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运动或许尚难撼动父权社会的根基，但至少已促使更多人审视所在领域的性别现状。
今年2月，《体育画报》发布调查报道披露，NBA达拉斯独行侠队办公室中广泛存在性骚扰行为与厌女文化。报道指出，已于2015年离队的前独行侠CEO泰德玛·尤赛利对多名女性实施过性骚扰，而人力资源部和受害者的上级则秉持默许态度。
独行侠方面的回应相对迅速。《体育画报》报道公开后，达拉斯独行侠宣布解雇前人力资源主管巴迪·皮特曼，聘请前AT&T首席多元官辛西娅·马绍尔为新任CEO，并委托独立法律人士调查独行侠内部的性骚扰问题。
在访问超过200名现任或前球队雇员，审阅超过160万份文件后，独立调查者于当地时间9月19日公布调查报告。结果显示，近二十年来，独行侠办公室中存在大量涉及性骚扰的不当行为，而球队老板库班部分失职。
独行侠事件开启了联盟的新一轮行动。当地时间9月21日，在向各队所有者、主席与总经理发布的备忘录中，NBA总裁亚当·萧华呼吁各队开展一系列变革，包括提升各层级女性员工的数量，加强对性骚扰等不当行为的报告机制，并明确所有者们在球队日常运营中的职能。此外，萧华还要求各队组织社群对话，围绕独行侠事件的调查结果与雇员展开讨论。
方兴未艾的MeToo运动并非NBA推动性别变革的核心逻辑。近年来，在促进社会正义层面，NBA堪称四大体育联盟中的旗手。
2014年，时任快船老板唐纳德·斯特林种族歧视言论被曝光后，联盟宣布对其终身禁赛。2017年，由于北卡罗莱纳州通过限制跨性别者权益的HB2厕所法案，NBA官方决定取消夏洛特的全明星赛主办资格。
除了自上至下的行政推进，促进草根层面联动亦是NBA的关注重心。2018年NBA全明星周末期间，NBA官方推出“NBA之声（NBA Voices）”行动。该平台旨在鼓励人们分享个人经验，由社群介入社会议题，以篮球为切入点推动社会变革。
NBA自身也在积极推动多元化，打破“白人异性恋男性”的传统认知。
今年6月，中佛罗里达大学体育多样化与族裔研究中心于发布2018年NBA种族与性别报告。结果显示，NBA各队CEO与主席（9.8%）、副主席（25.4%）、管理（31.2%）、球队职员（39.5%）和助教（45.7%）等职位的有色人种比例均有所提升，少数族裔总经理的比例（20%）更是比上赛季增加一倍。
另一方面，尽管NBA仍拥有四大体育联盟中最高的女性职员比例，但女性副主席（23.5%）和球队职员（37.2%）的比例已经下滑，不过联盟办公室中女性员工比例（39.6%）得到提升。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NBA做出了成绩，但是还需进一步提高。
今年2月，谈及NBA在社会议题上的立场，萧华表示：“联盟希望球员们以公民身份最大程度地参与这个社会的运行。”
值得警醒的是，NBA的社会正义取向并非“自古以来”的传统。从乔丹们为品牌利益的政治冷感，到众球员对总统权力的反叛，NBA的进步主义形象终究离不开个体与社会环境汇流的漫长抗争。
早在1963年，当年的全明星赛MVP比尔·拉塞尔便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指环王”本人即是民权与社会平等的积极呼吁者。
而在1992年，NBA亦曾迎来属于自己的“卡佩尼克”时刻。穆罕穆德·阿卜杜勒-拉乌夫认定美国国旗是对他所持伊斯兰信仰的压迫，因而拒绝在奏国歌时站立。结果他收到了时任总裁大卫·斯特恩的一纸罚单：每缺席一次罚款3.17万美元。
同年，随芝加哥公牛造访白宫的克雷格·霍奇斯向时任总统老布什呈递手信，抗议少数族裔社区遭遇的不公正对待。赛季结束，这名尚值巅峰的优质射手便被公牛裁掉，并再未收到NBA合同。1996年，霍奇斯对联盟及各队合谋抵制自己的上诉，又与今日的卡佩尼克事件构成回响。
这之后，反战运动、少数族裔境遇和公权暴力等社会议题成为球员们发声、反叛进而联合、帮扶的场域。詹姆斯和韦德等一线球星在黑人少年被警方枪杀后的”兜帽行动主义“，标志着NBA球员从个体走向共同体的抗争，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联盟立场的转向。
相较其他体育联盟，NBA拥有更多元的观众群体，他们也更易于同联盟的进步政策展开良性互动。同时，他们也期待联盟或企业就社会重要议题表达立场。在萧华看来，向进步价值观靠拢可为NBA品牌带来可观效益。
只是，萧华的话语中或许隐含着危险的功利主义信号。如若美国的社会思潮日后再生翻转，NBA是否还会坚守进步立场？至少目前而言，NBA仍是我们对于“体育改进社会”想象的美好投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