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春天，云南楚雄，金沙江边的一所小学中
刘新宇是我的朋友。
我们曾经是同行。他当年在一家很有名的新闻周刊工作，负责终审，也就是把最后一关。所以他会整天跟记者编辑们“干仗”。外人有所不知，其实每到那个时候，他的内心也非常纠结，“我们想通过自己的投入维护和宣扬一种社会价值，但我们的价值观总是跟外部环境有对抗。”回想起来，那种分裂带来的沮丧感依然存在。
新宇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后来他创业了。我记得他当时要搭建一个移动互联网阅读平台。他是理工科出身，我觉得他做这一行应该还是靠谱的。但是一两年后，他突然投身公益事业，发起创办了“上学路上”公益活动，现在的名称叫做“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是一家致力于关注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精神成长的非营利公益组织。
这是一个“末日酒局”上聊出来的项目。根据玛雅人预言，2012年12月21日的黑夜降临以后，12月22日的黎明永远不会到来。那年年底，好多人就借这个梗聚会、喝大酒。在一次聚会中，他听人聊到中科院心理所的一个全国性调查，说中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当中有34 %的孩子有自杀倾向。
这简直是一个末日般的数字。这对他冲击极大。是什么样的孤独感才会导致那么多孩子想到自杀？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那是五六年前的事。当时大部分的公益都是物质帮扶，无非就是捐东西。富豪们捐建学校，类似我这样的人，则热衷于送餐、送书包、送衣服。而新宇他们一开始就脱离了这个概念，直到现在也没有涉及物质帮助这个层面。
“上学路上”做的是心理干预。他们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和志愿者，讲读由专家团精心挑选的名著和故事，然后，这些音频会通过“小雨点广播”和“故事盒子”项目，抵达全国各地的留守儿童，让这些温暖的声音陪伴孩子们走过因为并校变得极为漫长的上下学路途，陪伴他们缺少父母关怀的童年。刘新宇希望这些精心制作的节目，能够唤起孩子们对爱、勇气、正直、忠诚的理解与向往。
他坚信，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陪伴缺失引发的心理问题，心病要心药，仅仅进行物质帮扶，只是一种缘木求鱼。
“现在第一代留守儿童其实已经成人，已经在打工了。现在城市里发生的一些恶性案件，我们的媒体很少会去探查一下犯罪者的成长历程、探查一下他的心灵史，他当时是不是属于留守儿童？他从乡村来到城市是否因感受到歧视而造成心灵的扭曲？”刘新宇说，“那种长期浸泡在一个被歧视的状态里头导致的心灵扭曲，是不是我们自己以前埋的一些种子现在长出的苦果呢？”
对于留守儿童问题，刘新宇更有切肤之痛。近十年来，我们喝过无数次酒，但我还真不知道刘新宇本身就有留守经历。改革开放初期，他正好上小学，他的父亲作为中国第一批公派技术人员到西德的大众、奔驰等企业学习汽车技术，前后两次，一次两年多，一次一年半。那时候他就跟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
“也许正是因为我内心有这么一段所谓的被留守浸泡过的经历，可能更直觉地对这个事情会有兴趣。正因为有这种直觉，所以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瞄准的就是心理问题。”他说。
但是一开始，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朋友，对他的选择还是有一些疑惑。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左手生意右手公益”的人，像刘新宇这样离职创业并不成功的媒体人，做公益能行吗？估计也就是出于新鲜感而去玩一把票吧？
这种玩票的事，很多媒体人都做过，并不新鲜。
他自己也承认，回过头来看，要说当初有多坚定，可能也未必。或许也有一些走着看的意思。但是没想到，这事一做就是5年。而且这5年内，他个人一直没有什么收入。因为他跟他的小伙伴们说，什么时候“上学路上”每年的募款量突破一千万他才拿工资，“可惜现在还没达标，所以我拿不上。”
募款量突破一千万，不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如果仅仅用货币来量化，“上学路上”还是一个小项目。
但他们是独特的。帮扶留守儿童心灵成长，本来就是功德无量。
而且，他们在摸爬滚打当中，发现留守儿童这样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热度如此之高的问题，竟然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研究，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荒原上踩下的第一个脚印，完全无所适从。怎么办？他们就自己来。在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情况下，近乎是强行启动了《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项目的研究。
做了几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刘新宇最大的心得是“不研究，勿公益”。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明确那些真正影响孩子心理状态的路径，以便对自身项目有所帮助，同时也能为整个国家的留守儿童帮扶行业提供启示。2018年10月16日，他们将第四次发布《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
“中国每年在留守儿童帮扶上的资金数以亿计，如果都是跟着感觉走，拍脑袋决策，不考虑孩子们的真实需求，而是自嗨自爽，无的放矢，那会浪费多少宝贵的帮扶资源！”刘新宇说。
如今，他常常被一些朋友称呼为“刘大善人”。这本是善意的调侃，但他已经有些不太适应。对于他而言，一件带有偶发性——或许还带有一定玩票性质的事，已经慢慢变成了他自己必须严肃、认真对待的事业。
在我的朋友当中，他已经率先从“有限的游戏”转向了“无限的游戏”。祝贺他。
▲2018 年 9 月 10 日，四川大凉山色底乡，孩子们收到了“上学路上”新录制的故事盒子
▲2018年9月10日，湖北彭家沟小学，孩子们收到故事盒子后非常高兴。那天是教师节，一个孩子把自己的盒子包装好，送给自己的老师，说：老师，你每天很忙，很累，有了这个盒子，你晚上就可以听着它讲的故事睡觉了
▲ 2018 年春天，在云南楚雄金沙江边上的一所小学里，刘新宇给孩子们表演纸芝居，演出结束，孩子们用剧中的不倒翁形象描画了他
仲伟志搜神记：我们认识这么久，都没有跟你深入聊过“上学路上”的来龙去脉。很惭愧。我当时只是有些意外。你发起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什么？
刘新宇：这个事是从2013年的春天开始的，但实际上它的由头可能要再往前追溯一下。
2012年年底有一个事儿，我估计能记得的不多，就是玛雅人预言世界末日，说2012年12月21日的黑夜降临以后，12月22日的黎明永远不会到来，世界要毁灭了。当时好多人借这个事聚会、喝大酒。有一次我忘了是谁组的局，在三元桥的饭馆，一帮人喝酒。当时有两个不是咱们媒体这圈子的，是做公益的。不知怎么就聊到说，中科院心理所做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是针对整个农村地区儿童的——其中发现，农村地区留守儿童34 %的孩子有自杀倾向。
这个数字对我震动很大。我当时也是离开《中国新闻周刊》不久，那本周刊长期关注这个领域，报道这方面的案例比较多。34 %，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概念，不会知道到底是多少人，但我记得那时有个第三方的数字说，中国有1亿留守儿童。那么34 %就是三四千万，这个数字太惊人了。当然，自杀倾向和自杀还差很远，但报告说有9 %的孩子还实施过自杀，只不过最后没实现。这个数也很大，快一千万了。我一直关注留守儿童，也一直说存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其实并没想到问题严重到这种程度。酒桌上啥人都有，都很吃惊，但也只能是叹息一番，说这怎么弄？
也是巧合，正好当时我看了一本书，里头有一章介绍一位德国的心理学家，这个人是阿拉伯裔。阿拉伯人爱讲故事，他就用讲故事的方法治疗他的患者，其中好多是孩子。他发现很有效果。他发明的方式叫“故事疗法”，说白了就是用具有心理学暗示的一些故事，不断地给你讲，然后激发孩子们在心理学层面的改善。我当时就想，这个工作我们也可以做啊。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小的时候也没电视，广播对我的影响挺大的，对听故事也有童年记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那位阿拉伯人的做法，把它本土化，能不能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帮助孩子？这就是这个事情的缘起。
当然，如何将一个念头变成一个行动，还是需要很多客观条件，需要很多资源。那时候腾讯还在很投入地做微博，他们正好有一个项目叫“行者无疆”，每年资助4个媒体人（或前媒体人）实现他的公益梦想。我把自己的这个用讲故事帮助孩子改善心灵的想法一说，他们非常支持——2013年第一季度，腾讯出钱、出人，先去黔西南踩点，拍了一个小片回来，很专业。我其实就出了一个主意，六一之前跟人去了一趟。当时叫了央广的主持人卫东，还有演员保剑锋一块儿去的。
仲伟志搜神记：我知道你当时还在做一个自己的公司，而“上学路上”是一个公益项目，从商业到公益，你是想玩玩票，还是真想将它作为一项自己的终身事业？
刘新宇：说实在的，那时创业也有一两年了，突然去干公益，有朋友就问我这个问题，我这个人嘴是很硬的，说，玩什么票啊，要做咱就好好做。但实际上，你说有多坚定，有没有走着看的意思，有没有想到一做可以做5年，回头自己看，未必。所以很多时候，谋定而后动往往是想象，更多的时候是遭遇战，把握住生命里的偶然非常重要。
就说我第一次去黔西南去看望孩子们，那次一起去的人很多，包括新华社的、腾讯的和当地的媒体记者也都跟过去，但活动结束之后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对于我来说，这个事带给我的成就感，比做媒体和做公司的成就感更固态、更大、更实在。做媒体实际上是一个很分裂的事。我们想通过自己的投入维护和宣扬一种社会价值，但我们的价值观总是跟外部环境有对抗。我在《中国新闻周刊》做的工作你也知道，终审我管，因为要把最后一关，就整天跟记者编辑们“干仗”，当时吵得不可开交，可是等我离职了再跟过去的同事喝酒，我就告诉他们其实我内心中纠结着呢，现在一回想那种分裂带来的沮丧感还在。做商业呢，到2013年已经做了有两年多，也是很痛苦。原来做媒体不是说“见官大半级”吗，为了挖真相谁都不吝，但一做商业你就全是乙方，到处求人，而且感觉也赚不着什么钱，还很不舒服。这也是性格的问题。
但是做公益，我觉得还是媒体的一种延伸吧。区别在于，原来做媒体是观察、记录、传播，讲究的是真实性和洞察力。但是新闻就算你认真去做了，揭示了问题，也公之于众了，但最终是不是能够真的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还是要靠后面的环节、靠执行，所以往往会有很深的无力感。而做公益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其实你是有机会亲自去改变它的，我的感觉就是把解决问题的“产业链”延伸了，从上游做到下游，做全产业链了。再加上自己运气不错，从做公益开始就发现了一种相对有效的方法，而且因为这个方法带有一些创新性，引起的反响也很大，来自多方面的正向激励，推着我往前走。
说白了这个事情带有一种偶发性，一个可能带有玩票性质的事，就慢慢变成了一个需要自己认真对待的事业去做。但是这个理由，现在看可能只是一个明线理由。
2014年底，“上学路上”做了大概一年多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本身就是有留守经历的。我是1973年出生，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差不多正好上小学，当时我父亲作为中国第一批公派技术人员到西德的大众、奔驰等企业学汽车技术。技术学回来以后准备“军转民”。他去西德前后有两次，一次是两年多，一次是一年半，那时候我实际上就是跟我母亲两个人过日子，相依为命。
回头来想这个事情，可能正是因为我内心有这么一段所谓的被留守浸泡过的经历，可能更直觉地对这个事情会有兴趣。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我更有切肤之痛。正因为有这种直觉，所以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瞄准的就是心理问题。那是五六年前的事，那时候大部分的公益都是在做物质帮扶，穷嘛，我给你捐东西嘛。但我们一开始做的就脱离了这个概念，直到现在也没有去涉及物质帮助这个层面。因为我们一直坚信，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陪伴缺失引发的心理问题，心病要心药，物质帮扶缘木求鱼。所以我与孩子们的一个最原始的共鸣点，恰恰也是一个曾经的内心状态。这算是一条暗线理由吧，但是直到两年之后才发现，也真是后知后觉。
仲伟志搜神记：所以你做这个事情是受到了两次启发。五六年过去了，它们一直都是你的驱动力吗？
刘新宇：到现在5年了吧，这两个东西已经慢慢地成为一种像空气一样天经地义、无法或缺的东西。当然它们肯定是在那儿的，但作为一种显性的驱动力恐怕已经不是了。目前的动力恐怕更多是偏理性层面，而这种逐步去感性化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我对留守儿童问题认知加深的过程。
2016年我去日本待了三个月，当时带着一个问题去，就想知道日本为什么没有留守儿童。二战之后，日本从五几年到七几年，用了20年的时间高速发展，也是迅速城市化。而且它的城市化是从30 %多一跃而升，用了20年的时间就变成了80 %多，现在可能90 %多了。按理说，大量的人口从北海道、九州乡下涌入东京、大阪这样的城市，成为城市的市民，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外来户和原住民的矛盾、市政管理压力陡增等等，但是并没有留守儿童的现象发生，为什么？它是怎么规避的？或者说，留守儿童问题是不是一个快速城市化或者经济飞跃时候的一个必经之路，是绕不过去的槛呢？从日本回来之后，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它不是一个必经之路。至少从日本的状态来看，它是有可能会被跨越的，是可以绕过去的。
仲伟志：但这需要一种顶层设计吧。
刘新宇：对，顶层设计。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分析。第一个就是中国城乡的二元化状态，一直延续到快速城市化的这个阶段。我们用了40年，现在才搞了50 %多。这个速度已经比人家慢了很多。而且这个所谓的50 %多，我认为有一些还是不完全的。
当时日本农民涌入城市，也带来了学校不足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城市户口、乡村户口之分，只要你进到东京圈，你就是同样的市民，你的孩子就有受同等教育的权利。哪怕刚开始就是在一个很简陋的临时租用的、拥挤的屋子里，夏天很热冬天很冷，但是所有人就咬着牙，这么过来了。然后条件就慢慢改善，甚至因为经济上来了，条件会比原来的市民更好，比如说当时给这些进城务工者盖的居住密度很高的“团地”，里面配备的现代化设施要比原来的城市民居先进多了。这一段挤挤挨挨的苦日子，当时也就用了几年的时间吧。现在去东京看，不管多偏远的小镇，都是非常好的条件，而且那些新盖的学校，硬件比市中心的学校条件要好。又因为日本公立中小学的教师采用的是轮替制，在一所学校里教几年，然后一纸调令，你就得携家带口换学校了，这种换还不是东京换东京，而是全国范围内，所以这样一来，师资方面是个动态平衡，没有城乡之别，搞不成什么重点校。这一点跟中国那是大不一样。所以外来人口的孩子在教育方面享受的是完全的平等，因为全体国民享受的福利都一样，没有二元体制，你就是想赶人、想区别对待，你也无从着手啊。所以，面对类似的问题，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说“不能”吗？至少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我们可能还是“不为”多些。先把你划分成一个所谓二元体系，这样一个初始框架几乎就决定了最终的答案。
最近看了一本书，讲南非的。南非很有意思，也是金砖国家，在德克勒克年代，主要人口是布尔人为主的白人和占70 %以上的黑人。他们的社会也是二元的——黑白二元。很有意思的是，他们把黑人劳动力吸附到城市里来打工，称其为“流动工人”——我们叫农民工——实际上就是我不给你同等的市民待遇，我只需要你的劳动力帮助我们发展，然后给你仅够为生的收入，没有能够做再生产的余量，这样就可以限制你没法在城市买房买车，没法把老婆孩子接过来，接过来也没有学校给你的孩子读。这所有一切都指向一句话：你不属于城市，你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他们也发类似暂住证的东西，不过更苛刻，一段时间内是只给年轻的男性黑人，妇女、老人、小孩不能办。白人的城市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福利水平很高，但黑人劳工要么住集体宿舍，要么回到城市边缘的黑人聚集地。看到这里，我就想，这简直跟中国的农民工可以一一对应啊。所以他们也有留守儿童问题，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妇女问题。但这是发生在种族隔离时代的事情，那里有个黑白二元结构，可中国的二元两头是同一个种族啊，就是因为你生在乡村，你就必须被合法地歧视？而且这种歧视就可以向下蔓延到孩子们的身上，蔓延到孩子们的一生？这叫什么道理啊。我们这些年二元提得不多，但事实上仍没有打破。而且，实际上，我们不仅不准备打破现在这一代打工者的身份问题，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二代，甚至二代再下面的第三代，我们都没有做这样的一个革新的准备。在一些大城市，在近些年，在这方面甚至是“开倒车”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所以，留守儿童问题实际上是某种社会不公正引发的一个消极结果。这个结果，我们去让一些弱势群体里头的弱势群体——就是乡村户口家庭的孩子，因为孩子在家庭里也是弱势——去承担，这是不是放大了不公正？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办法去改变些什么，去帮一点什么忙？而且这个帮助还是牵涉到心理问题，不是简单给钱就能解决的，有挺高的技术门槛，并且不能慢悠悠的，因为这个心理问题有窗口期的，如果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我们回过味儿来再想去帮助他们，那时候已经晚了，因此非常紧迫。
现在第一代留守儿童其实已经成人了，已经在打工了。现在城市里发生的一些恶性案件，我们的媒体很少会去探查一下犯罪者的成长历程、探查一下他的心灵史，他当时是不是属于留守儿童？他从乡村来到城市是否因感受到歧视而造成心灵的扭曲？比如保姆纵火案、虐童案，实际上都是一些很底层的人口。我推测他们很多来自于小镇，来自于乡村。是不是留守儿童我不确定，但那种长期浸泡在一个被歧视的状态里头导致的心灵扭曲，是不是我们自己以前埋的一些种子长出的苦果呢？这个问题，想来想去不是别人的问题，不是哪个阶层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有一个人心灵受到了扭曲，有这种非常惨痛的成长史，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我们跑不掉。只要你在这片大地上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未来，都跟这个有关系。
而且这个基数非常大。现在当然不说留守儿童有几千万了，有关部门两年前重新定义留守儿童，通过改变标准，把这个数目从过去的几千万变成了九百多万，如今又变成了六百多万。标准是怎么改的呢？两点：一个是把年龄划线降低，原来18岁以下的算，现在16岁以下；一个是原来父母只要有一方出去打工就算，现在变成双方必须同时出去打工。但这个标准不论怎么改，孩子们的境况并没有发生戏剧化改变，而且从我们心灵帮扶的角度看——有一个很意外的发现，不是父母双方都出去的那波孩子心理状态最差，而是母亲单方出去最差。所以你恰恰是把其中的最差的那部分认为他们没问题，因为他爸在家呢。
仲伟志搜神记：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刘新宇：是的。我们一直在做白皮书，这个结论我们4年前就发现了，就写在白皮书里了，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被更多的人所认知。
▲ 甘肃陇南的留守儿童。摄影：刘飞跃
▲ 山西一所留守儿童学校，孩子们在黑板上画的刘新宇他们
仲伟志搜神记：也就是说，你现在的目标已经变得很大了，媒体情怀的延伸，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种使命感，变成了精神上不可分割的一个东西。
刘新宇：你也可以说，变成了在外界看来有点空、有点虚、有点心太大的这么一个动力。但对于我来说，它却是更真实的。
仲伟志搜神记：你做公益事业这几年，个人收入会受到很大影响吧。
刘新宇：其实也经常有特别亲密的朋友会问我，你干这个事情干了五年，还很令人吃惊啊，五年了有没有收入啊？我说我个人还真没什么收入。因为我跟我们机构“上学路上”的小伙伴们说，什么时候上学路上每年的募款量突破一千万我才拿工资，拜托大家一定要把咱们每年的募款量提上去啊。可惜现在还没达标，所以我拿不上。
仲伟志搜神记：真的假的？那你图啥呢？我知道你又不是什么大富翁。
刘新宇：要是冲挣钱我说就别做公益，你直接去做企业得了。凡是想一套做一套的，最终都弄得自己很分裂，而且对人对己都很危险。现在大家都在谈幸福感，其实做公益说到底从个人来说，也是追求幸福感啊，我常开玩笑说，我要的幸福感比一般人多，在幸福感方面我是个贪婪的吃货，因为我有个理论：个人幸福感的追求是个有限的游戏，是有“天花板”的，到一定程度不管你多努力，边际效应递减。但如果你把这个幸福感追求外化，突破个人那一亩三分地儿，变成用一己之力帮别人幸福点儿，就成了个没天花板的事儿，变成一个无限的游戏了。说白了，我想要的是一个更大的幸福感。
仲伟志搜神记：你每次去各地见过那些留守的孩子们，内心是一种什么感受？如果是我，可能会感到很悲苦、很压抑。
刘新宇：其实不是。每次到学校里去见这些孩子，我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杂耍艺人”。我从日本一位老画家那里学了一种东西，叫“纸芝居”。它实际上就有点像过去北京街头拉洋片的，看上去好像是把绘本拆开，在一个木头或者临时拿纸壳做的小舞台上，一页一页演给孩子们，边演边讲，还能互动，通过这样的方式跟孩子们来沟通。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用这办法，我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让孩子们笑起来。这也是对我最大的激励、最大的回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因为我知道那些孩子平时在家里、在学校里，通过成人得到的这样一些温暖、一些关注，实在太少了。为什么我说要做杂耍艺人？杂耍艺人实际上是在讨好自己的观众。说“奉献”有点大，就是我的一些付出可以让孩子们能够发现自己其实不是没人关心。因为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就是父母在该陪在身边成长的时候恰恰不在。这种缺位导致了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叫做“核心自我评价能力”比较低，也就是自尊和自信不足。为什么呢？是因为自尊自信的基石应该是父母在人之初的时候通过爱和关怀传达给他们的，自我价值的最初奠基就是通过体会父母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来建成的，通过跟父母的互动一点一点反复确认“我是值得被别人爱的”“我在别人的眼中是有价值的”。这种确认首先来自于自己的爸妈，不会来自于旁人。那现在因为来自于爸妈的关怀和肯定没有，或者很少，它的基石就是很松散的。如果这个根基不深的话，就建立不起人格的大厦。他怎么可能形成一个坚强的人格，怎么可能形成一个自立的人格？他永远会怀疑自己活的是不是有价值，会怀疑自己是不是配被别人关注和爱。所以你就会看到后面很多程度不同的反应，比如说自卑自轻，那自卑的另一面是什么？就是我对自己都不重视，我对自己的生命都不重视，我怎么可能重视你呢？我对你的生命怎么可能会尊重呢？所以它实际上有这么一个内在的逻辑。所以我去到学校，到孩子们身边，我就兴奋，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讲故事，表演纸芝居，总之让他们能觉察到别人对他们的重视，觉察到他们在一个成人内心中是有重量的。
仲伟志搜神记：就是说，你会表现的很开心，实际上也真的很有幸福感。
刘新宇：是，我扮演一个杂耍艺人的形象，我想通过这个方式，代表成人告诉他们，你们是被肯定的。而我看到孩子们的笑脸，我当然也是很开心的。所以每次下去的时候，我是处于很开心的状态，但是往往回来复盘的时候，我就会陷入到一种困扰，甚至有点灰心。我觉得我实际上并没有触动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但是这个根源谁能触动啊？前几天有个朋友跟我说，新宇啊，你做的这事挺好，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在这儿就帮了一个孩子，但那边又给你生产出十个甚至一百个这样的孩子，有啥用？
我当时很不以为然，不管是在东西方的宗教里头，还是在公益圈里，都信奉你救一个人实际上是等于救了全人类。但是这一段时间来，我对这个朋友所说的问题背后的一个逻辑有点感同身受。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二元框架下的城市化，这个不触动，不改变，你来城市里打工多年，却无法扎根，永远当一只候鸟，你流下汗水浇灌的土地，却因为这种安排永远对你关门，永远对你的老婆、孩子关门，但所有这些外出务工者，其实已经无法回归乡村，成为迷失在城市乡村之间的游魂。因为某种制度安排，在同一个国家内却存在合法的群体歧视，由此导致的不仅仅是留守儿童的问题。我们是通过“低福利红利”发展起来的，某些方面跟南非很像的，但我原本想，我们能不能在真正发展起来之后，通过自我的修正去改变一下，对过去的歧视做一些补偿呢？当然得到补偿的可能不是当年的那帮孩子，可能补偿的是当下的孩子，但至少有希望关掉这条生产不幸的流水线，别让不幸代际传递啊。我一直希望能够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用发展提升文明，逐步摆脱过去因为贫穷产生的残酷，但是现在我却在担心，这个目标可别就渐行渐远了。
仲伟志搜神记：那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刘新宇：我是在逐步地把原来大的想法尖锐化，窄化，希望做出一个爆款的公益产品，对孩子们切实有用。举一个例子，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我们曾经在两年前做过一个梳理，有五大类，三十个第二级分类，最后大概将近一百多个所谓标签式的问题。梳理完之后，我发现其实用我们的力量是搞不定这么多事情的。现在其实就回归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有70 %的孩子心理问题是由于自尊自信缺失导致的，那我将来不做太多的事情，就用100 %的精力去做这一件事儿，去解决这一个问题，能把这个问题搞定，击穿，我不仅能获得70 %的胜利，而且从中获得的经验、能力、灵感、伙伴，也会使得剩下30 %的问题解决起来变得更容易、更简单。
仲伟志搜神记：今年是你们第四次发布《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了，四年，一个大学本科应该毕业了，谈谈你的心得？
刘新宇：最大的心得就是“不研究，勿公益”！怎么说呢？其实做白皮书完全是个被逼出来的决定。那是2014年，我们在公益里已经摸爬滚打了一段时间，但是越做心里越不踏实，我们是做心理干预的，不像其他送书包、送餐、盖学校的公益，心理问题看不见摸不着，而且有技术门槛。就拿一件事来说，给孩子讲心理故事，你怎么判断这个故事比那个故事的效果好？你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用多高的频率讲故事？还有没有比讲故事更好的干预手段？这些问题在初期大家追捧我们的潮水退去之后，全暴露出来了。那我就去找专家啊，翻文献啊，可是我没想到，留守儿童这样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热度如此之高的问题，竟然缺乏系统的研究，我们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在荒原上踩下的第一个脚印，完全无所适从。
那怎么办啊，总不能胡来。没办法，别人不弄，那我们自己来吧。于是在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情况下，近乎是强行启动。当时也是命运，我们本来计划5月份发布，但调查进度慢了，拖到6月，就在我们发布会前一周，毕节出了四个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杀的惨剧，而且你如果还记得的话，就知道关于这个事件，媒体报道出现了大反转。9号晚上出的事，第二天有媒体就说，妈妈几年前失联，爸爸在外打工多年不归，孩子们每天只能吃玉米，意思是孩子们是因为生活无着，忍受不了穷困，绝望自杀；可是马上就有媒体发现，不对啊，孩子的父亲虽然多年没有回家，但生活费每月700还是基本能按时寄，警察在屋内发现，存折上还有2000多块钱，米缸里也有米，房梁上还有肉——孩子们不是因为没钱活不下去了，是因为缺乏爱、缺乏关注、缺乏陪伴导致的心理上的绝望而自杀。这一颠覆性认知给民众带去的冲击空前巨大，恰巧一周后我们的白皮书聚焦的就是“心灵”问题，所以一下子给了各界的势能一个宣泄出口。于是，全球有近千家媒体都参与报道，仅微信公号覆盖的人群就达到了创纪录的9000万，什么腾讯的新闻弹窗、百度的置顶新闻，我们白皮书都摆上了醒目位置，当时要是用“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去搜百度得到的条目，占用“留守儿童”去搜的14 %。
我们也没想到，所以我说很多时候都是遭遇战。但这其实不是我最受鼓舞的，我们从做白皮书这件事上得到的最大的激励，是我们越来越感到踏实。2015年我们第一次发布白皮书之前，小小的“上学路上”有13个项目同时操作，看到白皮书结论，我们一评估，砍掉了11个，就剩下两个，为什么，没效果啊，别浪费有限的资金和精力了。我们有个资助者，特别喜欢一个被我砍掉的项目，特地打电话说，别啊，那个项目多好啊！我说，我也知道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孩子们亲眼看外国的叔叔阿姨艺术家吹拉弹唱也很高兴，但是心理干预讲究的是持续性，我没办法天天拉着这个乐队去乡村给孩子演出啊，没效果的工，恕不奉陪了。
这是做减法，加法也有，2015年白皮书发现有260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接不到父母一个电话，不是因为没电话或者电话费，他们都能按月寄钱，但就是不打电话，为什么，觉得没用啊，没得聊啊。但你想想孩子什么感受？所以去年的白皮书我们发现有10 %的孩子在“你父亲或母亲是否在这个月去世”那栏里选择“是”！可怕啊，中国人口自然死亡率是千分之七，这差出一个量级了吧；死亡年龄分布是0~100岁，而留守儿童的爸妈年龄区间也就20来岁，这又一个量级；还有一年12个月，我们问的是“当月”，这又差出12倍——所以这个结果肯定是假的，那么孩子为什么造假？为什么让自己父母“被死亡”？原因就是——怨恨心态。你把我抛在老家，几年不回，连个电话都不打，我跟没父母的孤儿有什么区别！那就当你们死了吧！至少开个玩笑让你们死了吧！
于是，我们马上启动一个新的项目方向——“父母教育”，留守儿童的问题不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干预儿童，也要教育父母，应该双管齐下。这个道理揭示出来简单，但可惜的是很多做留守儿童工作的到今天还不明白。
说说今年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明确了两条影响孩子心理状态的路径，一个是“核心自我评价”，另外一个是“父母联系”。第一个是个专业词，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自尊自信。我们过去的故事疗法只是提升自尊自信的千万种方法中之一，有一次去河南做调研，就碰到两个孩子，典型的留守儿童，学习也不好，家庭条件也差，但从量表上看心理状态挺好的，就是奇怪啊，所以就找他们聊，聊着聊着，其中一位就说，我喜欢打乒乓球，我是我们学校最厉害的，只有那个谁谁谁能跟我打几拍，其余都不行！而他说的那个谁谁谁，恰恰就是另外一位。由此看来，不管你是跑得快、跳得高，还是会唱歌、跳舞、画画、表演、下棋……只要能够有助提升孩子自尊自信的办法，其实都可以用于帮助留守儿童啊。那一下这条路就陡然宽多了！这就是研究的力量，这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另外一条路就是让父母多跟孩子联系啊，其实原来我们做模型的时候，除了“联系”外还有“见面”，但后来从数据一看，傻了，见面基本没用，母亲的还好点，但同联系——比如打电话——相比效果天上地下。这个结论听上去跟常识不符吧，我都和你见面了，怎么可能比不上打电话啊。我只能说数据如此，电话都打不好，不愿意打，见面的质量也高不了，甚至还会有冲突。所以我说，常回家看看，如果就是“看看”，我看还不如多给孩子打电话。这里我又要说有些人不爱听的话了，那些什么留守儿童夏令营，根据这个结论恐怕就需要重新评估了，短暂的相聚，解决不了问题啊。有这个钱这些资源，还不如搞个父母学院，从道理和技术上让父母们懂得打电话、会打电话、爱打电话，这才是高效的方案。
中国每年在留守儿童帮扶上的资金数以亿计，如果都是跟着感觉走，拍脑袋决策，不考虑孩子们的真实需求，而是自嗨自爽，无的放矢，那会浪费多少宝贵的帮扶资源！因此我说“不研究，勿公益”，这不光是我们白皮书给我们自己的启示，同时也应该是给留守儿童帮扶行业、给中国公益界的启示。
▲ 2016 年，第一所小雨点广播站在北京首都机场附近的一所农民工子女小学开播（学校已经关停），现在已发展成为覆盖全国 500 所小学、15 万孩子的乡村校园广播平台
▲ 2018 年六一前，上学路上邀请100位各界名人录制365个自信故事，制成新版故事盒子，这个活动就是“故事嘉年华”。所有嘉宾和工作人员都会扮成小丑。而刘新宇每次到学校里去见那些孩子，则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杂耍艺人”，这样他就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让这些平时缺少关注和温暖的孩子们笑起来。他说，这是对他最大的激励、最大的回报
本期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刘新宇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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