生”。
孙振华是深圳公共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在深圳生活了20多年，他坚决不买房，不愿自己的生活被一套房子捆住。但卖房讯息却无孔不入，它是漫天飞舞的广告单，饭桌上不衰的亘古话题，夜里下班开车回家，打开广播，节目里说的还是房子那点事……商品经济的一切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孙振华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是否过于顽固。一个上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人步入物欲横流的21世纪，人生好像过山车——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集体主义的压抑，被上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的光芒映照过，恍惚来到新世纪——一个崇尚消费与个人主义的时代。他既抗拒市场，又觉得市场是不可抗的；既喜欢现在百家争鸣的舆论环境，又为当下舆论系统缺乏共同有效的价值操守而感到困惑。
反雕塑的雕塑家
孙振华带领深圳雕塑院，与加拿大戚杨建筑与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共同制作的大型纪实群雕《深圳人的一天》局部（图源网络）
孙振华的气质与他的办公室几乎成为一体——丰富又工整。雕塑安静地在角落立着，书本整整齐齐地摆放，办公室整体色调较深，空旷而不让人觉得压抑。
采访时是个阴天，他窝在沙发里，说话也带着特有的气息——像一场绵密的细雨，不过度张扬，丰富而细致，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些耐人寻味的自我怀疑的表情。
比起那些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们，孙振华身上那种对未知苦难的预知和对人生虚无的通透认知，因为稀缺，而显得格外迷人。
16年前，孙振华曾带领深圳雕塑院参与过一件事——与加拿大戚杨建筑与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共同制作了大型纪实群雕《深圳人的一天》，但他更愿意将雕塑的缔造者们归为那些被定格为青铜像的市民——那18位在街头被他们偶然相逢、无意间走进历史的普通人。这些被翻制成真人大小的雕像群，背景是四块浮雕墙，记载着1999年11月29日这一天城市的基本统计数据、天气预报、空气质量报告、股市行情……还有深圳晚报当天的版面。
从那时起，或者说更早之前，当孙振华意识到大众文化时代不由分说地到来时，便开始有意摆脱雕塑——这一偶像崇拜时代的产物过往束之高阁的种种限制，企图用它直面一个强调艺术的公共性与大众化的时代。这种理念的转变首先体现在名称上，“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取代了“深圳雕塑院”之名。在孙振华的构想中，他要让普通百姓介入艺术，让孩子们“天天排队去玩”。
去年年底，公共艺术中心在深圳中心公园办了场深圳公共雕塑展，孙振华是策展人，艺术家杨光将废弃的光碟铺满河面，取名“银河”；余加则用建筑施工用的白色扎带密集种植在1平方米的正方形混凝土上，以示一个不再有自然气息的未来……类似的作品有很多，孙振华在数月后仍兴致盎然地数算起这些早已摆脱传统雕塑概念的艺术作品。
事实上，这位雕塑家有时甚至会觉得，自己多少有些“反雕塑”倾向，反的是传统原教旨主义的雕塑概念——那些高大威严的石雕与铜雕。在他看来，日常生活的一切都可变为艺术，“比如高压塔看起来废弃了，就用木头把它包起来，改变它的形态。”而做这些“奇奇怪怪”的雕塑，目的是引发普通公众介入艺术的兴趣，顺带着引导一下他们的生态意识。
不想当作家的雕塑家不是好艺术总监
孙振华将自己身上强烈的公共参与意识归于出生代际。他生于1956年，经历过文革。学生时代，同学人手握有一批小说——《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这些当时所谓的“毒草”被大家反复传阅，如饥似渴地阅读。初中时，流行唐宋诗词，他借到了，就一首首抄下来，连同注释一起抄，抄完就去背。
那是一个人人参政的时代，当时并不透明的政治反而激发了众人猜测、讨论的风潮，形成了自我表达的习惯。
同一时代的人长大了，孩提时培养起来的人文情怀起了作用，孙振华发现，如他的好友邓康延在内的许多同代人，对公共事务都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兴趣，他们常年保持着阅读小说的习惯，很性情，也很聊得来。
儿时，孙振华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写作无非出于表达欲望，在他内心深处，总觉得有许多感触是想表达而未表达的，他试过多种方式——充满视觉张力的绘画，但它无法描绘出一个历史性的时间过程；他觉得最有力的媒介是声画兼备的影像作品，但又苦于它们技术性太强。
小说无疑是最适合他的——它是他的儿时梦想，同时又可以实现他进行长历史跨度表达的愿望。但当下，孙振华遭遇了新的问题,在这个屏幕化阅读时代，他发现，小说的黄金时期似乎过去了。
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过于枯燥和琐碎，需要假编一个英雄、虚构一种超凡的生活样本来满足自我幻想。但他更希望自己的小说有历史感，他甚至有些不好意思，小心翼翼地问：“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不知道你会不会。书写的人，会把它（写作）看作自己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过了一会儿，他又有些失落：“我不知道我小说能不能成功。现在年轻人都不看小说了，特别是长的。”
但这种与过去写艺术评论时完全不同的写作体验，仍然令他着迷。写着写着，那些尚未在脑海中构想过的方块字涌了出来，有时写得激动了，眼泪也不自觉地跟着掉。
做观众比做演员有意思
在深圳，不买房，因为他志不在房。
孙振华最近在飞机上重翻《红楼梦》，人生到了一定阶段再回首时发现，生活是一条平静的大河，快乐与烦恼是浪花，我们在漂流下旅行，偶尔折腾、偶尔欢畅，但最后，一切青春激情和理想都将回归日常，衰老，然后无能为力。
认识到人生不可避免会终结，再回过头来看有生者，“房子”这样的暂时寓所显然无法提起他的兴致，他更愿意在路上，四处行走、获取全方位的生活体验，是十足的“好奇先生”。
小时候在大院食堂看师傅做饭，他能看一上午，后来自己动手做饭，压根没学过，都是看出来的。到了深圳，他好奇街上那些形形色色的路人甲乙丙丁，有时会停下来与摆摊的商贩聊天，问人家两口子为什么要来深圳，一个月能赚多少钱，温饱以后有什么打算。
孙振华好奇别人的人生，深以为做观众比做演员有意思得多。之所以不离开深圳，也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深圳迅速变化，是一个都市大熔炉，在这里，每天都有新奇的事情发生，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相陪。乡土情结不由分说地上涌时，他也曾琢磨，干脆到几百里外的乡下去，回归宁静，但心里又开始怀疑——你活着干嘛呢？就是想让自己的生命延续得比别人长一点吗？不，所以，还是体验更重要。
但这并不代表他对深圳完全满意，他有许多想法，当然包括那些未能实现的。比如，他希望深南大道的两侧种上庄稼，春天金灿灿的油菜花沿路盛开，夏末棉花洁白柔软，人们可以看到玉米慢慢长高、结穗的过程，能够感受万物拔节生长的节律；再比如，在市民中心前的两片草地上围上栅栏，养些奶牛和山羊，让人们在密集的CBD转角遇见田园。
城市化让人恨不得立刻与乡土脱离关系，但土地怎么能脱离呢？人永远都希望回归土地，这种内心深处的召唤天生而来，无法抗拒也不能抗拒。巴黎人就有这种气魄，能一夜之间把香榭丽舍大道变成海滩，把海水引进来。所以，一座城市要发展还得有想象力，要有些疯狂的举动，才会与众不同。
乡村与城市不该是对立的，孙振华总觉得，如果那些美好的植被能在深圳扎根，人们就会眼巴巴地等着开花、盼着结果，而一座城市也因此有了期待。
（陆莹对此文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