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几小时以前，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刊出了易纲行长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的发言及答问。在本次讲话中，易行长指出“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我们将大力促进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包括金融业对外开放。”
对待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原则最早是澳大利亚政府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其目的在于确保公共企业与私人企业平等竞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后来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企与非国企并存的情况下，确保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间的联系不给国有企业带来额外的竞争优势。在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第17章，专门有一章的篇幅对国有企业竞争中性进行了规定。
中国学者对“竞争中性”原则已经做了一些研究，也有公开表示支持这一原则的论述。但是我们以前没有见到中国官方对“竞争中性”原则公开表态肯定。易纲的表态很可能是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首次表示中国将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中国官方以往曾经有多次“内外资一视同仁”，“国企、外企和私企一视同仁”的表述。我曾经多次表示，竞争中性原则与我国官方多次表述的“一视同仁”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但是本次易纲行长的讲话很可能是“竞争中性”首次经中国官方认可。
严格来说，“竞争中性”不仅是泛泛而谈的“一视同仁”，而是有具体标准与含义的。OECD确认的“竞争中性”的内涵包括：企业经营形式、成本确认、商业回报率、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中性与补贴约束、政府采购等八方面的标准。
中国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建立公平竞争体系，而建立公平竞争体系的关键就是落实竞争中性原则的具体要求。
长期以来，国内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态度认为“只要有国有企业存在，公平竞争就无法实现”。另外一种态度是只愿泛泛而谈“一视同仁”，不愿落实“竞争中性”的具体要求。对这两种态度我们都不赞成。
我们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两个现实：一个是国际上很多国家都有国有企业，有些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比重还相当高。OECD对“竞争中性”原则的肯定首先就是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能够公平竞争的一种肯定；另一个现实是，全球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已经达到115个，其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全球前一百名的企业中的国有企业已经达到四分之一，世界前四强企业有三个是中国国企。
世界各国对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是否会影响公平竞争是有普遍担心的。中国考虑接受“竞争中性”原则是对建设公平竞争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负责任的表现。这也会有助于中国企业包括中国国企在世界范围获得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事实上，中国国企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为接受“竞争中性”原则打下了基础，条件已经成熟，而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已经使得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变得紧迫。
我们也注意到，现有国际上某些国企竞争规则的制定过于偏重限制国企，在有些方面矫枉过正，甚至在某些国家出现一些专门有针对性地限制中国国企的现象，偏离了“竞争中性”的标准。因此，在制定有关规则中，我们更要强调政府对不同企业的公平对待，而不是专门限制国企。与此同时，在政府按照“竞争中性”原则监管企业的同时，也不应该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进行歧视。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法的规范本质上是“所有制中性”的，其规范对象是政府行为，不允许各成员政府专门针对其他成员的特定所有制的企业采取歧视措施。在进一步的国际谈判中，我们在接受“竞争中性”原则的同时，要坚持世贸组织“所有制中性”的传统。
中国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目前中国相关的具体谈判立场尚未公布。我们相信，中国官方表态考虑接受“竞争中性”原则将成为中国深化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步，也将对未来世贸组织谈判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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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行长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的发言及答问
我今天的发言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经济，二是贸易摩擦。关于中国经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稳定，预计今年能够实现6.5%的目标，也可能略高。价格水平处于良性区间，目前CPI为2%，PPI为4%，预计全年CPI略高于2%，PPI在3-4%之间。企业利润增加，税收和工资收入也处于不错的水平。国内消费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国际收支来看，对外盈余在持续缩小。中国经常账户长期保持盈余，在2007年达到峰值，占GDP的10%，此后逐年下降。今年上半年，经常账户出现赤字，全年可能小幅盈余，预计不足GDP的1%。以上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成为主要驱动因素，对外盈余不断缩小。
货币政策方面，当前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既未放松，也未收紧。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可以运用。今年，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有所下降，从年初的4%左右降至目前的3.6%，同时7天逆回购利率也有所下降。今年人民银行已经4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有人担心我们是否在放松银根。我的回答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如果你看广义货币Ｍ2，其目前增速在百分之八点几的水平，广义货币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相当。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约为10%，也处于合理水平。综合上述因素，可以得出中国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的结论。
关于贸易摩擦。我认为贸易摩擦给经济带来的下行风险巨大。过去几天IMF发布了相关模型，预测了贸易摩擦对主要经济体和全球的负面影响。我同意IMF的结论，人民银行的模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我认为贸易摩擦将造成很多问题，导致负面预期和不确定性，使市场产生紧张情绪，这是市场不喜欢的。
关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较大，约占45%。民营企业出口占比也很高，几乎达到45%。国企出口的占比仅为10%。上述结构也可以推断出贸易摩擦和征收关税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
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还需关注其他因素。一是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盈余。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速很快，年均增速达20%，目前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盈余高达400亿美元左右。中国对美国还存在教育逆差，很多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并向美国支付高额学费和生活费，这笔流入美国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第二个没有被包括在中美贸易统计中的因素是美国企业在华的销售额。这些美资企业在中国生产、销售的数额也相当大。据统计，美资企业2015年在华销售额约为2200亿美元，包括了货物和服务。想象一下通用电气公司（GE）、通用汽车公司（GM）和苹果公司（Apple），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部分数据如此巨大。三是人们一直在讨论中国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去年中国向全球支付的知识产权费用大概为29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个比例付给了美国。
下一步，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我们将大力促进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包括金融业对外开放。谢谢！
提问1：您谈到应对贸易摩擦风险中，未来有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您认为在什么情况下，降息的条件才算成熟？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中国怎么才能避免资金流入房地产等我们不希望流入的领域？
易纲:我们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还有相当的空间，包括利率、准备金率以及货币条件等。考虑到美联储正在加息，中国的利率水平是合适的。我们的上述工具足以应对不确定性。
提问2:您称中国希望能就贸易摩擦达成协议或找到解决方案。您对此有多大的信心？
易纲：我们非常真诚地希望能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要胜过贸易战，贸易战将导致双输。前面我已经谈到了贸易战对主要贸易伙伴、全世界供应链的负面影响。在过去几天里，我与十几个国家的代表讨论了这些问题。他们都认为贸易战将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贸易摩擦的巨大负面效应。各方应该共同合作，一起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提问3：我来自星展银行。我的问题是提给易纲行长的，是对前面问题的进一步提问。过去几年，中国切实推进去杠杆，这点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放缓上体现尤为明显。然而，随着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金融体系中又产生了新的流动性。您怎样确保新增流动性是用于生产目的，而不是去杠杆进程的倒退？
易纲：对于去杠杆的问题，如果你看一下中国数据，你会发现去年和今年中国整体杠杆率已经平稳，不再快速上升。这是我们取得的一项成绩。近期，我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推出其它工具，基本目的是向金融体系提供足够的流动性。M2和社会融资规模等其它指标适度增长。因此，简单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向金融体系注入的流动性是适当的，杠杆水平将继续保持稳定，请注意我这里指的是稳定的杠杆率。
提问4：（提问者为G30成员，前墨西哥总统Ernesto Zedillo）易纲行长，您提到，您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贸易问题。但我认为中国还应借鉴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做法，就是不怕谈不拢。在美墨加谈判的11个月里，墨西哥和加拿大明确表示，如果三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只是美国想要的，那么他们宁愿不要NAFTA。最终，墨西哥和加拿大在每个重要问题上基本都取得了成功。我认为无法达成协议的确不如谈成协议好，但也不是灾难。考虑到中美经济关系，在中美贸易谈判方面，中国谈判的筹码是美国私营部门的切实利益。因此，我希望中国在谈判中可以更大胆一些。
易纲：对于谈判策略，我认为我们将遵循我们的原则。我们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是成功的。全球化、比较优势、自由贸易都是有效的。我们将继续遵循这一原则。我们同时也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然而，即便我们做好了这一准备，我们仍真诚地希望找到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是为我们考虑，而且是为我们的邻国、供应链及全球利益考虑。
提问5：我是花旗集团的David Lubin。我的问题也是提给易纲行长的，关于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您认为中国的经常账户有多大可能是出现结构性赤字？对此，您怎么看待，您会对这种变化因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而持欢迎态度，还是会担忧其会形成对外部融资的依赖，进而影响中国的政策独立性？
易纲：我认为经常账户基本平衡是好事。我们并不刻意寻求经常账户盈余。我认为，当前阶段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处于正常状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近有所进展是因为MSCI指数、富时罗素指数等纳入中国债券和股票后，人们开始配置人民币资产。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这应当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进程。我们不会出台特殊的政策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市场主体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自由选择他们最想持有的货币。（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