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一向以设计创新著称的日本，也曾有过因抄袭、山寨而在国际上抬不起头的“黑历史”吗？上世纪50年代，刚刚经历了战争重创的日本急于摆脱普遍贫困、物资匮乏的窘境，因此大举发展出口贸易，而这种只求速度、不问质量的出口型经济，导致了山寨货和冒牌货的横行。当时的日本人压根没有知识产权的观念，他们把设计当做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认为把拿来的设计分毫不差地再现出来就已经足够，而当他们从欧美国家抄来的设计生产出来、再出口到欧美国家时，就引发了许多贸易摩擦，也影响了日本的国际声誉。
抄袭风波只是日本战后设计发展中的一段小插曲，后来，日本通产省出台了防止抄袭的强制性政策，同时设立了“优良设计奖”（Good Design Award），选拔并推广优秀的原创设计。第一届“优良设计奖”在1958年颁出，至今已走过了60个年头。
而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日本人想要“复制”的不仅是美国的设计，还有这些设计所体现的美式生活愿景。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盟军司令部正式接管日本，随之而来的就是几万名盟军（以美军为主）及其家属的安置问题。遍布日本全境的家属房（Dependent Housing）——包括住宅内外的全套配套设施——就成了战后日本承接的第一个大工程。正是通过这些家属房，日本人的设计师、制造商和普通民众第一次了解到了美国人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它立刻成为了令无数日本人憧憬的理想生活样本。
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复苏，这一憧憬很快照进了现实。郊区两室一厅的房子、一应俱全的家用电器、开着私家车去超市卖场采购的主妇日常，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就这样高歌猛进地宣布“告别了战后时代”。然而随着工薪阶层成为社会的主流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这样一种标准化、同质化的生活又很快抹杀了个体差异，也禁锢了设计的创造力。
设计是如何引领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是《日本设计60年》一书想要探讨的问题。随着日本近几年跃升为国人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消费目的地之一，介绍日本设计的书也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的图书市场，这些书质量良莠不齐，部分带有明显的消费导向，将设计孤立于一件件具体的商品之中，从而切断了其社会文化面向。而在《日本设计60年》的序言中，作者（也是日本著名的设计大师）内田繁就指出，“设计，不应该成为某种商业工具，它应该是将古老再现于当下，以有形去表现无形之未来的一项工作。”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内田繁也贯彻着这样的设计理念，他格外强调某一个或某一些具体的设计诞生的社会历史语境，试图分析这些设计是如何回应着当时的时代需要，亦或是如何凭借着一种惊人的创造力超越了时代，创造了新的需要——因此，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战后日本的设计史，同时也是一部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
[日]内田繁 著 张钰 译
中信出版集团/楚尘文化 2018年9月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梳理了书中关于战后日本生活“美国化”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本文最后一部分主要参考了黄秋源发表于《澎湃·市政厅》的《城市案例 | 日本团地的得与失（上）》一文。
美军家属房：“空降”日本的美式生活样本
昭和20年（1945年）10月，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两个月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命令日本政府为占领军建造家属房，这些家属房以东京和横滨为中心，遍布从北海道到九州的日本全境，共有22处、2万栋住宅。其中配套的桌椅、灯具等家具共30种、95万件，以及厨房用具、餐具、清洁用具，床品、窗帘、地毯等布艺，以及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燃气灶等家用电器。
家属房不光有住宅，还有配套的公共设施，如学校、幼儿园、诊所、礼拜堂、超市、餐厅、酒吧，甚至还有保龄球馆和剧院。除此之外，市政基础设施也不可或缺，包括道路、上下水、绿化、加油站、汽车修理厂等等，几乎相当于从头开始规划、建造一座小型城市。
相对于住宅和周边的配套设施，最令日本人头疼的，是家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人的起居习惯原本就与西方人甚至是亚洲大陆上的民族十分不同。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一直是一个“席地而坐”的文明，甚至直到今天，许多日本家庭依然习惯脱鞋入室，直接坐在地板或者垫子上。
在明治时期，日本大举西化，政府机构、学校、军队、公司等公共场所逐渐改为“穿鞋入室”，但普通家庭的生活却很难被改变。例如，这一时期，日本修建了许多“洋馆”（即西式建筑，其中的代表性建筑就是三菱财阀别墅），但通常在这些“洋馆”背后，还同时配有一座“和馆”（即传统的日式建筑），主要承担生活起居的功能。也就是说，白天人们执行公务时是穿鞋入室，而回到家则仍旧是脱鞋进屋、席地而坐。
因此，面对全套的美式家具，日本的设计师不仅没设计过，有的甚至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比如立式烟灰缸、婴幼儿游戏架、打牌用折叠椅等等，对于当时的普通日本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稀罕物件。加之预留给家居设计部门的时间本来就很紧张，从3月拿到订单，到5月中旬提交图纸，只有两个半月的时间；在这期间，要绘制出30种家具的工程图纸，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用具部门的日子也并不比家具部门好过，芝士刮、奶油打泡器、冰激凌勺等五花八门的厨房用具让他们叫苦不迭。
对于当时日本的设计界来说，家属房及其配套家具、生活用品的设计，意味着日本人第一次通过设计了解到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从这个项目中学到的技术、积累的经验，为日后日本制造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正是这些设计，使得普通日本民众第一次见识到了所谓的“美式生活”，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里，“像美国人一样生活”一直是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追求的目标。昭和22年（1947年），日本举办了“美国生活文化展”，次年又举办了“向美国学习生活造型展”和“现代美国工艺展”，标志着日本进入了一个“一边倒地推崇美国文化”的时代。
告别战后：制造业的崛起与抄袭危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结束战争的日本再一次被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只不过这一次，它几乎成为了战争最大的受益者，所谓的“神武景气”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不得不改变对日本的占领策略，从抑制转变为扶植，助力日本成为“有经济实力的独立国家”。美国为日本战后的经济重建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经济重建的首要目标是发展工业、实现现代化——同时，美国还设置了美元对日元的单一汇率（1美元兑360日元） ，促进日本的对外贸易，并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除此之外，朝鲜战争带来的军备特需也刺激了日本的经济，仅仅依靠向前线供应钢铁和纺织品，日本就几乎完成了经济复苏，特许经济占到了日本出口总额的60%，大部分的制造业都借着这一东风获得重生。
随着制造业的崛起，对于设计的重视也开始被提上日程。1951年被誉为“日本工业设计元年”，这一年，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赴美考察，这次考察让他深深体会到了设计的重要性，他曾公开宣称，“未来是一个设计的时代。”松下也是第一个成立独立的设计部门的日本企业，在松下的启发下，丰田汽车、三菱电机等大工业也紧随其后成立了设计科，技术革新、品质管理和工业设计“三位一体”的制造业体系得以确立。
制造业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20世纪50年代中期，家用电器和汽车等工业产品开始陆续进入市场，丰田的“皇冠”、日产的“达特桑110型”、索尼的半导体收音机以及三维浦（Sunwave）的“厨房文化”、东芝的“自动电饭煲ER-4”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销售的。与此同时，尼康、佳能等光学制造商也推出了面向普通民众的高品质相机，原本只供专业人士使用的相机，现在也可以用来记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了。
1956年的日本经济白皮书发出了“我们已经脱离战后时代”的宣言；1958年东京塔建成，面额最高的一万元纸币开始发行，日本人已经真实地感受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战后时代已经结束”这句口号，成了日本人最爱说的一句口头禅。除此之外，“三件神器”也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流行语，“三件神器”原本指的是日本皇室的三件传家宝：镜子、玉石和宝剑。到了1950年代，人们开始用它来指代当时最时髦的三件新产品：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
“美式生活”似乎已经在日本成为现实。其实所谓的美式生活，就是一种富足、舒适、便捷的中产阶级生活：家中被全套的家用电器填满，居住空间变得宽敞明亮、布局有效，被家电解放了双手的主妇们，除了每周取车前往超市购置一周所需的食品和生活用品之外，闲暇的时间可以用来运动、消费和娱乐。
这种美式的生活愿景，直接变成了日本工业生产的愿景。换言之，日本的企业就是按照美国人理想的生活方式来设计、生产产品的。电冰箱、洗衣机、榨汁机、搅拌机等家用电器的畅销，与其说是因为减轻了日本主妇的家务负担，不如说是作为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而备受追捧。当时，电器制造商非常时兴修建产品展厅，消费者只要进去转一圈，就已经对新生活产生了无限遐想，对这些能为他们带来新生活的产品产生无限的购买欲望了。
然而，对于“美式生活”的全盘接纳和复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当日本企业将这些本土制造的工业品出口到国外的时候，因为设计上的抄袭问题，日本不断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摩擦。在当时的日本，人们几乎没有知识产权的观念，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主要是依靠“引进”欧美的设计和技术实现的，而所谓的“引进”，其实就是抄袭。早在昭和23年（1948年），英国就曾提出抗议，希望日本就出口的纺织品外观设计抄袭的问题做出妥善处理；十年之后的昭和33年，日本外务大臣藤山爱一郎访问伦敦时，还曾被一群记者团团围住，诘问日本制造商抄袭外国包装设计一事，透过电视转播，许多日本人看到了这尴尬的一幕，抄袭问题也开始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召开了第一届外观设计奖励审议会，决定设立“优秀设计选拔制度”，也就是日本的G-Mark设计奖（Good Design Award），设立这一奖项的目的是“防止出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和“选拔优秀设计并向社会推广”，试图以好的设计对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
第一届G-Mark设计奖的评选结果于1958年公布，获奖的设计包括东芝的电饭煲、富士的电风扇、索尼的AM收音机、白山陶器的“G型酱油瓶”等等。同年6月，日本通产省和特许厅（相当于专利局）共同举办了“拥护优秀设计展”，这场展览为过去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出口商品设计抄袭丑闻画上了休止符。展览将真品、仿品和抄袭品并排陈列，展示了日本对待抄袭问题的最新姿态。一直跟踪采访日本出口商品抄袭问题的外媒记者们，都被这一场面震惊了。
“团地”居民：实现了“美国梦”的日本中产
除了家用电器，日本人在住房上的改革也让他们离理想中的“美式生活”更近了一步。上世纪50年代日本住宅公团推出的“nDK”住房“标准设计”，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案例。
东京大学博士候选人黄秋源曾在《日本团地的得与失》一文中谈到了“团地”的来历。所谓的“团地”，字面意思指的是“一块土地”或者“一片区域”，但事实上，当日本人提到“团地”时，他们通常指的是日本住宅公团在大城市近郊修建的大型住宅社区。
黄秋源在文中指出，战后日本面临严重的住房紧缺问题，一方面由于大量房屋在战争轰炸中被毁，另一方面，战后国家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导致城市化进程加快，东京等大城市的人口超负荷增长，房价也跟着飙升。为了解决住房紧缺的问题，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其中“团地”就是主要服务于新兴中产阶级的公共住房计划。
截至1960年，住宅公团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了257个团地社区，14万套住宅，可容纳50万人居住，这些社区大多位于大城市的郊区或周边县市，它的定位就好像是今天中国人常说的“睡城”。
团地社区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批量生产”，得益于上文提到的“nDK”标准设计。“nDK”中的“DK”指的是日式英语中“Dining Kitchen”，即一个可以同时作为餐厅和厨房的空间（接近今天我们所说的“开放式厨房”），而“n”则代表了一套单元房内的卧室数量，例如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就是“2DK”。黄秋源认为，“nDK”模式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为它在十分有限的空间内，实现了战后日本住宅的两个基本原则：寝食分离和代际分离。
具体来说，在传统的和式住宅中，由于空间布局的问题，一间和室在白天和晚上需要承担不同的功能，白天是全家人的餐厅和社交空间，晚上撤走就餐用的日式矮桌，在地板上铺上被褥，就变成了全家人就寝的卧室。这样的空间使用方式首先违背了卫生原则，而多代同寝也不利于保护隐私。与家中的主要空间相分离的厨房，常常是家中最脏乱差的地方，以厨房为主要活动空间的女性不得不承受这一糟糕的环境，同时也被隔绝在了家庭内部的社交和娱乐活动之外。而在战后的进步建筑师看来，这一空间结构还可能是侵略战争的帮凶，由于一家人常常需要聚在同一空间内，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就可以通过收音机、报纸等媒介轻而易举地进入普通人的家庭生活。
相比于传统的和式住宅，“DK”融合了社交、烹饪和就餐三重功能，而余下的几间卧室（通常是两间）也满足了代际之间分开就寝的需要。
黄秋源还在文章中指出，由于苛刻的入住标准，团地社区逆向选择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居民群体。团地的月租是当时城市普通公寓的两倍，同时它还规定，申请者的月薪至少要是房租的五倍。根据昭和40年（1965年）对团地居民的调查，团地家庭的月平均收入为6.9万日元，而当时一般日本家庭的月平均收入只有5.7万日元。除此之外，团地家庭中的妻子大多是全职主妇，因为她们丈夫的薪水就足够养活全家。因此，团地家庭也是上文所提到的最新家用电器的消费主力，“三件神器”的拥有率高达95%。
在黄秋源看来，和“全职主妇”、“终身雇佣”等日本特色相比，“团地”这种住房形态，从量上来看，并不是社会中的多数，但在日本战后的高速增长期，这些概念的确成为了意识形态上的“主流”。团地住宅里的空间布局和生活方式，成为了一般日本民众参照和效仿的一种美好生活的样本。内田繁在《日本设计60年》中也谈到了类似的观点，高速发展的制造业和新兴的消费文化给日本人带来了单调而同质化的生活，同时，在大企业中也诞生了“社员=家人”的工薪族文化。企业像大家长一样照顾员工的生活，员工也对企业发展出强烈的归属感，凡是进入企业工作的员工，无论他的个性如何，都被引导着过上一种整齐划一的生活。这种制度文化不仅在大企业里是常识，还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直到今天，我们对日本人依然有着诸如“千人一面”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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