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9日的大选结束后，瑞典两大传统主要阵营，首相勒文所在的中左派“红绿联盟”以及中右翼联盟均未能获得议会席位绝对多数，而极右翼瑞典民主党则顺利成为第三大党派，获得349个席位中的62个，占比18%。
在中右翼联盟和瑞典民主党的联手推动下，当地时间周二（9月25日）上午，勒文的不信任案获得大多数议员支持通过。据当地媒体报道，勒文也将因此成为第一个因不信任案投票下台的瑞典首相。接下来，他会继续领导看守政府，直到新上任的议会议长诺伦公布首相候选人组建新政府。
这个北欧最大经济体的政府组阁方案固然值得关注，但更吸引外界目光的是，瑞典已成为近两年来又一个民粹主义势力崛起的欧洲国家。在高福利体制内成长的瑞典民粹主义有何独特性？选民投票给瑞典民主党是否仅仅因为2015年涌入太多难民？反移民浪潮席卷舆论环境的同时，瑞典的开放与福利模式又能否持续？
左翼式微民主党崛起？
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认为，瑞典之所以能成为外界焦点，并不是因为它是特别稳定的福利国家，而是因为它也存在陷入混乱的潜在风险。
即使瑞典民主党的表现不如一些人所担心的那么突出，该党的崛起仍值得关注。欧洲民粹主义运动已经展现出一种常见模式——大选不得不围绕一部分民粹主义议程展开，其中自然包括热门的移民问题。
尽管在本次大选中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关注，但1988年带着纳粹色彩成立的瑞典民主党事实上早已在议会中占据一席之地。2010年，即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瑞典民主党便首次进入议会。之后又在2014年成为第三大党派，获得349个席位中的49个。
近年来，该党已被瑞典建制派和欧洲媒体贴上了“极右”、“疑欧”、“新纳粹”、“根植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政党的标签。发生在最近一轮选举周期中的难民议题成为瑞典民主党进一步崛起、传统中左派势力社会民主党式微的又一重要诱因。
相对而言，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已有百余年历史，过去四年里表现平稳。唯一让瑞典人有怨言的便是2015年的难民危机：这个仅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当年接收约16万名难民，是欧盟国各成员接收难民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
与此同时，若干暴乱事件的发生也让反移民势力在欧洲范围内得以抬头。右翼媒体有时会夸大瑞典的犯罪率，但瑞典仍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社会。虽然许多恶性事件不能归咎于难民，而是当地青年所为，但负面的社会新闻仍然影响了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形象。在帮派暴力和砸烧汽车等问题增加了部分选民对瑞典民主党的支持后，执政党再推出限制难民收容的立场或措施为时已晚。
另一方面，在年轻的党首伊米·奥克松就任后，瑞典民主党正逐步将最极端的成员排除在外，制定了对种族主义的零容忍政策。
斯德哥尔摩索德伦大学欧洲激进右翼政党问题专家荣格（Ann-Cathrine Jungar）说，瑞典民主党现在以支持传统家庭价值观的法律和秩序党自居。在欧洲议会中，他们不是与其他极右翼政党结盟，而是与英国执政的保守党等主流保守派政党结盟。他们指责社会民主党背叛了该党的理想，是福利国家的坚定支持者。
不过也有专家警告说，就算瑞典民主党特别想把自己洗白，和民粹主义脱离，但是一旦进入内阁达到执政层面，他们又将散布何种言论还不得而知。
社会焦虑由难民背锅？
除了政坛中的动荡，观察人士认为，这次选举结果更多凸显了瑞典的社会裂痕。
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瑞典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完善的社会保障。进步开放的价值观也与向难民敞开边境的政策相符。时任首相勒文宣称：“欧洲不会筑起任何墙；我们要互相帮助。”
但伴随着暴力犯罪数上升，政府除了给予福利外难以规范难民的现状，勒文的社会民主党也开始控制移民流入。
然而专家指出，大量移民不断涌入瑞典是几十年来一直发生的事情，问题的关键被忽略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学教授瓦内萨·巴克（Vanessa Barker）对《大西洋月刊》作者表示，移民社区的犯罪往往与融合失败、平行社会和犯罪团伙混为一谈，但对于这些地区的居民来说，更高的犯罪率其实是警察效率低下和社会经济地位出于劣势的结果。
巴克强调，近年来移民大多来自阿富汗和叙利亚，而早期移民来自波斯尼亚、伊拉克和索马里等地，他们也很难找到工作，融入社会。
然而这两批移民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此前恰逢全球对未来和全球化充满希望——人们对冷战结束、民主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持乐观态度。但在2018年，人们又看到了无休无止的战争、世界各地人口大规模流离失所、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崛起。所有这些因素为社会包容所奠定的基础支离破碎，而在一些人看来，移民成了他们“最合适的敌人”来对抗时代的弊病和焦虑。
高福利模式能否持续？
广受艳羡的高福利“瑞典模式”由左派社会民主党一手主导。在其式微的同时，福利国家制度的未来也变得扑朔迷离。
从经济角度来看，2017年瑞典的人均GDP仅增长0.9%。在经济本应增长的时候停滞不前，原因有很多。《外交政策》杂志分析认为，税收正损害企业在瑞典扩张的利益。欧洲其他地区的税率明显降低，科技公司被吸引到像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这样的中欧城市，那里也有许多年轻人拥有编程技能，而且雇佣成本较低。
此外，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福利制度的影响。在半数工资成为直接或间接税收的同时，瑞典医保也遇到了困难，养老体系和失业保险也不再那么慷慨。
文章指出，尽管选民对移民政策的不满可以用来解释选举的结果，但缓慢的经济增长和公共部门效率低下的逐步积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换句话说，瑞典慷慨的福利模式已经成为过去，该国仍需继续改革。否则，该体系将无法应对融合大型移民群体、促进增长和稳定政府财政的挑战。
但是削减福利的过程中，不管是哪个党派执政，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外界分析认为，从法国等西欧国家暴露出的问题来看，这并不容易。倘若瑞典想要推行类似法国总统马克龙所主导的削减福利改革，那么类似法国铁路、航空、教育等领域职工在今年发起的大罢工，也将是瑞典社会面临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