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交行的30年金融改革试验|四十年再出发·金融②

交通银行在“江山各归其主”的中国银行业经营格局中撕开一条口子,趟出了一条后期被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广泛借鉴的“蹊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987年4月1日,在紧邻外滩、素有银行街之称的江西中路上,门牌号为200的一栋6层古典主义建筑重焕光辉。原上海金城银行大楼恢复了它建造之初的金融功能,而试图重新演绎“东方华尔街”传奇的这家金融机构,则是从清末就已开办的一家银行。

1987年,上海市江西中路200号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沉寂许久的交通银行如涅槃凤凰,以中国第一家全国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形象重回金融赛场,打破了当时专业银行垄断的市场格局。

如今,110周岁的交通银行已成长为资产总额超9万亿、净利润超700亿的银行业巨擘。回首这家百年老店一路走来的金融改革风雨,在穿越历史沧桑巨变之后,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值得铭记。

1、重回金融赛场

风雨如磐的1908年,清政府内外交困。交通银行以官股四成、商股六成,总资本1000万两白银筹建,成为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银行。

1919年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接管了外滩14号原德华银行大楼。来源:交通银行博物馆

1950年代,因当时中国金融体制的变化,交通银行除香港分行继续营业外,内地行的业务分别并入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和在交通银行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现称中国建设银行)。

斗转星移。1980年代中期,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被经济发展的狂潮推上浪尖。当时的金融领域是由四家专业银行和一家保险公司垄断的,为了打破这个垄断局面,一场改革势在必行。

沉寂许久的交通银行也重回金融赛场。

1984年下半年,在上海市委组织的上海经济战略讨论会上,经济学家徐雪寒提出,应当有一个专门属于上海、支持上海发展的银行。“1949年以前,上海是远东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大大小小的银行,外资银行、中国本国的银行,都在上海开设机构。”他说,“现在要发展经济,上海必须要有银行。”

据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顾树桢回忆,徐雪寒的提议得到了与会多数人赞同。正是因为他的力主,使重建交行的步伐加快。

国务院领导在会上作出指示,要建立一家新的全国性银行,这家银行要与当时的四大行平起平坐,与四大专业银行一样是全国性的,要把总行设在上海,可以进行对外、对内、长期的、短期的银行业务。

由此,新交通银行轮廓渐渐清晰。

据交通银行原副董事长陈恒平回忆,考虑到银行需要历史沉淀和信誉,最后选择了重建交通银行的方案。这样一来,具体操作也非常简便,因为当时交通银行的总管理处还留在北京,由中国银行代管,没有业务,只要发一个公告,搬到上海重新营业即可。

最终,经过多方讨论,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失踪”的交通银行,却在机缘巧合中,再次被选择,成为这一时代任务的“接单人”。

1985年7月,上海市委下决心成立了筹备工作四人小组,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顾树桢任交通银行筹备组组长、时任市政府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的陈恒平、时任财政局副局长的余瑾和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副行长龚浩成任筹备组副组长。

但是交行的重组开业仍旧困难重重,摆在筹备组面前的主要有两大难题。

一是专业银行的强烈反对。

当时国内市场已被四大专业银行瓜分殆尽,他们担心交通银行会引起新一轮的业务范围划分,跟专业银行因业务交叉从而产生竞争。

反对归反对,1986年7月24日,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这份国发[1986]81号文指出,重建交通银行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需要,交通银行是和其他专业银行平行的全国性综合银行,业务范围不受现有专业银行分工的限制,并可在全国内外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处。

国发[1986]81号文

二是资本金的限制。

顾树桢回忆称,当时筹备组去财政部商谈此事,国家只能拿出10亿元的资本金,这显然远远不够。直至时任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刘鸿儒提议建立多级法人制度,问题才迎刃而解。

经过反复磋商,交行最终采用了两级法人的基本管理制度,即在地方政府、企业和中央共同出资组建分支机构的股份制形式下,总管理处与分行均为独立法人,实行两级管理。总管理处实行统一领导,各分支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外业务由总管理处集中管理。

1987年4月1日,重组的交行正式对外营业,位于江西中路200号的原上海金城银行大楼恢复了它本来的金融功能,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失踪”的交行如涅槃的凤凰,以中国第一家全国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形象重回金融赛场。

中国人民银行1987年3月14颁布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重组后的交行如同一条“鲇鱼”放活在中国与上海的新时期新发展当中。

1994年,飞速发展的交通银行已成为中国第五大银行,按资产规模在全球银行中位居第191位,成为一家在国内外都具有影响力的大型商业银行。

但大规模扩张带来了交行的迅速发展,也让两级法人的弊端暴露无遗。

不可否认的是,两级法人体制在成立之初,极大地激发地方政府和企业筹办交通银行的热情。对地方政府来说,两级法人体制有利于银行为资金短缺的地方经济提供更多“血液”;对参股企业来说,极其优惠的分配方式可带来可期的盈利前景。因此地方政府和企业把交行作为自己的“亲儿子”,在人、财、物上都给予大力支持,促进了交行的迅猛发展。

当时负责机构设置的副董事长潘其昌回忆道:“我们只用了两到三年的时间,就在全国一些主要的经济发达城市都建立了交通银行,那是很快的,如果靠行政命令下去是不稀奇的,但我们是一家一家自己去发展的。”他认为,这多半源于两级法人的催化效果。

“两级法人是我们的教训。现在如果再让我做,我就不图快,慢慢做。”二十年后,曾亲身推动交行重组的刘鸿儒提起两级法人,如此评价。

多个利益主体和管理主体的并存,必然带来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弊端。1993年《公司法》的颁布和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倒逼交行于1994年完成法人体制改革。

1994年4月17日,交通银行董事会批准实施《交通银行折股实施细则》,将交行各分支行原有的股权,按照1:1.25的比率折算成新的交通银行股份。折股后,股东按新股份所占有比例分享股东权益。

1994年7月12日,交通银行召开股东大会

同年7月12日,交通银行股东大会通过了新的《交通银行章程》。新章程规定,“交通银行行长为交通银行法定代表人,各分支行行长经交通银行行长授权,作为交通银行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承担相应的责任”。从此,交行完成由多个法人到一个法人的根本性变革。

2、“财务重组—引资—上市”三步曲

从计划经济中冲杀出来的交通银行,身上也披带了许多体制中的痕迹和桎梏。在与四大国有银行统一监管的模式下,交行的改革优势逐渐丧失。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中国银行业的内在隐患及其严重性凸显。

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针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发了2700亿特别国债,用以补充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同时又对四大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总共剥离了1万多亿的不良资产。

交行并没能享受到这些待遇。据交通银行办公室原主任周兴文回忆,虽然交行多次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但是中央有关部门认为,这个措施主要是国家拿钱来消化一部分不良资产,并补充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而交通银行已经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它不是单一的国有独资银行,所以这个政策很难惠及交通银行”。

在最为艰难的1999年,交行不良资产达584亿元,占比达22.1%,上市成为其上上之选。不过,交行上市之路可谓一波三折,具有传奇色彩。

1999年12月,交行向人行上报《拟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请示》,人行最终建议交行引进外资参股。此后两年间,交行上市的愿望在不断努力中反复遭遇挫败,并最终随着时任行长王明权的调任而暂时搁浅。

随后,交通银行改变策略,加紧内部制度改革和财务重组工作。2002年,交行聘请高盛作为重组顾问。同年6月,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交通银行引入两名外资股东,同时规定所占外资控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15%。据当时媒体报道,在交行总行的14层,一块新的英文牌子“overseas capital raising office”醒目地出现在楼道上,这就是后来每每为媒体称引的“引资办”。

在2002年一整年中,屡屡传来“交行引资方案已成定局”的消息,然而始终是“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就这样一直到了2003年,交行开始上报国务院,寻求包括人事、注资、工资诸多方面的政策支持。

这一年,外资对入股中国商业银行开始表现出比较浓厚的兴趣。

当时的交行先后与若干有投资意向的外资银行进行“双向选择”。用主导参与引资全过程的交行现任董事长彭纯的话说,交行“谈了无数家,选了无数家”。

2003年3月,交行和汇丰银行相互“看对眼”,签下排他性谈判协议,并于2003年底锁定汇丰作为战略投资者。

2003年8月,交行向国务院上报《深化股份制改革整体方案》。这套全面而务实的市场化整体改革方案,后来被广为流传。具有标本价值的“财务重组—引资—上市”三步曲,把交行这家股份制银行推上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平台,并直接推动了一种新的改革模式生成,成为其他国有银行改革的模板。

随后在很短时间内,交通银行清理和处置了数百亿不良资产,又通过发行次级债、社保基金入股、财政部和老股东增资等,迅速完成了财务重组。而引资和重组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这期间,交行和汇丰的谈判之路非常焦灼,在价格、权益、业务等诉求上面临分歧,持续了一年有余。

谈判时,西方舆论曾称中国银行业为“技术性破产”,质疑汇丰何以用144.6亿元人民币换取坏账高企的交行19.9%股权。双方中间几度接近谈崩,而后在分手的临界点前又峰回路转。

彭纯此前在接受媒体时曾透露,某次在即将谈判破裂时,两家银行的董事长在王府井一个饭店吃饭,一句“我们着眼于百年”的共识,最终促成了这段美好姻缘,也体现了双方的战略眼光和智慧。

2004年8月6日,汇丰银行宣布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名义与交通银行签署入股协议。汇丰银行以每股1.86元入股,持有77.75亿股交行股份,占该行增资扩股后19.9%,共计人民币144.61亿元,折合17.47亿美元。入股后汇丰将成为继财政部之后交行第二大股东。

2004年8月6日,汇丰银行在北京与交通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随后,交行开启港沪两地上市之路。

2005年6月23日,代码为3328的交通银行股票以2.8港元开盘。交行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为后续国有银行上市开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2007年5月15日,交行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第十家A股上市银行,标志着交行顺利完成了从H股到A股的回归。

作为第一家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的大型商业银行,第一家在境外公开上市的内地商业银行,交通银行趟出了一条后期被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广泛借鉴的“蹊径”。

3、新一轮改革

完成财务重组-引资-上市”的“三级跳”后,交行轻装上阵,公司治理结构已逐步完善。

这家拥有110年历史的百年老店,一路秉持稳健经营、改革基因,成长为资产总额超9万亿,净利润超700亿,净资产超千亿美元的银行业巨擘。

在外界看来,如今的交行具有两大鲜明标签。

第一个是“两化一行”战略,即“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

自2009年提出该战略以来,在国际化方面,交行全球网络进一步延伸,其海外行已在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1家境外银行机构,境外营业网点达到65个,覆盖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其中,香港、东京、新加坡3家分行资产规模超过百亿美元,香港分行继续发挥着海外行的“领头羊”作用。

同时,交行的综合化经营版图持续扩张。

2017年5月19日,交银国际上市

旗下子公司交银国际2017年5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成为首家在港上市的中资银行系券商。交银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成功筹建,则为综合化经营再添利器。另外,作为国家批准成立的首批五家试点金融租赁公司之一,交银租赁各项核心业务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2017年,交行境外银行机构和子公司资产总额较年初增长15.38%,在集团总资产中占比为14.18%;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3.52%,在集团净利润中占比为13.27%。

第二个标签是“深改样本”。2015年6月,国务院批准同意《交通银行深化改革方案》,交通银行成为首家深化改革试点行,又一次担当起金融改革试验田的艰巨任务。

获批的深化改革方案共有12条措施,包括改善股权结构、引入民营资本,建立管理层和员工持股机制,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深化内部经营机制和薪酬制度改革等。

在2018年3月举行的业绩会上,董事长彭纯表示,交行适应市场变化,着眼改革、立足创新,专注打造“两化领跑、双轮驱动、双线加力”的差异化经营特色,不断提升利润增长的内生动力。

目前,在“分行制+事业部制”的“双轮驱动”经营模式下,交行深改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并已经释放出改革红利。

其中,事业部制改革成效显著。2017年,托管、信用卡、市场、资管、贵金属、票据等六大事业部利润中心税前拨备前利润同比增长14.88%,已成为集团利润的重要增长极。信用卡中心作为集团成立最早的事业部制利润中心,全年新增信用卡活户破千万大关,利润同比增长17%,非利息收入同比增长42%。

如今,商业银行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息差进一步压缩;互联网金融持续削弱银行传统支付与借贷业务优势;金融科技成为银行构建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彭纯说:“‘线上+线下’一体化协同服务,是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优势所在,是交行拥抱市场、贴近客户的主动变革。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交行将充分发挥传统线下业务的比较优势,推动FinTech和业务深度融合,打造直面市场、直面客户、全渠道、立体化的营销服务体系,为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客户提供强大支撑。”

下一阶段,交行“深改”将重心下沉、面向基层,推动改革举措在基层落地,重点在考核分配、人事薪酬、经营机构转型、产品创新方面,充分发挥基层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把改革措施体现到经营业绩中去。

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许多相关政策已经相继落地,将进一步增加我国金融市场的活力。

交行一路走来,可谓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亲身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

2004年,交行引进汇丰作为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国有五大行中第一家成功引进外资。汇丰迄今为止从未减持交行股份,还多次参与交行上市后历次股权再融资计划。十多年来,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打造利益共同体,可以说合作越来越深,成绩越来越多。双方在“1+1”全球金融服务、海外市场业务、公司金融、个人金融业务实现了全方位合作。未来,双方还将在“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领域探索高水平合作关系。

8月23日,银保监会发布通知称,为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取消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资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决定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废止《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对三部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未来还将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这不禁让人产生猜想:入股交行已有14年的汇丰银行是否会增持股份?未来会有什么变化?

交行行长任德奇在半年报业绩会上表示,十分关注银保监会关于取消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股比限制以及诸多金融对外开放政策,交通银行对此持开放的态度。

​​​​交行董事会秘书顾生也表示:“对于外资投资交行,只要符合有关政策和条件,我们始终表示欢迎。关于汇丰增持交行,主要取决于汇丰的考量和决策。”

有着110年历史的交通银行,正在踏上新的征程。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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