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热”观察:博物馆如何用文物讲故事?

从《国家宝藏》到“文物戏精”,利用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曾经高冷的博物馆似乎变得越来越“接地气”。与此同时,“让文物活起来”的种种举措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

在《国家宝藏》中,周冬雨作为良渚玉琮的“守护人”演绎了玉琮的“前世传奇”。

从“精致的猪猪女孩”沉迷于用故宫胶带装饰大牌口红,到文物表情包和短视频在社交网络上病毒式传播,不知不觉间,曾经高冷的博物馆似乎变得越来越“接地气”了。 

继《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后,2017年年底,文博题材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的播出,更是近年来这股“博物馆热”的一大现象级事件。在24岁以下用户占总用户数75%的视频网站Bilibili上,《国家宝藏》的正片单集点击量达到了两三百万,全片累积点击量为1700万。 在明星“国宝守护人”引起粉丝热议的同时,一批珍贵文物的“前世今生故事”也让观众津津乐道——《国家宝藏》的超高关注度,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对文物和博物馆的兴趣日益高涨。

根据文化部的数据,中国博物馆的参观量已经从2014年的7亿人次,增加到2017年的9亿人次。从2008年到2017年,南京博物院的年参观人数从65万增长至近330万人;2018年春节假期期间,辽宁省博物馆的参观人数较去年同期上涨约10%,平均每天约6000-7000人次;在2004年免费开放前,浙江省博物馆年观众量在18万人次左右,免费开放后年观众量已超过了100万人次。登上《国家宝藏》节目的多个博物馆馆长表示,30岁以下的参观人群比例已经达到七成左右。 

当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人们对文化素养的诉求随之攀升,传统的博物馆也正在迎来春天。另一方面,“让文物活起来”的种种举措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如何摆脱固有的学究气、通过文物“讲故事”加强知识传播,让原本对文物和博物馆没什么兴趣的观众爱上参观博物馆,正是当下许多博物馆正在积极探索的方向。

然而,这波经由互联网传播推波助澜的“博物馆热”仍然隐藏着诸多问题:博物馆是否真的做到了对文物进行深入解读,让观众在感叹“美”和“值钱”之余有了更深的体会?强调参与互动是否真的为观众创造了新的智识价值而非仅仅只是迎合大众趣味?与电视台、社交媒体等外部机构合作宣传文物是否存在“过度娱乐化”的危险?

多元的观众群带来了多样化的观展需求。在“让文物讲故事”、更好地履行教育职能上,博物馆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开始改变思路

“现在不少博物馆仍重保管和研究,仍然不会讲故事,在创新方式上,有形式但没有内容,花架子做了不少。‘让文物活起来’肯定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否则博物馆会越来越不受欢迎,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陆建松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时表示。 

据陆建松介绍,1980年代前,中国博物馆的工作重心是收藏研究。到了1980年代中期,上海博物馆出国考察后发现,国外博物馆强调的是展览和知识传播。此后,以上博为代表的中国博物馆开始转变思路,工作重心向展览靠拢。 

1997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了“陈列展览精品工程”,并开展“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活动。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第7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博物馆条例》,将博物馆的三大目的做了次序调整,从过去的“研究、教育和欣赏”,调整成了现在的“教育、研究和欣赏”,将教育功能提到首位。 

然而展览难以吸引观众的情况仍然长期存在,更罔论起到教育作用。在陆建松看来,中国博物馆每年的展览数量貌似不少,但整体水平不好,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学术味太浓,难以引起大众的兴趣,即使去参观了展览,也很难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陆建松认为,国内博物馆和国外知名博物馆相比有落后之处,究其原因有三点:在常规展览之外缺乏临展和特展;拓展性教育活动不足;不重视用互联网等各种媒介进行知识传播。在最后一点上,他认为《国家宝藏》通过电视媒介讲述文物的“前世传奇、今生故事”的创新方向值得肯定。 

《国家宝藏》制片人、总导演于蕾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表示,节目组的初心是做一档文化普及类的节目,让原本觉得博物馆和文物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普通大众觉得走进博物馆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由故宫博物院牵头,9大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合作在节目中向观众介绍了27件国宝级文物,引起了观众的热烈讨论。于蕾说,节目杀青时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曾感慨道:在文博界大家有一个共识,博物馆是存放人类文明见证物的地方,对于中国的博物馆来说,我们存放的就是中华文明的见证物,我们之前都知道这一点,但没有认真思考过到底怎么讲中国故事。 

《国家宝藏》
吕逸涛、于蕾主编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出品
2018年1月 中信出版集团

博物馆要怎样讲中国故事?在陆建松看来,这里涉及到三个技术层面的内容:挖掘内涵、做好“编剧”、运用恰当的形式。 

河姆渡的猪:用研究成果“讲故事”

对于在浙江省博物馆从事策展工作多年的倪毅来说,《国家宝藏》的超高热度令她感到惊讶——自节目播出后,大批观众前往浙博武林馆观赏那三件上了节目的“国宝”——也令她反思了以往博物馆的展陈方式:“这个节目的效果非常好,反过来也说明我们这些展品,在展厅里放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人太多地注意它们,说明我们之前的宣传还是过于狭窄了一点。”  

浙江省博物馆“彩凤鸣岐”琴亮相了《国家宝藏》

“其实文物没有什么大家想象中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像越王勾践这种故事毕竟是少数。我们所谓的故事就是你要让观众清楚地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有过什么经历;所谓的故事就是你怎么样把你的研究成果用一种展览语言告诉大家。”对于通过《国家宝藏》节目而逐渐深入人心的理念“让文物讲故事”,倪毅是这样理解的。  

倪毅于2005年加入浙博,她注意到,国内博物馆的展陈近年来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大约十年前,博物馆的主流展陈方式就是很简单地把展品陈列出来,展柜里上下两层摆满展品,按照传统通史顺序排列,文物本身的背景介绍较少。这样的展陈方式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信息量很大,却难以令人集中注意力。  

2009年前后,浙江地区的新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新建的博物馆大多缺乏展品,又希望吸引观众,于是将大量多媒体科技装置引入展厅,采用场景再现演绎的方式解说。事后回头去看,倪毅认为这样的展陈方式既耗预算,又容易过时,更重要的是容易丧失博物馆解说的专业性。她指出,良渚博物院在改陈前做的一个王和王后视察的场景就有想象的成分在,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不够严谨客观。 

倪毅告诉界面文化,自她开始工作到现在,浙博展陈模式的升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映了国内博物馆的发展趋势,即越来越强调梳理文物最新的考古研究,挖掘文物内涵,在研究基础之上找到恰当的展览主题。与此同时,展览文本的撰写也越来越强调雅俗共赏。倪毅表示,博物馆的展览面临着两个不同的观众群体:一类是专业观众,他们无需过多依赖展览解说,纯粹就是来看文物的;另一类是普通观众,他们需要各种措施来辅助理解展览,比如志愿者讲解、文物信息说明或语音导览。对于策展人来说,展览设计应该更多照顾考虑到后者的需求,“一个是宣传上要找到普通观众比较能接受的点;另一个是在展览语言上对专业内容的阐释要变得更亲切一点。” 

今年6月开展的“越地宝藏:100件文物讲述浙江故事”就是这种以文物为中心、重视观众感受的“雅俗共赏”路线的最新实践。在策展过程中,倪毅给她的同事提了一个要求,“要说人话”。她在为展品撰写文字说明时放弃了以往偏专业、偏器物形制介绍和偏鉴赏的写作模式,而是把目标观众设定为普通观众。 

她以展览第六部分“走向自省”展出的明清书画为例说明了这种转变:“我之前看过很多书画类的展览,真的是看不懂。我本人不是研究书画的,你跟我说这个字写得怎样,气势如何,我就不懂了。所以我这次就尽量让观众知道,作者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写了这个,他画的内容是什么,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我不用评价字写得怎么样,懂行的人自然会看。”  

“越地宝藏”展展出的王守仁楷书《客座私祝》册页。摄影:林子人

本次展览的配套语音导览由“浙江之声”电台录制,倪毅特地调整了解说词,呈现出更活泼接地气的风格,获得了观众的不少好评:  

“在钵外壁两侧分别以写实的手法刻绘了猪纹。猪的形态逼真,头向前垂,双目圆睁,似乎正在寻觅食物。图案的精细程度都让人怀疑史前人民学过素描……这件器物既是一件朴素的食用器,也反映了河姆渡先民奇特的艺术构思和淳朴的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陶钵上猪的形象让我们认识到,河姆渡时期猪的驯化和饲养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猪的数量已经多到可以拿多余的猪用来写生了。”

如果说文物和解说语言是展览的皮相,那么主题就是展览的筋骨。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副馆长邓禾颖看来,与在文物考古发掘报告基础上将展览解说转化为符合公众口味的语言同等重要的,是找到能够引起公众兴趣的展览主题。  

南宋官窑博物馆于2016年举办的“临安人的一天——杭州民间收藏的南宋器物”展就是其近年来较为成功的一次尝试。博物馆选择了通俗易懂并带有故事性的叙述方式,将展览的时空定格在800年前的某一天,虚构了一对生活在南宋国都临安的夫妻宋潇洒和宋王氏桂花,将这对临安夫妇的日常生活作为叙事主线,串联起反映南宋物质文化史的展品。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临安人的一天——杭州民间收藏的南宋器物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者王佳月观察到,像这样打破以往常见的时代、文明、城市等宏大叙事,选取历史中的一个小支点以小见大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面貌是近年来不少博物馆一个新的策展方向,例如“鉴真和空海: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上海博物馆,2010年)、“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首都博物馆,2014年)、“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与书画收藏鉴藏文化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6年),还有“漂海闻见:十五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展(浙江省博物馆,2016年)。 

其中,“漂海闻见”展以崔溥的《漂海录》为线索,从这位因海难意外在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登岸、顺着京杭大运河从江南一路向北前往北京的朝鲜儒士的视角观察明代江南的风土人情及两国的文化交流。开展前,倪毅完全没有意料到它会受到那么多观众的欢迎,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场展览的“故事”讲对了。“展出的一些明代首饰、用具其实其他的明代相关展览都有,但放在这个故事里就会挺好玩的,”她笑着说,“还有可能是中韩文化交流的关系,毕竟韩剧很流行。当时展厅里放的第一件文物是一顶朝鲜儒士的纱帽,好多年轻的小姑娘进来看到就嚷嚷,‘就是韩剧里面看到的那个!’”  

浙江省博物馆“漂海闻见:十五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展

“中国的博物馆不缺少文物,缺少的是对文物深入的、多维度的研究与解读,所以一些有很精美的文物的展览,也只是流于观众的‘美’和‘值钱’的感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研室主任宋向光告诉界面文化,在他看来,生动有趣的解读更应该“立基于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只有研究的深入,才能够增加展览的厚度,才能够将大家耳熟能详的现象解读出新意,并使观众感受到理性发现的愉悦。”

倪毅认同宋向光的观点,即优秀的展览建立于学术基础之上——这决定了展览的内在逻辑和展品选择——而吸引普通观众,本质上是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讲故事的问题,两者并不矛盾。所以博物馆通过策展向普通观众传播普及文物知识的关键是什么?她的回答是:“找到好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如何在古和今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就是观众一定要觉得这是跟我的生活有关的东西,他们才会更感兴趣。”  

触摸唐代文物:让观众成为主动参与者

博物馆去得多了,观众的品味会越来越高,对博物馆也会更加挑剔。“骨灰级”博物馆爱好者成青从大学开始每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旅行,都会去逛当地的博物馆。今年令她印象最深的一场展览是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长安春——走进‘一带一路’中的大唐盛世”展——不光是因为展览本身很精彩,还因为她亲手触摸了三件珍贵唐物。馆方与微信公众号“ART一点”合作举办“TOUCH ART”体验活动,挑选了唐代蛋形器、豹斑石盖盒、对鸟树形金饰片这三件唐代文物供观众近距离观察。成青与微信报名成功的其他9位幸运观众一起,在博物馆闭馆后入馆进行“包场导览”,然后在博物馆人员的安排下轮流将唐代文物捧在手中,来一场亲密接触。  

成青向界面文化表示,现在比起文物本身,她更看重博物馆是否“走心”。在被问到一家理想的博物馆应该是怎样的时候,她提了一个要求:要有互动项目。  

成青参加了南宋官窑博物馆“长安春”展的文物触摸活动。图片来源:“ART一点”微信公众号

在《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一书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兹市艺术与历史博物馆执行馆长妮娜·西蒙(Nina Simon)指出,文化机构重建与公众的联系、在现代生活中体现价值的关键在于让观众成为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消费者。随着社交网络的普及,“参与”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博物馆因此应该改变单方面向观众提供信息的定位,而是担当起“平台”的角色,为内容创作者、传播者、消费者、评论者和收集者等不同类型的观众提供共同创造体验的机会。  

西蒙认为,很多情况下博物馆之所以对成年观众缺乏吸引力,是因为它们很少鼓励观众贡献自己的力量、展示自己的创意、手艺和认知能力。能够把这些需求整合到一起的“参与式博物馆”往往更能满足观众自身的需求,给他们带来更积极的满足感。“参与的成果因文化机构的目标而异。这些成果包括:吸引到新的观众,搜集保存观众贡献的内容,给观众带来教育体验,推出吸引眼球的营销活动,举办与当地密切相关的展览,成为地方民众交流的广场。” 

《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
【美】妮娜·西蒙著,喻翔译
2018年5月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宣教活动因此成为近年来博物馆加强观众参与的重要手段。在看完展览之后,观众被鼓励再次来到博物馆听讲座、参与工作坊,或在网上进一步了解展览解读并发表观点。从展览本身延伸开去的种种宣教活动,起到了增强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黏性、拉近观众与历史和文物之间的距离、让观众将在博物馆中学到的知识活化运用到生活中去的作用。  

在参与互动方面,上海博物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17年8月起,上博推出“博物馆游艺·Museum Events”项目,围绕展览内容,策划一系列诗、舞、乐、戏、讲等形式的公众活动,力求让博物馆成为一个能够吸引观众反复重游、停留并获得智识体验的地方。“博物馆游艺·Museum Events”的首场活动是吴门书札评弹弹唱表演。配合“遗我双鲤鱼——明代吴门书札精品展”,上博与上海评弹团合作,从唐寅、吴宽、祝允明等多位吴门书画家的49通书札中选取了7个片段改编成评弹,观众既能前往上博欣赏现场演出,也能在网上观看直播。“过去,博物馆高高在上,是‘文化殿堂’‘历史宗庙’。但在这个时代,博物馆不能继续高傲。”上海博物馆教育部副主任陈曾路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上海博物馆“吴门书札”弹唱现场

可以说,博物馆们在网络上和公众话语中越来越强的存在感也是博物馆构建“参与式博物馆”过程中的一环。近年来在数字IP开发、APP制作、文创、纪录片、电影、综艺节目等方面动作不断的北京故宫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说过,保护、研究是博物馆人的重要使命,但在当下,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是“把文物的前世今生故事讲给大家听,告诉人们文物与他们现实生活的关系。”以故宫馆藏、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例,2017年,《千里江山图》随故宫“青山绿水特展”展出了46天,又于当年年底作为故宫选送的三件国宝之一亮相《国家宝藏》;今年7月25日,故宫博物院联合腾讯发起音乐创新大赛,由方文山作词、张亚东作曲、易烊千玺演唱的主题曲《丹青千里》又以这幅画为灵感创作。展览、综艺节目、音乐MV这一系列形式各异的宣传中,《千里江山图》从山水画研究/爱好者的小众圈子里走向大众,潜移默化地成为人们在生活中可见可用的文化资源。 

7月25日故宫博物院联合腾讯发起的音乐创新大赛,主题曲《丹青千里》由易烊千玺演唱。

如今故宫已成为中国文博界首屈一指的“超级IP”,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超级IP”不仅仅只是博物馆对外的文化输出,还包括了普通人的创意反哺——社交网络令他们能更容易地对文化产品畅所欲言,甚至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创作作品。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宝藏》密密麻麻的B站弹幕、用故宫胶带装饰一新的大牌口红、令人忍俊不禁的文物表情包和抖音视频……在这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人们对博物馆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  

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艺术博物馆是在步现代艺术博物馆/美术馆的后尘,即模糊“参观博物馆”这一高品位休闲活动与大众娱乐休闲活动之间的界限,挑战传统的、独立安静思考式的博物馆体验。艺术评论家威尔·贡培兹(Will Gompertz)在《现代艺术150年》一书中指出,在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中,从艺术家到博物馆/美术馆都开始强调体验式参观,与观众建立“交流的舞台”,与他们“共享”理念与经验。然而他质疑了重视体验是否真的能够有效地与观众沟通展品背后的意图与价值:“对大部分排队去经历这样一次体验装置的参观者而言,它不过是一些好玩的东西,与他们的艺术消费同伴交流——更不用说分享理念了——才不是他们的目的。也就是说,类似的作品确实改变了博物馆的性质,不过,是使其变得更好还是更糟,还是得打个问号。” 

那么,在此轮“博物馆热”中表现出众的博物馆,是否真的在用“参与”和“体验”来为观众创造新的智识价值,还是仅仅只是用娱乐化手段来迎合观众的趣味呢? 

当文物成为网红:博物馆娱乐化是一件坏事吗?

博物馆的这些新尝试虽然让年轻人喜闻乐见,但也引起了一些“博物馆娱乐化”的批评声音。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一则题为“第一届文物戏精大赛”的H5呈现出刷屏态势。抖音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和广东省博物馆将各大国宝用抖音上流行的玩法演绎,在上线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这则H5访客数已达200万。  

宋向光在其个人微博上表示,“文物戏精”是在靠搞笑博人眼球,损害了博物馆一贯的庄重和尊严,还呼吁博物馆人警惕“网红文物”带来的虚假流量。他在《博物馆与综艺》一文中指出,博物馆应该与“综艺”节目保持距离,综艺节目固然很容易通过热烈的视觉情景和激扬的气氛烘托让观众对文物产生认同,然而更重要的是“博物馆还要争取物件解读的厚度、深度和广度”。

博物馆爱好者、现在法国索邦大学攻读艺术史硕士学位的吴樾则对《国家宝藏》的呈现方式有些微辞,“它要取得大众的传播效果,可能就会在专业严谨度上有些问题,而且演剧的形式不知道会不会误导人。” 

在宋向光看来,20岁左右的年轻人并不是传统博物馆的主流观众,因此这一波为了“讨好年轻人”而出现的“博物馆热”可以说是有些本末倒置:“我国博物馆缺乏对观众的研究,以为年轻人不来博物馆是认为博物馆不够‘娱乐’,所以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休闲方式来吸引年轻人,这虽然可以吸引年轻人的关注,但不能保持年轻人对博物馆的关注,甚至可能降低年轻人对博物馆的评价,将博物馆视同于‘大众娱乐’。” 

倪毅则认为,无论是《国家宝藏》还是微博短视频,都是利用一些新的宣传媒介和宣传形式加强对博物馆的宣传,“博物馆热”则是人们对博物馆的关注增强的客观结果。因此她认为,“娱乐化”的是宣传方式,而非展览和藏品本身。“过去博物馆在宣传上相对来说重视程度不是那么高。‘你看或者不看,藏品就摆在那里’,容易给人高高在上不可亲近的感觉。现在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打造了博物馆IP,使观众更容易了解博物馆。这些新的宣传方式或许有些地方欠妥当,但任何新生事物都存在磨合的阶段,相信通过磨合博物馆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种宣传方式。”在“文物戏精”的合作中,她向抖音推荐了几件浙博文物,并建议视频制作方改掉了几处她觉得和文物本身有太大事实性出入的地方。 

很大程度上来说,所谓的“博物馆热”与其说是博物馆加大宣传力度取得的成绩,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结果。2008年,公立博物馆开始免费开放,观众数量自此逐年升高。经济发展唤起的人们对文化软实力的诉求也在吸引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走进博物馆。在于蕾看来,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重视,构成了当下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国家一直在狂飙突进地发展,跑了40年之后,突然发现我们似乎在很多方面已经比肩了世界先进水平,这个时候你就会想似乎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是谁。这是一个我们这个民族想要驻足下来,回望自身的时间点。”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馆长王英翔认为,如何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有效传播中华文明和传统优秀文化,带动更多的人自发自觉地学习、保护、传承中国文化,就是博物馆当下亟需努力的方向。 

“把教育功能提到首位的定义对博物馆来说意味着更高的要求,意味着来馆的观众无论年长还是年轻年幼,专业还是非专业,在博物馆都能有所收获。所以对博物馆的研究、策展、活动组织等方面都必须更加深化,以迎接观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现在的观众到博物馆来,会发现博物馆是与时俱进的:VR体验、微信导览、二维码互动等新科技的运用;B站、微博、抖音、直播室等新媒体的传播手段,让博物馆也成为‘自媒体’,发布新闻、传播知识、吸纳粉丝,观众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博物馆的‘活力’。”王英翔说。 

“文物戏精”

宋向光指出,西方博物馆通常定位于典雅文化(high culture)而非通俗大众文化,是因为后者可以由市场进行调节且根据市场需求而变化。博物馆通过收藏、保护、研究、教育、传播来为公众提供接触历代杰出艺术品的权利,这些活动单靠市场是无法完成的。然而他相信,“高雅”与“通俗”之间的张力也是促进艺术发展的动力,“博物馆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定位,娱乐不是错,关键对博物馆来说,娱乐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吸引年轻人也不是目的,而是通过吸引年轻人来博物馆,进而提升年轻人的学习能力和发展能力。” 

在他看来,当下博物馆的观众更为多元——比如《国家宝藏》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去博物馆看国宝——观众的需求因此也更为多样化。对于博物馆来说,面对大流量观众,应该加强“预期”管理,积极向公众传递正确有效的信息,准确地宣传博物馆的特点,提倡合理的参观博物馆的行为规范。另外,博物馆应该准备应对大流量客流的管理服务预案,减少观众的无效等候时间,科学疏导观众。 

(实习记者范钧韦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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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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