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新书推荐】前夜无止无休 孤寂如同天命

《鞑靼人沙漠》这部小说为作家迪诺·布扎蒂赢得了“意大利的卡夫卡”的美誉，实际上，他完成这部作品时仅有33岁。1928年，刚刚毕业于米兰大学的迪诺·布扎蒂为一家报纸工作，担任记者和编辑。报纸单调乏味的夜班工作让他感受到了“时间在流逝”，布扎蒂经常想，这种单调乏味的日子会永无休止，白白耗尽自己的生命。“这是大多数人非常共通的感受，特别是你发现自己沉沦于城市中的上下班日程之时。而将这种经历转换为虚构的军事世界，就几乎是我本能的决定。”于是，《鞑靼人沙漠》便让这个虚构的军事世界成型了。在故事的开头，晋升为中尉的乔瓦尼·德罗戈离开城市，前往他服役的第一个地点巴斯蒂亚尼城堡。渴望建功立业的他，每天都在期待某天敌军会进攻，可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漫长等待中，鞑靼人始终不见踪影。德罗戈就这样在城堡里等待了整整三十年，在战争终于即将打响时，他也已经垂垂老矣，被遣返回乡。对于布扎蒂来说，这部小说中的“沙漠”是在报社这一“城堡”中的生活所构成的历史，孤寂就是那里的习性和天命。

这部作品曾经受到博尔赫斯、库切等作家的推崇，博尔赫斯指出，布扎蒂采用了无止境的甚至是无限的延缓手法，写了一个“前夜”的故事，这是一个可怕又一定会到来的大搏斗的前夜：荒漠空无一人，英雄正等着人群出现。在中国，《鞑靼人沙漠》曾经在2009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为了本次再版，译者刘儒庭进行了校对与修改。在他眼中，《鞑靼人沙漠》故事十分简单，语言也平平常常，读起来甚至有些沉闷。年轻时好像时间流逝很慢，老年期却突然来临。乔瓦尼·德罗戈耗费生命，期待某种事情发生，却一直是白白等待，小说显示出了“信念与努力在荒诞的现实面前轻飘无力”。

废柴、葛优躺、佛系青年……丧文化正在影响着中国的年轻人。其实，邻邦日本早就出现了“干物女”、“食草男”这样的低欲望物种。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在副标题为“‘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的《低欲望社会》一书中，他感叹道：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无论物价如何降低，消费无法得到刺激；经济没有明显增长，银行信贷利率一再调低，而30岁前购房人数依然逐年下降；年轻人对于买车几乎没有兴趣，奢侈品消费被嗤之以鼻；宅文化盛行，一日三餐能打发就行。日本已经陷入“低欲望社会”。

其实，“低欲望”的并不仅限于年轻人，老年人也是这样，他们虽然有房有车，但是对未来缺乏安全感。随着低欲望社会的出现，大前研一看到，支配20世纪世界的经济秩序已不再适用21世纪的日本经济，大肆挥舞过去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学者们的想法与这个世界渐行渐远。他指出，安倍经济学（货币、财政、消费和投资）的政策过于老旧、缺乏吸引力，且行政流程老旧、缺乏活力。他也并不是要指责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而是试图指出应该如何应对欲望低迷、人力不足、经济萎靡的问题。大前研一指出，可以以奥运为时机进行都市再开发，增加青壮年人口，也可以利用政策吸引外商投资、改善移民条件等等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机械工业出版社推出的《低欲望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之道》虽然也是大前研一的作品，但其日文版标题并非“低欲望社会”，内容也更多是偏重老龄社会的对策，真正名为“低欲望社会”的作品其实是这本《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

《迟来的告白：我和我妈妈》

《日常对话》是导演、作家黄惠侦历时18年完成的纪录长片，曾获得柏林影展泰迪熊奖以及台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迟来的告白：我和我妈妈》则是这部纪录片的文字版。黄惠侦和母亲虽然生活在相同的空间里，但几十年来就像是同个屋檐下的陌生人，没有嘘寒问暖、没有母女间的心里话，唯一的交集就是母亲为她准备的吃食。从小，黄惠侦就觉得自己家庭不正常，母亲从事丧葬业这种底层职业，还是一个女同性恋者，是一个“怪胎”。身为油漆工的父亲不仅对母亲家暴，更曾对黄惠侦有过性侵。母亲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丈夫，东躲西藏，后来才渐渐安顿下来。可是，对母亲“为什么没有好好保护我”的责备，一直是两人关系很僵的原因。

《日常对话》虽然是私人的、家庭的故事，但也切中了多个社会议题，涉及性侵、家庭暴力、原生家庭、同性恋平权等等，可是黄惠侦坚持说自己片中最重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流。她曾经跟着《日常对话》去往世界的各个地方，柏林、巴黎、纽约、曼谷、吉隆坡、首尔，发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常常提出极为相似的问题，他们关注的都是家与家人、爱的艰难、沟通的困顿、和解的不易。她也进一步发现，不仅仅是爱，就连伤痛也是跨越国界的，她希望观众和读者能够通过她的影像和文字，正视自己曾经遭受的痛苦。“看见自己的伤口，看见自己为何跨不过去，看见自己所遭遇的那些并非全无意义，看见自己，其实还有修复自己的能力。”

《平常的恶》

残忍、背叛、虚伪、势利，这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见到的恶行，也就是“平常的恶”。这些恶行常常出现在私人领域，可是也会对公共领域产生影响。政治思想家一般以善或正义为核心概念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可是本书作者、美国政治理论家朱迪丝·N.施克莱（Judith N. Shklar，1928-1992）关注的却是恶与不正义。在本书当中，朱迪丝认为，残忍是首要之恶，而自由主义是避免至恶的良方，对残忍行为的恐惧是自由主义的情感基础，所以她的自由主义常常也被称作“恐惧的自由主义”。

从印度独立开始，打破封闭的措施和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让印度打开了国门，开放给全世界的产品、媒体和资本。英国印度裔小说家及专栏作家拉纳·达斯古普塔（Rana Dasgupta）到德里的时候，这里已经历了十年由1991年“自由化”带来的变化，但在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人们依然生活在一种老式的时光里。然而，一场大规模的拆除重建运动发生了：几十万的穷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留下的空地被用于建造商厦和公寓，不少穷人在自己的城市里成了难民，而工薪阶层的生活也更加动荡，最富有的人获取了大量财富和资源。“金钱统治着这个地方，我们周围所见的新兴生活方式是一种对于西方社会生活方式无聊而拙劣的复制：办公街区、公寓街区、商厦，还有所有周围的建筑，数以百万计的人从未进去过，也许除了作为清洁工进去拖地，”达斯古普塔称。

在德里生活了十多年的达斯古普塔决定记录下印度自由市场革命及其意外后果，记录下这个正在全球化的社会所经历的痛苦。这本书中有他的观察和对德里居民的采访：德里的财富和名门望族，说英语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场景，甚至也留下了与毒贩子的访谈……在他的笔下，德里这座城市满是伤痕，充满了腐败和暴力，日常生活被深深扭曲。但它并非一个孤例，德里正是被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席卷、被金钱资本淹没的众多城市之一。

《日本设计六十年：1950-2010》

内田繁是日本第一位获得紫授褒章（紫授褒章是以日本天皇的名义，赐予“在学术或艺术上有卓著的发明、改良或创作的人”）的设计师，他几乎参与和见证了战后六十年来日本设计的全部进程。因此，在写作《日本设计六十年》一书时，内田繁常常可以用自己参与战后日本与设计相关的众多事件的切身体验来作为例子。同时，他本身是一个多产的设计师，涉及包括家具设计、工业设计、室内设计在内的各个领域，在本书中，他不仅选择了对后世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或作品，也尽量囊括更多的领域；他写作的并非每个领域的纵向历史，而更加注重每个时代中设计在各个领域之间的横向联系。

日本设计在战后启程，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工业化社会走向信息化社会的进程中迅速发展，到80年代经济泡沫时代变得更加多样、走向世界，到如今的环境时代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内田繁在梳理战后日本设计史的同时，也剖析了从老一辈设计师胜见胜、柳宗理、龟仓雄策，到当今享誉世界的山本耀司、川久保玲、三宅一生等人是如何通过设计改变潮流的，探索了丰田、索尼、东芝、MUJI等企业是如何通过设计发展自身的，附录部分更是对近500位日本设计师做了简介和索引。内田繁想要通过本书回顾日本固有的文化，探索日本设计的精神内核，重建生活的结构与核心骨架。

“第一餐盘”指的是一块七盎司的牛排佐以小分量的蔬菜，代表着早起以肉食为主的饮食文化。“第二餐盘”与“第一餐盘”的食物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其不同之处在于，牛肉是草原畜牧放养的健康牛肉，蔬菜是本地生产的，这代表了加上“从产地到餐桌”的概念的现行饮食文化，它无论是对地球生态、对动物福祉还是对人体健康都更为有利。不过，人们依然会按照过去的饮食习惯决定各种农作物的土地使用面积和耕作方式，难以实现永续发展。于是，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第三餐盘”的概念，在这里，主食变成了红萝卜，牛排被熬成酱汁，只是一种调味。丹·巴伯认为这代表了未来的饮食文化，让人们通过改变食材的生产方式和比例，介入食物生产链，重新设计对环境和对人类最有利的饮食。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和健康食物的交汇，就是“第三餐盘”想要实现的理念。

本书作者丹·巴伯是美国著名厨师，被誉为厨师界的哲学家。他在曼哈顿西村经营着一家蓝丘餐厅，践行着他在《第三餐盘》里提及的饮食和生态理念。通过这本把烹饪哲学、农场耕种历史和旅行日记结合在一起的作品，我们可以跟随着这位主厨去拜访美国及美国以外的厨师、农夫、畜牧业经营者、环境科学家和营养专家，了解“第三餐盘”这样前沿性的饮食伦理为什么受到众多人士的欢迎。

今年9月24日，英国数学家、89岁的阿蒂亚爵士（Sir Michael Francis Atiyah）完成了他全球瞩目的黎曼猜想证明演讲。他提出了可以证明猜想的“简单思路”，利用一个简单的反证法，就可以证明159年来无人能攻克的黎曼猜想。现场听众报以10多秒的掌声，但会后一分钟人们陷入了沉默和尴尬。有同行在网上表示，他的证明是“甚至不能算是个错误”。阿蒂亚爵士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声称解决了这一难题的数学家，实际上，无数人曾试图证明黎曼猜想，每隔几年就会有人宣称自己证明了黎曼猜想，但结果都失败了。

美国数学家休·蒙哥马利曾说，“假如有一个魔鬼， 引诱数学家用自己的灵魂来换取一个定理的证明，多数数学家想要换取的， 我想会是黎曼猜想。 ”黎曼猜想始于黎曼在1859年的一篇文章，历史比费马大定理与哥德巴赫猜想要短得多，而且不像这两个问题那样容易被大众理解清楚，常常，想要理解黎曼猜想的含义，必须要参见数学专业著作与文献。但它又十分重要：美国的克莱数学研究所公布的七大千禧年数学难题，每个悬赏一百万美金，黎曼猜想名列第一。黎曼猜想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自身，它成为数学中第一重要的问题，更是因为数学家们已经在假定它成立的情况下，从它推出了成百上千条定理，涉及许多领域。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博士、科普作家卢昌海，将他在八年多时间里写的关于黎曼猜想的专题文章集结成册，构成了《黎曼猜想漫谈：一场攀登数学高峰的天才盛宴》一书。他在书中讲述了在黎曼猜想提出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里，曾经致力于证明或者运用这一猜想的数学家的贡献与生平，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情况。其中既有严谨的数学阐释，也有有趣的传记和历史文章。即使是看不懂数学公式的文科生，也能从中读出数学史跌宕起伏的故事，一窥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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