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雪岩
如果所有人都在沉睡，那会有谁去唱歌？
——维克多·崔
对于摇滚迷们来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个瑰丽缤纷的时期。那时的青年人们用摇滚乐表达着对探索未知的向往、冲破束缚的抗争和引领变革的渴望。
英伦摇滚先驱大卫·鲍伊一首Heroes成为了冷战阴霾下的柏林赞歌（来自鲍伊去世后柏林市长穆勒的悼词）；地下天鹅绒主唱卢·里德的Perfect Day用迷幻慵懒的曲调道出了青年人的迷惘与忧伤；朋克教父伊基·波普一首The Passenger唱尽了永远在路上的流浪者心声。
那个年代，在前苏联，一位韩国与乌克兰混血青年几乎用摇滚乐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他便是被誉为“前苏联摇滚之父”的Kino乐队主唱维克多·崔。维克多于1962年6月21日出生于哈萨克斯坦，1990年8月15日陨落于一场意外的车祸。
28年后的今天，俄罗斯最繁华的阿尔巴特大街上维克多·崔的纪念墙前依旧摆满了鲜花。每一年，成千上万从世界各地风尘而来的朝圣者们都会用朗诵诗歌，重唱歌曲等方式向这位“前苏联最后的英雄”致敬。
今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提名的俄罗斯电影《盛夏》(Leto)，便聚焦于这位摇滚英雄成名之前的一个夏天，截取了他28年生命中的一小块时光切片，在精心打磨中完成了对那个时代的真诚缅怀与致敬。
本片最可圈可点的，是视听形式上不落俗套天马行空的通透澄澈。影片的摄影和原声都用尽心思，致敬彩蛋更是随处可见。尤其是房间内部的群像和复杂调度，不断打破常规点燃全场；而最令人心醉的是贯穿影片的音乐丰富得就像盛夏的海水一样，经久不息，绵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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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盛夏的黄昏，列宁格勒（1991年又恢复原名为“圣彼得堡”），波罗的海的海边沙滩上，一个戴着墨镜的青年在轻快吉他声的伴奏下，吟唱着盛夏的旋律，一群激情洋溢，在那个时代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青年男女唱着Leto（《盛夏》），在熊熊燃烧的篝火间欢笑着，奔跑着，手舞足蹈地纵情歌唱，就着酒精挥洒青春。
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中用音乐彰显着青春的魅力，宣示着个体的存在，期待着变革的到来，仿佛是在禁锢的现实中寻求超然、灵动、自由的世界，又仿佛纵身一跃就能驰骋入无垠的盛夏大海。
对于他们来讲，音乐、友谊、爱是生命的基调，欢聚、起舞、酒是生活的全部；他们可以在沙滩上裸奔，也可以在在火车上尽情歌唱；他们能够奋力呐喊也懂得细腻温情；他们直面世人的偏见，也丝毫不停止恣意飞扬的想象。他们是最自由的反叛者。
一曲落罢，初出茅庐略带青涩的维克多·崔走上前去，与自己的偶像，Zoopark乐队主唱麦克·诺门科握手问好。两人一见如故，把酒言欢。在短暂的相处和激情的碰撞后，维克多的横溢才华和人格魅力赢得了麦克的赏识，麦克开始倾其所有慷慨相助，不遗余力地支持维克多，甘愿站在狂欢的背面，直至成就了一位天才。
《盛夏》的故事就此展开。影片以维克多、麦克以及麦克的妻子娜塔莎为主角，合着鼓点和琴弦，一段美好纯粹的夏日时光在那看似散漫却神韵俱在的平铺直叙里不紧不慢地徐徐展开。盛夏的灿烂阳光照耀在他们脸上，在写意的黑白画面映衬下显得更加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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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一个采访中，记者询问维克多奉行的人生理念。他说：“我的行为没有什么立场或者目的，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我行我素地去做，只要我觉得自己需要去这么做。”
同样地，本片也并未刻意宣扬特定的立场或是通过复杂的政治环境来渲染主人公们的摇滚浪漫情怀，甚至将发泄的洪荒之力都存放在了简笔动画效果般的想象中。
而且在许多场合与时候，他们是列宁格勒礼堂里，面对被管控的观众规矩歌唱的艺术家。影片只是以最简单质朴而干净最纯粹的方式描摹他们生命中一个美好而短暂的夏天。
这是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夏天，此时的苏联正处于政治重压之下。然而相比于聚焦政治，曾拍出过现实批判题材影片《背叛》和《门徒》的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这一次却冷静、克制而真诚地选择了让影片回归于音乐本身，将诗意写满整部影片。
在片中，大卫·鲍伊、卢·里德、伊基·波普、性手枪乐队等传奇摇滚音乐先驱不仅仅多次出现在了主角们的谈话中和家里的唱片机上，成为了标记历史的时代符号，更与维克多·崔年轻的生命脉络相结合，被赋予了灵魂和温度。有人说，《盛夏》就是导演写给他们这一代人的摇滚情书。
穿插在黑白叙事中的，是四段以动画形式展现的天马行空的超现实片段。MV与剧情片跨时空的奇妙混搭酣畅淋漓，溢出屏幕的真挚、抗争与青春激情让摇滚迷们如痴如醉：
美国新浪潮乐团Talking Heads（传声头像）的Psycho Killer响起，覆盖在真人影像上的白色简笔画随着狂躁的吉他声勾勒着摇滚青年们的想象世界，在剑拔弩张的车厢内释放着青春的激情；
维克多和娜塔莎的思绪随着朋克教父Iggy Pop（伊基·波普）The Passenger的旋律在宇宙间驰骋，为拥挤的公车带来了一抹年轻的生命律动；
滂沱大雨的深夜，痴情的陌生女人演唱着Lou Reed（卢·里德）的Perfect Day，为麦克受伤的心带去了温度；
大卫·鲍伊All The Young Dudes的音乐响起，主角们的影像穿梭在经典摇滚唱片封面中，从英伦摇滚早期的披头士，到迷幻的平克弗洛伊德，到复古朋克乐队Blondie……
他们的音容笑貌在炫酷鼓点的伴奏下富有节奏感地定格在镜头中。影片在此处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令观众与主角一同实现了时空的穿越，忘却了身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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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似曾相识的画面与情景，让笔者眼前交替浮现出自己曾经观看摇滚演出的经历：年近八十的滚石乐队成员们在伦敦碗体育场爆发着惊人的能量和活力，十万多歌迷齐声高歌，响彻夜空；
Coldplay演唱会上，漫天繁星在曼谷的空中飘荡，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年龄，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此纵情合唱，如痴如醉，恍如梦境；
芬兰传奇哥特摇滚乐队H.I.M的告别演出上，歌迷们饱含热泪，高举双手一起摇摆，一边齐声高唱，一边把所有人写的寄语传到了最前排高高举起，感动了乐队的所有成员；
七十多岁的朋克教母Patti Smith时而用铁肺呐喊，时而深情地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沙哑又富有磁性的嗓音引领歌迷们穿越了摇滚乐40年的时光隧道；
英伦乐队The Libertines（浪子乐队）的吉他前奏响起就几乎将整个舞台点燃，台下近千名歌迷疯狂舞动……
这些专属于摇滚的记忆，将会在以后的很多年内都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而《盛夏》也用极具感染力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便是摇滚，平凡质朴，却充满了生活的抗争、生命的思考和灵魂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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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作为一部根据真实人物经历创作的影片，《盛夏》对于紧张政治局势的暗示和批判依旧贯穿在主人公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这体现在Kino鼓手应征入伍时其母亲喊出的一声“阿富汗”，也体现在歌词审查过程中几乎使空气凝固的尴尬甚至窒息的氛围。即使没有正面冲突的直接展现，通过只言片语间的巧妙暗示，观众依然能够感受到紧迫时局下表达自我，追求摇滚精神的艰难。
当艺术表达的自由遭遇政治高压的阻碍，维克多们所做的便是捍卫自己表达的权力。他在最广为流传的歌曲《血液型》中唱道：
“多么温暖的房间啊，但我却不得不上路了，我的军靴上有星光点点。多么舒适的沙发啊，不要把我叫醒好吗，以后阳光灿烂的日子只在美梦中。而我的血型却写在我的袖章上，我的编号写在我的袖口里。但愿我能平安归来，为冲向战场的我祈祷吧，为我祈祷吧。不要让我留在原野上，不要让我躺在原野上。祈祷我的胜利，为我的胜利祈祷吧。” 戈尔巴乔夫曾对他说：“人民的胜利需要你。”
1990年6月24日，莫斯科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圣火为Kino乐队燃起，十多万歌迷齐声高唱。那场演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改变》：
“我们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一曲落罢，维克多说：“不久后的夏天，新专辑就会到来，到时候再见！”
然而，这一声“再见”却成为了永别。新专辑没能到来，维克多终究还是未能等来改变和胜利。
1990年8月15日，一场迷雾重重的车祸带走了维克多年仅28岁的生命。维克多的死在苏联引起轰动。葬礼当天，医院被淹没在了人山人海和玫瑰花海中，导致葬礼不得不延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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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片尾曲是维克多·崔的《夏天将要终结》，这与开头麦克的《盛夏》巧妙呼应。而维克多的生命，也如那个盛夏一样，在绚烂绽放后转瞬即逝。他被誉为“苏联改革中的闪亮明星”和“改变苏联历史的13人之一”。
直到如今，依旧会有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朝圣者们在莫斯科大学旁的维克多·崔雕像和纪念墙旁献上花束。每年的8月15日，俄罗斯音乐家们都会以举办纪念演出的方式向这位传奇摇滚英雄致敬。
《盛夏》的结尾，初出茅庐的维克多终于登台，成为了聚光灯的中心。柔和的吉他声响起，他深沉地低吟浅唱着那首《树》：
“我知道我的树，不会生长超过一周。我知道我的树，注定要在城市里灭亡。但是我用全部时间陪着它，我受够了其他的一切。这看上去就是我的世界。我种了一棵树，我种了一棵树……”
台下是温柔注视着他的麦克和娜塔莎，和一群充满热血，用渴求而炽热的眼神仰望舞台中央的青年。音乐声渐弱，一行数字浮现在眼前：1962——1990。
维克多·崔曾说：“如果所有人都在沉睡，那会有谁去唱歌？”于是，他在自己短短28年的生命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后来它逐渐发芽，壮大，影响了数以万计的后来者与路人。其实，摇滚乐诞生之初也正像是这样的一颗种子，在无数摇滚英雄们的灌溉下，它终于成长为一棵在世界音乐史上屹立不倒的参天大树。
今年年初，SpaceX用火箭将一款特斯拉跑车送入地球至火星的椭圆形轨道。车里循环播放着已故摇滚传奇大卫·鲍伊的Space Oddity，车上坐着一位名叫Starman（同样取自鲍伊的歌名）的模拟宇航员。
瞧，摇滚乐已经飞向太空，响彻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