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瑜沄
编辑|张慧
随着指挥员发出“点火”命令，尾部喷出橘红色火焰的火箭，在隆隆声中离开了发射架，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向太空飞去。1970年4月24日，在甘肃酒泉发射中心，中国第一颗卫星在此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
40多年后，除了国家级卫星外，这里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民营商业卫星的发射。
2016年11月10日7点，杨峰正紧张地坐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指挥大厅里。他是天仪研究院的创始人。此时基地准备发射的长征十一号遥二固体运载火箭上，搭载着微小型科学实验卫星“潇湘一号”，这正是天仪研究院的产品。
当天7点42分，随着长征十一号遥二固体运载火箭搭载着卫星成功发射，天仪研究院成立一年多来完成了首次发射任务，也让“国家队”搭载商业卫星迈出了第一步。
一个国家航天工业的强弱，是衡量国家经济、科技水平和国防实力的标志之一。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构建了发射场、运载火箭发射、卫星应用、空间站等航天基础设施。冷战结束后，航天逐渐从军事应用向服务经济建设转变，但大多项目均由政府主导。
进入2000年，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航天产业形成冲击，在与地面移动通信技术的竞争中，卫星失去了成本优势。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各国政府的航天预算大幅削减，航天产业发展进入瓶颈。
但近年来，商业航天这股“新生力量”，正携带市场基因，用全新思维引入技术创新，再次掀开了航天产业发展的帷幕。
有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共发射443颗卫星，其中有267颗是商业卫星，占比超六成；91次发射中，有26次为商业公司进行。
在马斯克的SpaceX和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公司（Blue Origin）引发全球商业航天创业热潮后，中国创业者也开始涉水。
中国商业航天元年
四年前，美国商业航天已如火如荼进行，但在中国仍为一片空白：没有提供火箭发射服务的类似“SpaceX”、“Blue Origin”，也没有卫星端的“Planet”。
那时，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杨峰已经开始创业，成立一家技术公司。他此前从未真正接触航天产业，直到公司接到一个与航天相关的软件开发项目。
在与航天机构的合作中，他发现了商业航天这块“蛋糕”。
“这种模式既然在美国可行，在中国肯定也会有机会”，发现商业航天的机会后，杨峰立即有了创立中国首批商业航天公司的想法。就这样，天仪研究的初创团队在2015年诞生了。
2015年，可以被称为中国商业航天元年。当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印发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的通知》，中国开始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卫星研制和系统建设。
也就是在那年前后，包括天仪研究院、北京九天微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九天微星）、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下称长光卫星）、蓝箭航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蓝箭航天）等一批民营商业航天企业先后成立。
同样在2015年，在辞去航天系统的工作后，谢涛和伙伴们创立九天微星。按照他们的计划，九天微星将成为全球低轨小卫星星座运营商，把近百颗卫星陆续送入太空组成一个太空网络，建立中国首个商业低轨物联网卫星星座。这好比将地面基站搬上天，实现贵重自产全球监控及数据的回传。
中国商业航天的创业者们主要聚焦两个方向，一是商业火箭的研制、发射服务；另一个是微小卫星（重量500公斤以下的卫星）的研制、设计、组网及应用。
目前看 ，中国商业卫星发展地更为迅速，天仪研究院、九天微星等企业均已实现商业卫星的发射和在轨运营。
2016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提出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航天活动，大力发展商业航天。这对商业航天的发展更促一步。
今年2月，SpaceX用“猎鹰9号”火箭发射了马斯克全球无线网络覆盖计划的两颗验证星。在此前一个月，中国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将九天微星的一颗物联网验证星送上太空。
除了商业低轨物联网卫星星座外，九天微星还涉及教育领域。今年2月2日，由九天微星整体研制、检测的中国首颗教育共享卫星“少年星一号” 微小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为中小学生提供测控真实卫星的体验。
除天仪研究院、九天微星之外，成立于2014年12月的中国首家商业遥感卫星公司长光卫星，进展更为迅速。
2015年10月，长光卫星已将其自主研发的“吉林一号”组星成功发射，并开始进行商用。
不过略显尴尬的是，这家商业航天公司因其混合所有制的性质，“谈论国有公司或者民营公司时，都很少被提及。”长光卫星总经理助理安源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长光卫星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吉林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基金管理中心等五个股东单位和32名自然人组建而成。其自主研发的“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目前在轨卫星数量为十颗，为农业、环境监测、土地规划等领域提供遥感信息服务。
“长光从体制内出来，保留了长光科学院的血统，成为中国第一个完成自主研制的商业遥感卫星发射公司，不借助体制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安源表示，但长光卫星在商业发射许可、无线电执照的办理、购买商业火箭等环节都进行了纯商业化运作，这相当于为民营航天企业的发展趟了前路。
寻求定位
按照研制的使用目的，人造卫星大致可分为科学卫星、通信卫星、遥感卫星等。天仪研究院、九天微星、长光卫星这三家卫星公司，开始攻打各自阵地。
杨峰把天仪研究院定位在“空间科学与技术验证”这个非常细分的领域，锁定等高校等研究机构客户。
“商业航天领域其实巨头林立，如果有人跳出去想和国家队竞争，是成功率极低的事情。”所以，杨峰的选择是，“不和国家队竞争，做国家队不愿意做的事情，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杨峰在市场调研中发现，去年全球发射的卫星中，有17%用于科研，该领域有明确需求且有付费能力。
“但这个市场规模小，‘国家队’看不上，其他民营企业也没有涉足。”杨峰说，但他的天仪研究院能做，且能把成本降低、响应速度加快。
杨峰认为，商业航天不等于民营航天，因为“国家队”也可以做商业航天，民营企业也能做传统航天，区分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立项。
“只要立项，就意味着需要报项目、审批、付款再干活，”杨峰表示，商业航天则是以市场为导向，自己定义需求、做产品、提供产品或服务，销售以获得费用。
在传统航天体系内，无论是论证、立项，还是研发、测试、发射各个环节，都需耗费较长时间，这是商业和科研都无法承受的成本。
“快”，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杨峰向客户保证，从签合同到发射最迟一年，最快六个月能够完成，同时将成本成倍降低。
出于成本考虑，天仪研究院曾在办公楼一楼铺上尼龙网床，垫上棉被，直接从二楼往下抛投卫星模型和分离器，进行“抛星测试”。如在传统航天机构，做一次类似的无重力抛物线测试的成本高达几十万元。
天仪研究院的业务包括小卫星的设计、研发、制造、发射等多个环节。在成立不到两年内，天仪研究院完成了三次太空任务，将“全图通一号”、“湘江新区号”和中国首颗微重力化工实验卫星“陈家镛”号成功送入既定轨道。
今年10月29日，长征二号丙型运载火箭将把天仪研究院自主研制的四颗微小卫星送入太空，届时，这家民营初创企业入轨的卫星数量达到了八颗。
这将是天仪研究院时隔九个月后再次发射卫星。其中，三颗小卫星为科学试验卫星，搭载天格计划首发验证、新遥感技术验证、激光通信新技术验证等科学实验；另外一颗为天仪研究院自主研制的全新平台——“0805平台”首发验证卫星。
与天仪研究院一样，长光卫星也是一家涵盖卫星研发、制造、应用和运营的企业，不同的是，它选择进入遥感卫星领域，通过出售遥感数据给个人和机构用户获取利润。
据安源介绍，在2015年之前，政府对遥感数据的需求80%依靠进口满足。目前，国内市场能满足部分基本需求，但要想满足更多用户，数据和卫星的数量都尚且不够。
“从研发、制造到运营、应用的全产业链在国内已经形成，但技术和体制使卫星制造商、运营商和用户之间产生了壁垒，”安源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为国家机构服务的卫星有全年运行计划，并不会响应个人需求；若用户想看分辨率更高的遥感图，这需要卫星制造商有更好的硬件设计，这个环节又是目前卫星运营商力所不能及的。” 安源举例道。
安源认为，长光作为商业航天公司，需要以市场为基础，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将卫星数据做成产品，让遥感卫星更好用。
据他介绍，通过公司以载荷为核心的星载一体化整星自主技术，从遥感图片使用的角度，卫星的制造成本将降低三分之一。
与以上两家公司不同，九天微星主要掌握卫星总体设计、核心载荷、通信系统及终端设备的研发，卫星零部件、发射、测控等环节均交给供应商做。
在初创期，九天微星选择抓住太空教育这一市场。
“教育是我们最早实现现金流的应用领域，我们希望用卫星去连接太空、未知、探索和学生。”谢涛说。
但谢涛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计划建设中国首个商用低轨物联网星座，与三一重工、中集集团、中信集团合作，在全球部署72颗卫星，实现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物流、重型装备的联网。
在谢涛看来，随着人们进入5G时代，应用主要集中在宽带增强、窄带物联和为自动驾驶服务三个方面。
宽带增强主要为解决信息鸿沟，在非常落后的小山村里建设地面基站，成本高昂，由此可选择通过卫星覆盖这些偏远贫穷地区。九天微星的窄带物联则能覆盖海上运输集装箱、工程机械、石油管道、无人机、野生动物监测等领域。
“我们从客户需求倒推，发现其所在行业的痛点、付费能力，决定用什么终端和系统实现服务，再进行定价，最后倒推至需要建设怎样的星座以及多少投资金额。”谢涛说。
比如三一重工制造的工程机械需要定位，但地面通信网络只能解决70%的通信问题，若在信号不好的地方，数据的传输就需要通过卫星。“我们就是物联网里面云、管、端的管道环节。”谢涛说。
对于星座建设需要的巨大投资，谢涛表示，除了股权融资之外，还将通过“一带一路共建共享”、融资租赁等方式支持星座建设。
活得久最重要
商业航天，意味着把对太空的探索和利用当作一门生意，用市场化的机制去运营。
在这种设定下，商业航天企业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在市场上存活的问题。
“中国原本并没有商业航天市场，此前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去做。在这种情况下，活得久比活得好重要。”杨峰说。
谢涛认为，商业航天除了商业在前，必须要有航天技术支撑并跨界，SpaceX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了创新，才有了自己的价值。
“中国商业航天在技术上具备了条件，但商业化正处于起步阶段”，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教授、副院长金仲和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商业航天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关键在于如何在市场竞争中找到更加明晰的商业模式。
在金仲和看来，只有把制造、发射、运营、产生数据、售出数据、用户接收数据这整个产业闭环打通后，才能清楚应该在制造环节还是发射环节上降低成本，从而根本杜绝成本失控。
“成本下降了，企业产品才会更加具备市场竞争力。”金仲和说。
在杨峰看来，中国商业航天刚刚开始发展，正处于探索阶段，参与者的认知有很大区别，选择领域也不尽相同，目前并不能确定谁家的做法就是对的。
但资本市场早已涌动。美国2018年《初创航天-商业航天领域投资更新》报告指出，2000-2017年，初创航天企业累计获得184亿美元的投资，其中近六年所获投资总额约为106亿美元，约为这18年来所获投资总额四分之三。
天仪研究院和九天微星这两大中国商业航天的“卫星双雄”，也分别获得了融资。其中， 天仪研究院在今年7月完成B轮1.5亿元的融资；九天微星也在今年2月获得A轮亿元融资。
杨峰坦承，在现阶段，民营商业航天力量能发挥的能力还很小。
“我们现在的作用是做一只鲶鱼，能让‘国家队’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他说，“还没想过‘跳龙门’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