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摘要：
●双轨制保证了原来整个经济仍然在一个范围内合理运行，不至于说价格发生太大的波动；另一方面，在存量不动的情况下，保持增量进入市场。
●在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尽善尽美的模式只能是少部分精英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望，而现实生活中多种社会力量互相妥协的结果往往是“次优”选择。
●农村改革试验区是为制度创新趟路，主要在土地制度、粮食购销体制、农村合作组织、乡镇企业制度和农村金融等方面进行试验和改革。
●40年和平环境使我们能够专心在经济建设上。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朋友，要避免人们所说的修昔底德陷井。
●全球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不公平。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重视儿童发展，通过儿童发展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贫困地区的儿童发展水平远滞后于城市儿童。贫困地区儿童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贫困的代际传递趋势明显。
上世纪80年代，卢迈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智囊身份投身农村改革和发展，此后，他的目光再没离开过农村和农村发展。
彼时，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领导下，卢迈经历和参与了中国1980年代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调研和农村改革，比如农村流通体制、农村改革试验区等。
整个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还处于增量改革和市场经济发育阶段，上述调研和改革试验囊括了产权制度、股份制、户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等重要领域，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示范和政策依据。
1990年代初，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几年之后，卢迈于1995年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继续参与农村问题的调研和改革工作。从1998年起，卢迈开始担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秘书长。
1997年，在时任总理朱镕基的支持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注册成立，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要职能是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政策研究，推动改革进程。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20周年的时候，该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研究一部主任俞建拖曾撰文称，基金会本身是改革肇始一代创新求变的产物，继承了这一代人的精神和工作作风，自身也折射出改革时代的务实、进取、创新、开放和多元的特色。这些特色对基金会的工作影响深远。
自调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后，卢迈一直任职至今，20年间，他积极筹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促进了世界了解中国改革理念和改革成就，并在推动中国借鉴西方发展经验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连续19年承办至今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已经成为联系中国政府与世界组织及商业界的最高级别的平台。
更具意义的是，任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中国贫困农村地区的发展和社会公平领域。这些年，他带领团队走遍了中国中西部的大量偏远贫困地区。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7》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还有4335万贫困人口，其中约20%是0-15岁的儿童。
自2007年开始，从反贫困、实现社会公平角度出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展了改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方面的研究和实验，并最终促进了国务院在2011年秋正式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该计划的成效显著，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阳光校餐”2015年报告显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超过90%的学校都建了食堂。
卢迈认为，营养改善计划看似是一个吃饭的问题，其实是地方政府认识、治理水平的问题。
针对贫困地区儿童早期教育的缺失和不足，2009年，在卢迈的领导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全国开始实施“山村幼儿园计划”（后来发展为“一村一园计划”）。这个项目从青海乐都，如今已经扩大到全国9个省份，每年为6万多名农村地区幼儿提供全覆盖的早期教育。
业内评价认为，这极大提高了中国中西部地区及偏远地区的儿童早期教育机会公平和质量，推动了儿童早期的发育与发展。
世界银行的研究则显示，儿童比成年人更有可能陷入贫困。投资儿童发展尤其是贫困地区儿童发展，有针对性地采取营养、健康、养育和教育等综合的整体干预措施，确保贫困农村地区儿童获得平等的早期发展机会，是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反贫困和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
今年7月17日，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在其官网宣布，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起的“一村一园计划”获得2018年度WISE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成为自该奖项创办以来第一个获奖的中国项目。WISE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是一个旨在鼓励和倡导世界范围内教育创新实践的国际性大奖，被BBC等国际主流媒体誉为“教育界的诺贝尔奖”。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围绕过去40年来中国农村问题和农村改革进程、贫困地区儿童早期教育干预的实践等，界面新闻深度专访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农村流通体制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
界面新闻：你长期关注农村问题并长期致力于农村发展，是不是与文革期间下乡的经历有关？
卢迈：是这样的，我1968年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呆过六年时间。
界面新闻：你在北京经济学院期间，是不是就开始关注和研究农村问题与农村改革了？
卢迈：对，大学毕业以后我们自己组织了一个叫流通与市场研究组，那是一批研究生、青年教师组织起来的。这个小组在1982年底开始整理资料，然后开始参加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下称农研室）的一些课题、调研，参加了一些工作。
界面新闻：当时就已经开始有跟杜润生接触了吧？
卢迈：是的。小组成立以后，当时的蔡小鹏是组长，他主动去找农研室寻求支持，杜老对我们很支持。王岐山同志当时在农研室的联络室，他组织接待，然后委托课题给我们，此后参与了很多调研工作。
界面新闻：当时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卢迈：刚开始做的还是让我们要了解一下情况，首先参加了一些讨论。他把当时发展组宋国青他们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改革的一篇文章交给我们，让我们提意见。流通所里面当时好几位是社科院的研究生，大家一起讨论以后，在会上发表了看法。当然宋国青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工作，这篇文章深思熟虑。总的来讲，大家支持文章中的主要看法，但是也提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
杜老让我们参加讨论，也是想听听和看看我们有没有研究能力，以及关心不关心农村问题。那次讨论后，杜老就让我们去农村了解情况和调研了。1983年，我们去农村了解流通体制情况，1984年，去了解贫困地区的情况，这些都是很有收获的。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锻炼。
界面新闻：1983年，你们去了哪些地区进行农村流通体制改革调研？
卢迈：我们第一次下去调研的是湖北咸宁，主要了解当时农村流通体制的问题。经过调研，发现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经济作物种多了，价格很低，比如中药材，当时还是供销社收购体系，多的时候卖不出去，供销社也不收购了，少的时候大家又在抢，而且供销社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界面新闻：当时这种矛盾在全国突出吗？
卢迈：不突出，这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整体上来说，从1978年一直到1993年底，中国改革处于增量改革阶段，或叫做计划体制内部增长出市场经济阶段，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双轨制过度。在1980年代初期，我们下去调研的时候也还是那种状况，就是国家控制着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生产资料几乎是100%，农产品也达到90%，生活资料等消费者都要凭票证，大部分都是由国家来收购。
界面新闻：农村流通体制改革在当时为何显得那么重要？
卢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农业方面的一个重大改革，但是改革以后面临的问题就是流通，就是市场。如果市场仍然是计划体制内的统购统销，仍然是一切要卖给国家，那么农民生产方面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界面新闻：最初流通体制改革带来怎样的积极效果？
卢迈：中国是从粮食开始先实行流通改革的，如果是超产的部分可以加价50%卖给国家。那么在粮食上就产生了价格双轨制，就是在原来的政策以内农民卖给国家是统购统销价，超过的部分卖市场价。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双轨制使农民有了非常高的积极性，因为增产以后可以卖高价。
界面新闻：粮食双轨制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卢迈：当然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几户农民可以把粮食都集中一家，他的定量本来很少，然后剩下的大部分按照市场价就卖了高价。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统购的部分数量不断下降，而超购加价的部分不断上升，导致国家财政有点承受不了，每年在这方面的支出多出几十亿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财政负担。
界面新闻：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是不是在当时有现实的合理性？
卢迈：按标准的教科书理论上讲，这是不合理的，但是实际实行起来是非常有效的，既保持了经济的运行，同时又解决了激励和市场信息的问题。所以这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创造。
从一些地方和领域的改革最后就产生出一个很明确的改革策略，即双轨制的过度。1984年底，当改革要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时候，莫干山会议也提出这个问题。而当时领导人从实践中，也自然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更具体来说，一方面，双轨制保证了原来整个经济仍然在一个范围内合理的运行，不至于说价格发生太大的波动；另一方面，在计划体制下，存量不动的情况下，保持增量进入市场，这就意味着市场份额越来越大。
农村改革带有典型的“增量改革”特点
界面新闻：回到农村改革本身，改革之前，中国农村是不是已经就有了局部的探索？
卢迈：改革之前，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土地集体所有、农民集体劳动、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这一制度自1958年建立以来，一些地方的农民和敢于创新的地方官员就不断尝试回归家庭生产的可能性，并获得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的支持，但三次大规模的尝试都被主张集体化的强大势力制止了。
界面新闻：农村改革之初，争论也是非常激烈的。
卢迈：对，1978年中国政府的农村改革仍是稳定和改善农村集体经济，不许搞家庭联产承包。虽然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也开始实行粮食定额收购，但由于部分地区受到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粮食歉收，1978年起安徽等地又开始分田到户，这一过程也充满激烈的争论，但最终中央并未压制，而是允许实验。
界面新闻：杜润生在农村改革如何突破意识形态之争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卢迈：中央支持包产到户政策的出台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期间充满了激烈的争论，反对声音很多，分歧很大。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不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时杜润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在政策起草过程中，他能把几种意见衔接起来，让改革能继续推进下去。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就是在改革过程中一次次被打破的。
界面新闻：您上面也提到，中国最初的农村改革其实是“增量改革”，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卢迈：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和价格改革等方面。
在产权制度上，土地作为农村基本生产资料仍属于集体所有，农户则拥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尽管改革以来关于土地产权的争论不断，但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制度安排影响了农地的使用效率和农业产出。农业生产之外，允许乡镇企业在计划之外发展，实现了异军突起。
在价格改革方面，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国家收购确定定额，这部分定额的差价和农业税以及农村集体的收费类似一种定额税，共同构成了农民对国家和集体的义务，而在定额以外的增产部分，农民可以按超购价即国家收购价加价50%卖给国家和自由在市场出售，这部分收益完全归农民自己所有。
界面新闻：这种增量改革最终也造成了双轨制的局面，您上面也提到过。
卢迈：是这样，虽然引起了一些问题，但这在当时改革之初的背景下，是有合理性的，更关键的是扩大了增量，推动了改革。
界面新闻：在改革过程中，双轨制其实也一直是备受批评的，它毕竟引起了腐败等诸多问题，今天回头看，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卢迈：是的，虽然有国外研究论证过双轨制价格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没有负面影响，但国际组织、外国专家和国内部分学者对这一制度强烈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改革所带来的寻租、腐败等社会影响。
在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撰写过一篇文章，当时我就认为，尽管这一战略导致了利用双轨制价格价差寻租的行为，并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但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价格迅速自由化引起的结果相比，这只能算是支付的必要代价。
在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尽善尽美的模式只能是少部分精英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望，而现实生活中多种社会力量互相妥协的结果往往是“次优”选择。
界面新闻：粮食双轨制持续到什么时候？
卢迈：粮食双轨制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1992年，市场部分已经占了主导，所以后来取消了粮票，取消了统购统销，就顺理成章了。到1993年的时候，国家农产品也好，消费品也好，都是市场定价占了主体。生产资料在当时也是大部分市场定价，所以从1994年开始宏观经济改革、财税改革、汇率放开以及国有企业改革。
1990年代这一段，就是存量改革，进一步发育市场经济，以及整合增量经济与存量经济。
界面新闻：随后的价格改革是如何进行的？
卢迈：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下半期，政府一边实行价格双轨制，一边又想尽快实现价格并轨，因而引发了群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导致并轨失败。直到1990年代初期，宏观经济形势相对稳定，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主要商品的市场定价已成主流，政府提高了粮食的销售价随后就放开了，并提高了煤炭的计划价并向市场价并轨，在没有大的市场波动和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完成了主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
界面新闻：价格改革过程中，是不是也有过波折，并付出了代价？
卢迈：1985年，由于开放了部分产品的价格，工资增长和信贷失控，引发了通货膨胀，一直延续到1988年。1985年起，由于反通胀措施不够及时有力，1988年，政府在通货膨胀环境下试图迅速推进价格改革，实行“价格闯关”，结果却加剧了通货膨胀，出现商品抢购和银行挤兑的恐慌情况，不得不采取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的措施和限制提款等行政手段，在付出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代价下才控制住形势。
农村改革试验区下的大胆尝试
界面新闻：1987年，你牵头成立了农村改革实验区办公室，当时的改革大背景是什么？
卢迈：1986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正式成立，研究所成立后，到安徽阜阳地区进行了一个重要的调研，调研发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一个市场价格的问题，还涉及到很多方面，还需要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等。这个调研最后形成了一个报告，并上呈给了中央。
所以198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争取农村经济的新增长，巩固和扩大改革的成果，促进农业生产，对农村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通过了中央五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这个文件提出，要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文件强调，根据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逐步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建立并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是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中心任务。
王岐山同志当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他被任命负责农村改革实验区工作，我也参与了这个工作，担任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当时，中央农研室副主任刘勘分管这方面的工作，杜润生也亲自领导了这个工作。
界面新闻：设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目的是什么？
卢迈：为制度创新趟路，主要在土地制度、粮食购销体制、农村合作组织、乡镇企业制度和农村金融等方面进行试验和改革。
1987年中央五号文件也明确提出，要继续改革统派购制度，扩大农产品市场；搞活农村金融，开拓生产要素市场；进一步完善双层经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对农村各类自营专业户、个体经营者要实行长期稳定的方针，保护其正当经营和合法权益；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
界面新闻：您当时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卢迈：我是被抽调过去的，先是从发展所调到联络室，然后又从联络室调到实验区办公室，协助王岐山同志做日常的管理工作。后来他调动离开后，我就担任了农村改革实验区办公室主任。这一段时间里，主要是通过实验区试点来推动制度建设，推动政策的制订，这个过程也让我很受益。
界面新闻：第一批改革试验区设立在哪里？
卢迈：国务院第一批批准设立10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安徽阜阳是其中一个，1987年2月，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和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在阜阳地区设立乡镇企业制度建设试验区，当年3月就组建了试验区领导小组，农研室发展所副所长陈锡文是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个试验区的目的是研究和探索乡镇企业制度、农业税费制度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土地制度建设、户籍制度改革等等。
界面新闻：此后，全国各地设立了多少农村改革试验区？
卢迈：在安徽阜阳的基础上，先后在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18个各种不同类型的试验区，包括广东、江苏、北京、贵州、黑龙江、陕西等地。同时，还建立了400多个固定观察点，每年都派出许多年轻人到试验区、观察点去工作。
界面新闻：北京的试验区位于哪里，试验目标是什么？
卢迈：北京的试验区是在顺义。最初想搞粮食集中种植经营，结果试验过程中，把人家瓜秧都给拔掉了，说要集中起来搞滴灌，保粮食生产。这个做法明显是错误的，中央农研室当时并不支持这么做。
但是当时还是容忍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上面的目标要求北京市要完成多少粮食产量，那么北京市这个做法就是合理的。而且，当时利用现代化的喷灌设备和技术来解决北京的粮食集中生产，也算是一个试验。
界面新闻：还有哪些试验区令你至今印象深刻呢？
卢迈：山东的平度是试验两田制，一边土地来进行规模经营，集中种植，另外每人都有自己的口粮田，那个地方土地面积大；江苏是搞规模经营，鼓励少数承包大户用家庭农场的方式来耕作；广东是进行股份制试验，农民用土地入股；贵州毕节地区，当时是扶贫实验区；贵州湄潭是实行延长土地承包期制度，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田，减人不减田。
界面新闻：贵州湄潭的试验区在土地制度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卢迈：贵州的试验区当时主要是省委农工部副部长李菁在推动。1987年4月，他就率调查组到遵义湄潭调研，最后商定以湄潭县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
1987年至1993年，该县以“土地制度改革及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为课题，开始了自试验区成立以来的第一轮农村改革试验试点工作。土地制度改革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因为贵州省人多土地面积少，土地分散，而且每年或每两三年就要根据人口变动等因素重新分配土地，非常不利于农业生产。
改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土地效益不断提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稳定，特别是首创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经验，贵州省还将试验试点的成果纳入到省委的决策和文件中去。当年，在遵义还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来评估和研讨湄潭试验区的成果。
界面新闻：这些改革试验后来对中国土地改革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卢迈：在湄潭试验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政策，就是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它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土地承包期的不稳定，农民信心不断增强，激发了农民对农业生产和土地投入的积极性，另外，有了这个基础制度，才有了后面的种粮大户，有了股份制等，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这也从根本上提高了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产出率。目前，第四轮改革试验，首先是耕地承包经营权有组织地适度规模流转，有力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
界面新闻：对于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当时高层有没有反对声音？
卢迈：有的，当时有人下去以后，说这不公平，会产生很大的社会问题。但最终中央还是支持了这一试验，并形成了一项基础政策在全国推广。现在回头看，其实就是怎么看待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你如果要想让土地利用效率更高，就必须牺牲一点儿公平，要绝对公平，那就要平均分配，随着人口的出生，就要不断从新丈量分配土地，但是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这对于前期投入过多的农民其实是不公平的。
界面新闻：对这些试验区的试验，高层当时是不是很宽容，允许失败？
卢迈：当时改革试验区的实验项目很多，包括乡镇企业制度建设、股份制合作、农业税费制度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合作组织、户籍制度改革等，这些试验区一般都涉及到多项试验项目，试验难免会失败，当时明确，试验是允许失败的，比如北京郊区顺义的试验就算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是当时也没有批评谁和处理谁，因为试验就要允许失败。
界面新闻：当时你们做了那么多工作，在今天看来意义很大，这些其实都影响到了今天的政策和改革，比如土地流转、城市化等。
卢迈：很多事情是渐变的，政策也是有连续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试验和政策推动，比如说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变就很有意义。
我们的政策很好的延续下来，从家庭联产承包开始，农民有了一个基本的财产权利，然后又搞了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变，从三十年不变到现在的土地三权分置，鼓励土地流转，让土地发挥更大效率，让留在农村的人能够有比较高的收入，这都是对的。
中国发展基金会是改革的产物
界面新闻：任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您事业上的另外一个重要阶段，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于1997年，当时改革的大背景是什么？
卢迈：当时有个机构改革的大背景，涉及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能不能保留的问题，参照国外的经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两位老领导、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和薛慕桥就提出要设立一个基金会的设想，这是在1996年。1997年，事情就明确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继续保留，另外成立一个基金会，目的是动员社会力量来开展政策方面的研究。
对这样的一个初衷，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很支持，所以1997年底基金会就注册成立。1998年，机构三定方案确定，王梦奎同志和陈清泰同志把我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到基金会来，正式投入到基金会的工作中。
界面新闻：基金会第一个正式的大项目是牵头承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个后来影响巨大的论坛初衷是不是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基金会成立时，中国入世的步伐正在加快。
卢迈：是的，当时正值世纪之交，中国入世的步伐加快。中心领导参加过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后，中心领导提出，我们需要和世界沟通对话，特别是和国际企业界的对话，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世界，要办一个像达沃斯那样的多层次的论坛。
2000年，基金会承办的首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举行。最初的设想就是要请跨国公司的老板、国际组织、学者来给我们出主意，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向他们讲解我们的政策和意图，彼此沟通。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同志把论坛的宗旨浓缩成：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
界面新闻：现在来看，这个论坛实现了与全球对话的目标吗？
卢迈：实现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对话，要让人家理解我们，不仅仅是去单方面宣讲，而是互相沟通；另外，各方企业间达成合作数不胜数，近年举办的地方政府活动也有投资落地。
界面新闻：中国加入WTO后，对干部、企业高管的现代化治理能力、管理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基金会承担了哪些项目，以推动中国治理的现代化？
卢迈：加入WTO以后，中国确实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在2005年发布过一个关于加快培养干部的文件，要培养干部具有全球化视野，要适应国际交流，熟悉国际规则，能够更好地促进国内的改革发展。
在此背景下，从2002年起，我们牵头承担了两个项目，一个是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合作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另一个是与剑桥大学合作的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
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从2002年开始，办到2015年，办了13期；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从2005年办到了2015年，办了10期。
界面新闻：这两个高级培训班一共培训了多少人？
卢迈：参与这两个培训项目的学员一共有1000多位，有200多位先后进入省部级领导岗位，通过培训，干部的水平和国际视野有了很大的提升。
近几年来，随着干部自身学历的提高，专业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两个培训项目也完成了使命，2015年后都停办了。
现在，应该说干部的水平比过去大有提高。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中国后续的发展，还是要继续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包括企业管理经验、现代治理经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重要思想源泉，也是我们的指导方针，但是，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也是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的。各国也会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宏观经济管理、比如社会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保障体制建设。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长处，但是要学习借鉴别国的经验，这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还是需要不断放眼世界，哪些东西是人家先进的，我们可以借鉴，然后在借鉴的基础上，我们自己再创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借鉴、引进消化、再创新的过程，我们赶超很难。
界面新闻：所以着眼未来，沟通总比冲突要更长远，更符合我们的战略目标吧？
卢迈：是这样的，我们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失去一些朋友。我们总是讲朋友还是越多越好，小平同志以前说要几十年的和平环境，这是很不简单的，小平同志的预见性现在实现了，40年和平环境使我们能够专心在经济建设上。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朋友，要避免人们所说的修昔底德陷井，避免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再踏踏实实干上几十年，那么现代化一定是可以实现的。
界面新闻：基金会成立初衷之一是动员社会力量来开展政策方面的研究，这个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卢迈：最初几年，基金会没有启动研究项目，精力主要集中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和培训项目上。直到2004年，才开始启动大型研究项目。次年，基金会正式承担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项目。当年，基金会完成了《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报告关注了我国发展中的不平等问题。获得了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政策分析与影响奖”。
界面新闻：这份报告当年发布时，影响是不是非常大？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这种不公平尤其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及不同人群之间表现得极为突出。
卢迈：这个报告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代表处来找到我们，希望进行合作。在这之前，他们都是和外国机构合作来研究中国。我们对这个研究项目很感兴趣，希望组织专家深入对中国发展中的不公平问题进行研究，什么是社会公平，我们主张什么样的公平，我们怎么来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从基金会本身定位，研究的过程对我们也很有益。所以就承担了这一项目。
在报告调研过程中，撰写人李实、白南生，以及赵人伟和王绍光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都做了很多工作，把相关方面的理论也说得很清楚。
报告发布后，国内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我们不敢说，但是报告发布前，如果你检索“社会公平”，2005年以前的文献不多。报告发布后，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关注社会公平问题，也推进了政策的进步。
农村儿童发展是消除贫困的主要途径之一
界面新闻：是不是从2005年这个报告发布以后，您更多的关注于农村贫困地区和农村发展问题？
卢迈：对。2005年的这份报告核心讲的是公平。我想把它放在更大的背景下来说。全球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不公平，具体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中国的社会收入从刚开始的相对公平到基尼系数突破国际警戒线，差距拉得非常大。
那么中国怎么办，基金会在做了这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后，一致的意见是，首先要帮助社会底层，而不是简单进行一次财产的再分配。那么要关注社会的底层，重点就是贫困地区，以贫困地区的儿童入手。
所以，2006年我们开始调研贫困地区儿童状况，发现贫困农村地区的学生普遍营养不良，很多地方的孩子们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当年，中国疾控中心在贫困地区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在西南地区有40%的儿童处于营养不良状态，西北地区是20%。
从教育情况来看，贫困地区基本上孩子没有得到学前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学前教育普及率达到了50%，但在贫困地区，连这一标准都没有达到。所以营养缺乏，教育的缺失，使得贫困农村的孩子们一出生就已经落在其他孩子之后。
界面新闻：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会怎样呢？
卢迈：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社会收入差距会继续扩大，还可能会导致代际的鸿沟。贫困地区的儿童，由于营养不良以及缺乏教育，极有可能再度沦入贫困线之下，贫困地区儿童发展问题成为当时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也觉得是最急迫的问题。
国外对于儿童发展的重要性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就开始提出儿童的发展问题。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向贫困开战，他们当时就开始了一些儿童发展项目。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充分了，主要是因为对于大脑的发展、发育，对脑神经科学有了更新的认识。所以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重视儿童发展，通过儿童发展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界面新闻：此后，基金会开始进行哪些实践和推动呢？
卢迈：我们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设想，我们是问题导向，看见了儿童营养问题，就先从校餐开始进入，从2007年开始，中国发展基金会开始在农村贫困地区开展学生营养改善项目。当年，基金会同时在做《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基金会开始在广西和河北选了两个县，借鉴国际的经验，进行建食堂提供热饭菜的试点，2000个孩子参与了试验。
界面新闻：这一实验的结果怎样？
卢迈：实验持续了两年，两年后，经过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儿童的身高、体重、贫血率和学习成绩都发生了显著的改进。这一实验最后形成了报告，报告上报到国务院后，温家宝总理做了批示，下拨财政资金用于改善贫困地区寄宿制义务教育学生的营养改善，还采纳了基金会的供餐标准。2011年秋季起，国家实施农村义务制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这一项目一直持续至今。据统计，全国每年有3600多万学生从中受益。
界面新闻：后来基金会为何又开始关注儿童的早期教育的发展问题？
卢迈：我们也是一个逐步加深认知的过程。国外说儿童早期发展更重要，2011年，我们在开国际研讨会的时候，外国的专家给我们放了一个哈佛大学拍摄的孩子0到3大脑发育的短片，我们才注意到，原来大脑发育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脑细胞居然有140亿个。
我们查阅一些文献确实也是这样，我们就又开始关注儿童早期的发展问题。从营养包，到山村幼儿园计划，再到0-3岁的早期养育计划。
界面新闻：基金会的这些项目主要在哪些地区？
卢迈：我们的项目主要在西南、西北的贫困地区落地，仅山村幼儿园就在9个省21个县开展。我们在四川深度贫困地区凉山州雷波县、青海乐都、贵州七星关以及新疆吉木乃都有项目。
界面新闻：最近，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把世界创新项目奖颁发给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村一园项目”。这一奖项被称为世界教育界的“诺贝尔奖”，基金会是如何获得这一奖项的？
卢迈：两年以前，世界教育创新峰会来中国做推广，我参加了他们的一次活动，在活动中，了解到了其他机构的一些申报和入围情况。之后，世界教育创新峰会邀请我们基金会去参加会议，连续参加了两年会议后，基金会决定申报“一村一园计划”。
从理念上，基金会和世界教育创新峰会应该是一致的，都主张社会公平，要用创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且是通过教育这种途径来促进社会公平。
项目申报后，他们派人来中国非常详细地了解我们申报项目的情况。然后从世界范围内聘请专家做评审。我们最终获奖，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对于我们进一步传播理念是有意义的。这对WISE来说也有好处，扩大了在中国的知名度，中国各界对他们的了解也更多了。
界面新闻：在评奖过程中，财务稳定性、是否可复制、目标明细等等这些，是不是获奖的重要指标？
卢迈：是的，这些都是他们需要详细了解的，我们“一村一园计划”的长处，也是方法简便、服务可及、成本合理、质量保障。这一计划很容易在各个山村复制，直接服务到村，让孩子能得到全覆盖的早期教育，成本也不高。
我们已经开过五届反贫困儿童发展大会，去年还开过一届关于普及山村幼儿园、实现一村一园的会议，国内外对这个项目的反应很好。所以，我相信这一项目是可普及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也明确，到2030年，每个孩子都有学前教育的权力，都应该接受学前教育，这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我们相信，如果按照我们的计划做下去，达到90%的目标是没有问题。达到90%，意味着把最后乡村里的孩子都已经囊括进来，就实现了普及性。
界面新闻：这个项目在公众和业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我们了解到，这个项目是从2009年开始实施的，当时为何要实施这样一个项目？
卢迈：2009年，我们在青海乐都等地都发现的一个问题，国家现在重点要推学前教育。但是在很多农村，还没有幼儿园。调研中，我们看到的很多贫困地区的儿童很怕生人，不敢见人。我们在青海乐都和云南寻甸做家访的时候，孩子五六岁了，一见到外人就躲到姥姥、奶奶身后去。对此，心理学家解释，他们在生人面前有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另外，他们不知道怎么对待陌生人，不会像城里的孩子，家里来个客人，孩子们会打招呼，与陌生人交往很自然。在农村，这样现象非常普遍。
这种不安全感如果伴随他成长，等将来他长大，社会交往的能力就会很差。
我们也做了更深入的测试，这些农村地区的孩子在语言、认知、社会性、记忆力等方面，都和城里孩子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在青海乐都发现，这里3-6岁的孩子的认知发展水平不足城市儿童的60%；语言发展水平只相当于城市儿童的40%。
界面新闻：这些对于儿童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卢迈：基金会曾做过关于“孩子健康状况对未来国家竞争力影响”方面的研究。研究表明，儿童营养不良会影响人的智力发育，蛋白质的缺乏可使智商降低10-15分，缺铁性贫血可使智商降低5-8分。
儿童早期是一个人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是他的性格养成时期，对他的社会性发展来说也是关键时期。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的话，错过了这一关键时期，再干预就很难了，在未来成长中，他会面临很多的人格障碍，比如不爱表达、害羞等。
贫困地区的儿童发展水平远滞后于城市儿童。贫困地区儿童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贫困的代际传递趋势明显，如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期，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发展，当这些儿童是数以千万计时，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就是重大损失，将来要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界面新闻：影响孩子早期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呢，主要因素是贫困吗？
卢迈：自然环境、社区环境，这些因素都是。但是更多的是家庭因素，比如留守儿童、贫困家庭、单亲家庭。当然，在贫困的地方，这些因素最容易发生，这些家庭，显然要先解决生存问题，所以孩子会被忽略，其成长中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孩子也常常处于不利的成长环境中。
研究发现，在处境不利环境中的儿童，如果面临的风险因素达到一定数量，比如单亲、家暴等，他人生可能就失败，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界面新闻：“一村一园计划”落实得情况如何？
卢迈：“一村一园计划”最初叫“山村幼儿园计划”，其中“一园”指的就是山村幼儿园。2009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始这个计划，最初叫“山村幼儿园计划”，就是将山村幼儿园设在村一级单位，通过和县级政府紧密合作，充分利用各村现有闲置资源，招募当地幼教志愿者，为偏远贫困村落3-6岁儿童提供低成本保质量的免费学前教育。
目前，“一村一园计划”先后覆盖青海、云南、湖南、四川、山西、新疆、贵州、甘肃和河北九个省的21个贫困县，惠及17万贫困地区儿童。
界面新闻：从儿童早期教育干预这类项目实施的效果来看，一村一园的项目解决了孩子的早期发展问题吗？
卢迈：我们真的不敢说能完全解决，现在追踪来看，在青海乐都，基金会追踪了山村幼儿园受益儿童（占全县同年龄段学生总数45%）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后的学业表现。研究发现，全县排名前40%的学生中有超过七成曾就读于山村幼儿园，这些孩子曾经面临留守、贫困等不利境况，他们中的大部分原本没有机会上幼儿园。
贵州松桃县于2012年启动山村幼儿园项目，现在有18000余名在村里接受过3年学前教育的儿童已进入义务教育阶段，他们中也有62.2%的学习成绩稳定居于全县同龄儿童排名的前40%。
界面新闻：“一村一园计划”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卢迈：“一村一园计划”是我们的愿景，希望到2020年底，贫困地区每个拥有10个以上适龄儿童的行政村都能有一所‘公办+公益’幼儿园。
目前，山村幼儿园老师成为孩子们的主要心理依赖。我们同事去家访，孩子很信任老师，很多时候愿意和老师沟通，这个干预弥补了孩子们的父母不在身边的情感缺憾，给孩子们带来温暖，对他的情感发育很重要。下一步，我们准备也在地方试验，在每个村里面要有设立一个儿童主任，把单亲家庭、孤儿、残疾、发育迟缓的孩子都管起来。
界面新闻：儿童主任是个什么概念？
卢迈：过去村里就有妇女主任，管计划生育，很积极。现在在农村，应该设立儿童主任，专门服务于儿童，帮助他们成长，这顺理成章。在村里设立这样一个职务，本身花费并不多。我们在河北大名县已做了试点，给他们明确责任，做的挺好，帮助这些贫困家庭，上户口，报低保，包括下学回家监督孩子做作业，放假的时候，把孩子们集中起来管理。
界面新闻：贫困地区的儿童发展问题其实与中国改革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也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对此，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
卢迈：中国对社会公平问题很重视，对于贫困都是有人文关怀的。1984年，改革不久，中国就已经注意到了贫困问题，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扶贫行动，并进行了社会普遍的动员。十八大以来，在脱贫攻坚上下的力量更大，我们相信到2020年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是可以做到的。
以此为起点，中国还需要减少相对贫困，增加中产阶层，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全社会关心，全社会支持，是社会更和谐、更美好的前提条件。尤其是高收入阶层，可以把孩子送出去，把家搬出去，但是你的根还是在中国。
香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流行的都是赚钱文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社会开始有了一种觉醒，香港企业家们带头呼吁要更多关心穷人，要做公益，香港的社会风气才有了很大好转。到现在国内做公益的时候，香港的公益组织、社工还是做得很好。
富裕阶层，包括明星大腕儿，还有企业家名人，他们要在这方面做出表率。政府在努力，社会要更努力，这有着特别实际的意义。现在白领群体的焦虑，部分因素是和富人的行为有关系的。在我们的交往中，中国现在也有一些企业家即使做公益，不少也是要名要利，长远的事情考虑太少。当然，在于我们的合作中，也有很多企业家不为名利。
现在是时候该醒一醒了，要这样下去，疫苗事件再发生，还有什么阴阳合同，都是名誉扫地的事情，随着社会分化，这种事情只会加剧仇富心理，这很让人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