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难道所有有趣的女主人公都要一长大就结婚吗？很小的时候，美国新闻记者丽贝卡·特雷斯特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文学作品里，无论是《绿山墙的安妮》里叛逆的安妮·雪莉，还是《简·爱》里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简，到最后都逃不过结婚的宿命。而那些终身未婚的女性，不管是出于自身选择，还是生活不经意的安排，她们或者一辈子守着那件无法穿上的婚纱，或是变成个神经质的老太太，还时常被贴上标签、遭人唾弃。这似乎和波伏娃的观点不谋而合——她把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分为四种：结了婚的、结过婚的、打算结婚的、因结不了婚而痛苦的。
好消息是，世界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到2009年，美国已婚女性的比例已经降至50％以下，初婚的平均年龄也上升到了27岁。在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这一年度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比例高达2.47％，比10年前增加近两倍，主动选择单身的“单女”显著增多。职场社交网络平台领英联合珍爱网发布的《2017单身职场人调查报告》显示，有39%的男性不急于改变单身状态，而女性的这一比例达到了54%。确实，大城市中到35岁依然保持单身的女性比比皆是。在过去，不论拥有什么样理想抱负、不论结婚对象是否合适，女性都必须生儿育女，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感到，她们有无数途径和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生育孩子只是其中之一。
虽然如此，人们对单身女性依然抱有巨大的成见，认为她们不愿意为建立家庭而妥协是自私自利；认为没生过孩子、没照顾过婴儿的女性，称不上真正的成年人；认为一个女人没有结婚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是没人珍视……单身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都会强烈地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异样眼光，其中大龄单身女性更是时常被冠以贬义色彩十足的“剩女”一词：被剩下的女人。今年，演员俞飞鸿2016年参加《锵锵三人行》的视频截图在网络风靡，她和窦文涛、冯唐关于单身问题的讨论堪称关于女性单身偏见的集大成。俞飞鸿在节目中甚至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觉得老一个人呆着精神正常吗？”
古怪、自私、幼稚、孤单……这些指控到底错在了哪里？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了《单身女性的时代：我的孤单，我的自我》的部分内容，以期与读者一同反思单身女性面临的种种偏见。
《单身女性的时代：我的孤单，我的自我》
文 | [美]丽贝卡·特雷斯特 译 | 贺梦菲 薛轲
1、自私与幼稚
24岁的艾莉森·特库斯是佛蒙特州的一名公共卫生活动家，她说她保持单身的主要原因是，她只想专注于她的工作和社交生活，对别人的事情没有兴趣。她说，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晚上有活动就会和朋友们外出，很少待在家里，即使在家，“我也不想听你说一天的事，讨论你一天中发生的事，我只想看看《公园与游憩》（Parks and Recreation），听听潘多拉电台的节目，给我最好的朋友打打电话，开一瓶红酒喝喝，然后自己待着。”
艾莉森和我说这些的时候停了停，像是听出她所承认的这些，在这个到处宣扬年轻姑娘都在并且也应该寻找爱情的世界里，是多么的突兀。但是她笑了笑又接着说：“在别人看来，这就是我的自私，所以我会一直单身。”
艾莉森做出这样严厉的自我剖析，主要是受我们社会向喜欢独立生活的单身女性所传递的文化信息的影响。
“如果你单身，多半是因为你经常只考虑自己，”在特蕾西·麦克米伦于2012年所著的《为何你迟迟未婚》（Why You’re Not Married Yet）一书里，“你是自私的”这一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你只关心你的大腿，你的衣服，你的法令纹。你只关心你的事业，如果没有事业，你就想着要当瑜伽老师……”被麦克米伦诊断为丑陋和不健康的自我关注行为，部分源于人可以不需要伴侣的大胆设想：“有时你会偷偷地想，”她写道，“是否真的需要伴侣，也许你一个人过也很好……实话说别人都挺讨厌的，他们不让你把麦片当晚饭吃……他们老是躺在沙发上看你不喜欢的电视节目，老是吃你觉得很难闻的东西，除非那东西是你自己在吃。”
在2008年刊登于《大西洋月刊》上的《嫁给他》（Marry Him）一文中，作者罗莉·戈特利布提出了类似的不过略为温和的控诉，她说：“将近40岁的女人，她有自己的思想，她的朋友比她在中年时期遇到的那些男人，更能贴心地了解她，更能理解她的心情。她的品位和自我意识更加固定，她会说‘他要我搬去市区，但我喜欢自己海滩边的家’或‘他太没好奇心了’，要不就是‘我怎么能和对狗过敏的人一起生活呢？’”这篇轰动一时的文章敦促女性，宁可降低择偶标准也不要过单身的生活。
麦克米伦和戈特利布的逻辑是错误的，她们把在独立成年女性的生活中被视为基石的一些美好因素——事业心，对朋友的忠诚，对健康、宠物、家居和个人愿望的用心——描绘成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再像卡通片那样举一些女人如何自我的例子，把它们放大到十分可笑的程度。
事实上，女性渴望找一个有好奇心的伴侣，犹豫是否该放弃自己喜欢的居所，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大错，成年人喜欢宠物更是无可厚非，但是自己也没有结婚的戈特利布却认为，未婚女性是病态的、有缺陷的。她不动声色地把她那个自私女性的话题摆出来，和人们心里根深蒂固的期望对照：一个真心想爱和值得被爱的女人，就应该愿意以伴侣为先。
现代人，尤其是女性，可能越来越不愿意为建立核心家庭而做出妥协，比麦克米伦和戈特利布更加恼怒的，是从事心理自助手册写作以外的一些批评人士。评论家本杰明·史华兹为埃里克·克林伯格所著的关于美国单身独居人数创最高纪录的《单身进行时》一书作评，在这篇充满愤怒的书评中他嘲讽说，是婚姻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坍塌，使人们对个人成就的追求变得更有可能。我们的建国之父们，史华兹说：“非常重视一个有机的社会……将社会价值观内化，是防止自由变成放纵和混乱的主要保障”。然而这里被忽视的是，那些社会价值观和构成国家之本的有机社会，是建立在对公民选举权的剥夺、对黑人种族和全体女性的奴役之上的。按照史华兹的说法，一个充满不婚者的社会，他最后这样抱怨道，会纵容“把自私当美德的奇怪思想”。
但是史华兹错了，单身独居并不等同于公民不再参与自由社会的建设。首先，有多项研究表明，单身人士在社区中的表现，不像已婚者那样自私。
追随着上几代未婚女性的脚步（结果颇令人沮丧），2011年由现代家庭理事会（Council on Contemporary Families）主持的一项报告显示，84%从未结婚的女性（以及67%从未结婚的男性）会向其父母提供实际的帮助，相比之下这么做的已婚女性只占18%（已婚男性是38%）。这个更高比例的人群中也包括了未婚母亲。推动这项研究的社会学家之一的内奥米·格斯特尔告诉《纽约时报》：“没有婚姻的人，有孩子或没有孩子的，更可能去关心照顾别人……让人产生疏离的不是孩子，而是婚姻”。
从未结婚的女性更可能参与政治、签署请愿书、做志愿者和参加集会。埃里克·克林伯格也说过，单身独居者更有可能参加讲座，参与外面的世界，相比之下已婚成年人会更多地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家庭中，他们或许会出席子女学校的志愿活动，却不一定会参加于自己或家人无益的组织活动。
未婚女性向世界贡献的这些补偿性能量值得赞赏，并且也和单身女性推动社会运动的历史进程相一致；此外，它一语道破那些中伤女性自私自利的言论产生的原因——千百年来人们对女性预设的期望即为，她们是无私的。
在势力强大的天主教会鼓励人们早婚的中世纪欧洲，人们还有唯一可行的一种出路，那就是进修道院。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许多有钱人家把修道院看作是安置未能出嫁或备不起嫁妆的女儿的庇护所（或倾倒场）。然而一如往常，这是场非常明显的交易：如果女性不能奉献给婚姻，那就奉献给基督吧。西欧的有些地方还有更激进的逃避方法，让未婚女性成为贝居安会士——不避世隐居的半宗教性质的修女。许多女性选择成为贝居安会士，渐渐地，贝居安会士被视作威胁。在1274年里昂大公会议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奥尔米茨主教布鲁诺指出，贝居安会士很麻烦，因为她们“既逃避对神父的服从，又逃避对丈夫的服从”。
主教的反对更明确地强调了女性的生活目的：她们应该，而且从来都应该舍弃自己为他人奉献，如果不为丈夫和孩子奉献，那就为神父、为上帝、为父母、为社区奉献。一旦女性所做的事不是为了服务别人，就立刻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
历史学家李·弗吉尼亚·钱伯斯–席勒写道，在19世纪，“和结了婚的姐妹一样，南北战争前的许多大龄未婚女性患有损害健康的疾病，身体脆弱，时常出现倦怠忧郁情绪，甚至精神失常”。但是，她接着又说：“大家普遍认同的是，女性不幸的根须，是在社会文化这块贫瘠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里，女性被要求极大地顺从和依赖男人，被鼓励在抹杀自我的条件下追求自我实现”。
也许正是要求女性进行自我否定的社会预期，培养了当代女性的消费欲和占有欲。
虽然我个人反感《欲望都市》中用大量名贵的鞋子、高档的美食来显示女性独立的做法，但是我们对于应该把钱用于家居装饰的观念都已习以为常。看到凯莉·布拉德肖花几百美元买一双鞋子，我也许会吃惊地后退，但要是看到卡罗尔·布雷迪写支票买窗帘我或许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尤其对女性来讲，为自己添置东西是得之不易的自由。苏珊·安东尼26岁开始当小学老师赚钱的时候，她已经两次拒绝求婚，坚持单身。她给自己买了狐皮手套、白色的丝绸帽子、还有紫色的羊毛连衣裙后，写信问家里，要是她的伙伴们知道了会不会“因为自己已经结婚不能有漂亮衣服而感到难过”。
1979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报道称，有单身女性为自己购买立体声音响、艺术品、饼干罐，还有家具，因为“单身女性也应该拥有好东西”，“谁想一直坐在装橙子的板条箱上等到有人给你的手指套上婚戒呢？”适应这种新常态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该报解释说，如果说这一代的未婚消费者“比她们的母亲和祖母略微放纵了一点的话，那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值得这样’”。
但是，社会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许多认定，每一小步都走得十分漫长。早在十三年前就声称单身女性“自信，有安全感”的《纽约时报》在1987年又改变了自己的论调。它刊登了一个80年代中期的“恐怖”故事，“纽约有个单身的女性，聪明，有才气，”故事的开头这样写道，“她害怕夜晚降临，害怕黑夜笼罩城市，害怕各家温暖的厨房里亮起灯火”。（显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报道的那些单身女性为自己购买的家具里，并不包括灯。）
《泰晤士报》（Times）称，单身女性看上去“工作充实，好友成群，过完刺激的一天后又是各种文化活动，健身，吃中餐，泡澡”，但实际上她们“痛苦地抱怨她们的感情生活，她们对婚姻的期望”，而且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奇怪的是，很多接受采访的女性看起来并非有那样多的怨言或不满，一名31岁的经理人员肯定地说她“对单身生活越来越满意”。在文章的倒数第二段，作者援引了显示“单身女性比已婚女性更快乐”的“几项研究”，又自信地指出，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与一名发型师的观点“完全相反”，那名发型师说她的单身顾客因为找男人非常苦恼。
没错，许多追求事业而不是家庭的女性都经历过孤独，但是这样的孤独是不是能够通过婚姻来缓解，却鲜有人关注。另一位女性经理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有些人选择不结婚就是不想经历上一辈已婚女性的不幸：“当你想到自己母亲的无助时，想到她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时，你就会坚决地不想上当受人欺负。”
我们的社会向女性、尤其是成功女性传递的信息是，单身是她们自己的错：一旦她们选择了健身房和中国菜，就牺牲了温馨明亮的厨房。言下之意就是说，女人得不到婚姻，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太好，太充实，太强大了。
当人们说那些为自己而活的单身女性自私时，请别忘了，承认女性拥有独立于他人、尤其是独立于丈夫和子女的自由，这本身就是革命性的变化。一个真正的、女性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女性承认自己的需求，并以自己的需求为重，就如她们一直被训练着去照顾所有其他人的需求一样——或许真的会让女性幡然醒悟，纠正几百年来被形塑的自我牺牲行为。
艾米娜·索乌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她给予他人的建议是“永远首先选择自己。女性是非常社会化的人，她们善于选择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如果把自己放在首位，你就一定可以走出一条非同凡响的人生道路”。艾米娜十分清楚有很多人不赞同这些话。“若是你选择为自己而活，就会有人说你自私，”她说，“但这不是自私，你有动力，你有梦想。说男人自私也没那么简单。”
2、古怪
单身女性从来没有享受过美誉。宗教改革时期就有谚语说，至死未嫁的女性注定要“在地狱牵猴子”。约翰·多恩和威廉·莎士比亚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引用过此话。
尽管长久不婚或终生不婚已然成为一种新常态，尽管美国的结婚率变得更低、结婚年龄也更大，尽管单身人士几乎占总人口的30%（超过核心家庭所占的比重），但是对单身人士尤其是单身女性的诋毁——变态，古怪，发育不全，不成熟——依然无法摆脱。
2012年，作家黛博拉·休娜曼发表一篇题为《长不大的女人》（“Woman-Child”）的文章，讨论她所认识的单身女性对幼稚的奢华的沉醉，如闪亮的指甲油。同时，保守派专栏作家凯文·威廉姆森痛批了HBO的电视剧《都市女孩》，对于这部电视剧休娜曼也写过：“（莉娜·杜汉姆）不如把它叫做《啃手指头的女娃》（Thumbsuckers），”威廉姆森则接着说，“叫它《纸尿布》（Diapers）更合适，不过会吓到观众的。”《都市女孩》里的女主人公，因为都没有生过孩子、照顾过婴儿，所以在威廉姆森看来，她们都还是婴儿。
在更正式的场合，成年之初的单身时期常被称为“青春期的延续”或“成年青春期”，二十几岁的未婚青年有时被称为“孩童化的成人”。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建议人们使用“成人初显期”的说法，承认这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一如那些已获正式承认的“童年”、“成年”和“中年”。“成人初显期”是人类生命跨度中界限尚未完全确定的一个时期，常常随着科学、医学、工业化和民权运动的发展而变化。“成年青春期”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已经长大成人，但是尚未就业、依然与父母同住的孩子。记者朱迪斯·舒拉维茨做出了“20多岁的年龄是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间歇期”的断言，将单身生活视为成年过程的停顿。
我们可以将已经成年却尚未结婚成家的这段时期，认为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但是若把这段时期说成是本质上不成熟的一个阶段，就有欠妥当了。毕竟，未婚生活不是真实人生的操练或预演或暂停。人生主要靠自己经历，这一路上没有什么是成年青春期专属的——工作、赚钱、花钱、恋爱、分手、婚前性行为，都不是。
虽说经济不景气时期也有成年的孩子与父母共同生活，但是这并不是新的家庭结构，历来各个阶层都经常会有成年子女和父母同住的现象，只是我们并不觉得他们没有长大。因为他们结了婚，有孩子，只是几代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里。
同样，在按照传统结婚的成年人中也不乏幼稚的行为：期待成为被关注的中心，要求另一半伺候他们，给他们做饭洗衣，还要逗他们开心。而一直以来，鲜有女人抱怨有个不成熟丈夫的痛苦。
从许多方面来看，在情感和物质方面自给自足的独身生活，要比（婚后）获得成熟的生活状态来得更加困难。一个人的生活意味着凡事都要自己担当，不像有伴侣可以分忧，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操心——自己做决定，自己担责任，自己付账单，自己清理冰箱，没有正式的伴侣来帮助你。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面对各种顽固不化的观念，什么衡量成功女性的标准不是事业有成，不是友谊，也不是令人满意的两性关系，而是结婚与否。
而同样，形成这些观念的原因，往往是人们潜意识里认为，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结婚，那不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而是因为她没有被选中——没有人选择她，没有人想要她，没有人珍视她。在我和第一位男朋友分手的痛苦过程中，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一位年长的男性朋友试图安慰我，跟我说了他向自己妻子求婚的原因：“你不会让那样的商品一直放在货架上。”我伤心地端坐在属于我的货架上，无人买无人爱，满脑子想着他的那句话。
“在我的圈子里，都是思想非常开通、非常有文化的人，”那位40岁的华盛顿小说家艾略特说，“他们也有这样的观念：怎么回事？你怎么还在货架上？没人买，那你一定是次品。”每次有朋友试图用“你是人见人爱的！”这句话来安慰她时，她都能听出这样的意思。
尽管单身女性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但在自己许多同龄朋友结婚后依然单身的女性，还是经常有孤立的感觉。不仅是距离上疏离，更是因为她们的与众不同。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与我公公的一位朋友一起用餐，公公的这位朋友是一名50多岁的学者，未婚，她生活在美国的中西部地区，那里，她的大部分同龄人都已结婚。当我大谈有多少女性单身未婚的时候，她的眼神让我惶惑不安。我（一个可以说有着传统婚姻的女性）所描述的那个大而热闹的单身女性世界，对她来说非常陌生。在她的那个世界里，她总感到自己是个异类，孤独，受人排斥——就像在一个全是已婚妇人的世界里，只有她一个人单身。
52岁的南希·吉尔斯是生活在新泽西州的一名电视评论员，她说，虽然她心里清楚现在未婚女性越来越多，但是她潜意识里还是有这样的感觉，认为“单身女性的生活经历是彼此隔离的，我们就像被放逐在孤岛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怪物”。吉尔斯认为这种感觉源于男性对单身独居女性的不理解，无论她们不婚的选择是有意还是无意。她记得自己曾给一位搭档过的电台主持人造成了困惑，她说这位白人男性喜剧演员不知道如何看待她，“他无法将我归类，”她说：“我既不是罗珊妮式的家庭主妇，也不是他经常取笑的那种老是遇人不淑的女人。那时候，我没有和任何人约会，我也不是同性恋，他也不会说因为我是黑人的关系，但是他不知道该怎样对待我，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快快乐乐的普通人。为什么我找不到男朋友？为什么我没有不开心？为什么我不是那种厌恶男人的人？他的脑子里始终挂着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2011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中产阶级未婚女性面对的压力做了调查，发现这些女性在家庭和社区中都强烈地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异样眼光（尤其是在婚礼之类的场合，在抛捧花的时候更加明显），在有些场合，人们预设所有成年女性都是妻子或母亲，单身女性就会有一种自己是“隐形的”、不重要的感觉。这项研究从而得名“我未婚，我失败，大家都来看着我吧”。
还有人一直担心，没有婚姻的人是否会缺少存在感，尤其对于长久以来都因为与他人关系良好而受人重视赞美的女性来说。《当哈利遇到莎莉》中，哈利对莎莉说了这样一句台词，像她这样的年轻女性只身前往纽约，有可能“死了两个星期都不会有人注意到，直到臭味飘进楼道”。台词很逗，但同样令人心惊，尤其是让我们这些偶尔感到担心的人更加害怕——不缔结传统的婚姻，我们会不会就像脱锚的船只，不光游离于核心家庭之外，更与世界脱节。
3、孤独
当然，单身的人是孤独的，然而我们所有的人都曾孤独过，我们有过孤独的片刻，有过孤独的日子，有过孤独、没有穷尽的寒冷季节。对于一些女性来说，她们孤独是因为凡事都得依靠自己，或者说，凡事都得依靠自己，加重了她们的孤独。
但是，孤独与一个人是否有伴侣并无直接的关系。记者朱迪斯·舒拉维茨指出，近年来的研究显示，长期孤独是生物学层面和细胞层面发生的一种身体状况。这种状况至少有一部分是遗传性的，还有一部分与我们还是新生儿和儿童时期的经历有关，也就是在我们想要寻找伴侣、怯于寻找伴侣之前早已存在的。舒拉维茨说，当代的心理学家“确定孤独是一种内在的主观感受，而不是外在的客观状态”。总而言之，舒拉维茨认为，孤独“是一种亲密感的缺失”。而亲密感的缺失不一定能够通过婚姻得到缓解。
在4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孤独，而这些人并非都是单身。有过失败的恋爱经历或性关系的人都知道，亲密感不会在你做爱的时候出现并停留，它也不一定会假以时日慢慢地、不知不觉地产生。相反，恋人之间的亲密感往往会随着时间渐渐消退。当你躺在理应是你最亲近的人身边，却只感觉不被理解、不被重视、没有心意相通时，那反而是你最孤独的时候。
那些自我安慰以为结了婚就可以避免将来孤独老去的人，往往不会考虑可能离婚、被抛弃，或早年丧偶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一般不会想到，即使是在两人彼此深爱、永远相爱的最好情形下，当论及生命的终点时，我们都是在下一个令人心碎的赌注。因为生命不会碰巧在同一时间到期，即使婚姻再幸福，我们也还是有一半的概率死在伴侣之后。而统计又显示女性比男性更长寿，且女性更倾向于找比自己年长的伴侣，概率因此就更大了。在美国，寡居女性的平均年龄是59岁，而2009年的数据显示，70岁以上的女性中，超过一半的人寡居，是丧妻男性比例的两倍多，这意味着，婚姻再幸福的女人也要经历丧亲的痛苦，接着还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自己的死亡。
是的，也许我们还有孩子，不管我们是单身还是已婚，子女的确也会给我们安慰、联系和关怀。但是，任何一个在养老院或痴呆症中心打发时光的人都会告诉你，在你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经济或情感上指望子女是不可靠的。这在美国尤其如此，因为在这个国家，阶级不平等日益扩大，社会又没有结构性的支持和福利提供给那些忙于生活、却要请假照顾年迈的父母或祖父母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伴侣和孩子。
2013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故事，作者是一名丧偶不久的女性，她在故事中讲述了自己的孤独。她有子女，但是据她说，他们不能理解她的悲痛。她没有朋友，深受孤独的折磨，以至于有一天在开车的时候，就突然瘫痪不能动了。这个女人结了婚也养了孩子，但是在她垂垂老矣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还是孤零零一个人，因为伴侣的离去而变成了废人。
4、野蛮的制度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解决孤独问题的方法一定不是重新提倡人人都去追求婚姻。在这个婚庆业极其发达，而女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放弃婚姻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明白婚姻虽然可以缓解孤独，但却不是解决切身问题的可靠办法。
的确，当我们和我们的朋友陷入爱河、有人陪伴和支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庆祝，会激动，会充满感激，但因此就认为所有的婚姻都是幸福的婚姻，掉进迪士尼和莎士比亚设下的陷阱，相信婚礼是故事的完美结局，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必须记得，之所以今天有这么多的女性选择不结婚，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千百年来，婚姻基本上都是强制性的，很多已婚女性过得十分悲惨。
20世纪初，爱玛·戈德曼写过婚姻如何强迫女性交出“她的名字，隐私，自尊，以及她全部的生活，‘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戈德曼指出，社会对婚姻的期望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女性的不幸。“几乎从婴儿时期开始，”她写道，“大多数女孩都会被告知婚姻就是她一生的最终目标……就像无声的动物被养肥是为了被屠宰一样，她生下来就是为结婚而准备的。”
英国护士的先驱、统计学家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疑惑“女性有激情，有智慧，也有道德……为什么社会没有给她们可以施展这些长处的空间？”南丁格尔多次拒绝求婚，发誓要不惜任何代价躲避结婚，她认为婚姻“教会我们什么叫‘没有永远’……这个无情的词语，让我们真实面对生命的终结和死亡的冷酷。”
19世纪作家乔治·桑（本名阿芒迪娜·露西尔·杜宾）写过这样的话，“生命中只有一种幸福，那就是爱和被爱”，她与作曲家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婚姻也成为了美谈，但是她却把婚姻称作是“野蛮的制度”，并在20多岁的时候带着两个孩子退出了婚姻。苏珊·安东尼还在上寄宿学校的时候，得知幼时的一位朋友刚嫁了一个有六个孩子的中年鳏夫，便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换了任何女人都宁可做个老姑娘到死”。
甚至有些男性也意识到了婚姻制度对女性的不利。一位持上帝—神论立场（Unitarian）的牧师、“女性的天地和职责”系列演讲的讲者乔治·博纳普写道，“婚姻是女性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危机……如果她知道未来将是怎样的生活，她或许会害怕退缩”。他接着又更加悲观地说：“婚礼的欢声笑语中隐隐透着悲伤，当那个光彩照人的美丽人儿走来，在所有的目光向她聚集、所有的心为她跳动的时候，我几乎能想象到，她白色的婚纱变成了素服，脸上的红晕化作了泪水”。
19世纪的一些不愿意或未能结婚的女性，和过去几百年来的其他女性一样，转向教会寻求安慰。1810年到1860年间，主张禁欲独身的震颤派（Shaker）团体成员数量逐渐增多，参与者大部分为女性。早在19世纪初就允许女性从事神职工作和组织废奴运动的贵格会（Quaker），更吸引了大批的单身女性加入。24到19世纪中期，在费城，有40%的贵格会女性从未结婚。
1904年，《独立报》（Independent）刊出一篇署名“单身女学士”写的《我为什么不结婚》，称是为了试图“说明为何如今会有如此多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宣称不愿意走进婚姻”。文章的作者，据编辑说是一位“漂亮能干”的年轻大学教师，她在文中说，她之所以不愿意结婚，是因为“在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婚姻摆在我和那个男人面前的巨大鸿沟，让我惊骇了。那个时刻，不管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还是我们对于未来的理想，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在她看来，婚姻于男性而言意味着“获得了家庭生活，对他的工作事业是一种帮助，而非障碍”，但对她来说，“如果我结婚有了家庭，摆在我面前的选择就是放弃所有宝贵的梦想”。
“单身女学士”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位教授辞去教职、结婚并生了三个孩子，她由此诘问，为什么要把一个有学问的女性“关在育婴室里，让她的精神活动被无穷无尽的家务负担和身体劳累束缚，而她那位杰出又有魅力的丈夫却在文学圈和社交圈中广受追捧”？文章语气中流露出一种张狂的、对男人几近冒犯的自信，认为未婚女性的生活不仅是正常的，更是优越的。
现代读者经常会耳闻一些批评者的回应，说什么这是一种自私啦，说什么要求太高终要付出代价啦之类。在1907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关于为什么美国会遭遇婚姻危机的文章中，记者安娜·罗杰斯提前一百年就预见，将女性的挑剔归于病态会使罗莉·戈特利布和特蕾西·麦克米伦的作品大受欢迎。罗杰斯嘲笑一些女性认定男人“必须有神一样的体格……必须有财富，有智慧，有文化，有地位，还要脾气好，跪伏在她的身边，无限地爱慕着她”。罗杰斯在新女性不愿意结婚的现象中看到了“当今个人主义的泛滥，对‘自我’这尊金牛犊的崇拜”。
尽管今天的婚姻和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相比，在形式和感觉上都有了巨大的改善，但要说婚姻是治愈不快乐的良药，是毫无根据的。
心理学家泰·田代在其2014年出版的著作中说，只有十分之三的已婚者拥有幸福健康的婚姻，而不幸福的伴侣关系会使患病的几率提高35%。另一位研究人员约翰·戈德曼发现，婚姻不幸福会使寿命缩短四年。对于婚姻制度的其他怀疑也渗透到了大众文化和公共媒体中：耶洗别网（Jezebel）有一个关于婚礼和婚姻的版块，叫“可怕的你我”（I Thee Dread）。评论家艾力芙·巴图曼在2014年也指出，畅销书和同名的卖座电影《消失的爱人》（Gone Girl）之所以引起大众兴趣，是因为大家普遍认同婚姻是一场绑架，“妻子就是那些消失了的人”。《消失的爱人》传达出一个令人沮丧的寓意，巴图曼这样写道，“那就是在女人一旦到了结婚和生育的年龄，这个真相便会显现：她们精心打造和修护的自我身份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要为丈夫和子女牺牲这所有的一切”。
简而言之，虽然单身生活有着各式各样的弊端，但是婚姻的缺点也同样不一而足。获得牢固的婚姻，找到一个于自己有益的伴侣，谈何容易。我们中的许多人依然遭遇着落入不幸婚姻的可怕命运，可是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文章充满焦虑地讨论那些不幸的妻子，尽管这一人群基数众多。有人做过研究，比较已婚女人性生活获得幸福或事业获得满足的概率，和被恐怖分子杀害的概率哪个更大，却几乎没有人来过问我们。
我们仍旧乐于将婚姻看成是女性故事的（幸福）结局，乐于看到她们追求幸福的决心。我们不会去问一个女性结婚后的命运如何，也不会认为她们婚姻中可能会遭遇的危机（有时只是担心、不满或孤独）是婚姻特有的问题，却总是轻易地认为如果单身女性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一定是因为她们没有结婚。
这是非常糟糕的。如凯伦·德宾于1976年在《乡村之声》上发表的文章“做一个独身女人”里所说，“比失去男人更可怕的，是失去你自己。”
书摘部分节选自《单身女性的时代：我的孤单，我的自我》一书，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拟定，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美]丽贝卡·特雷斯特 著 贺梦菲 薛轲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2018-5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