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单田芳去世和舆论场内持续发酵的“娘炮艺人”之争。
9月11日，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大师单田芳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84岁。单田芳于1934年出生于辽宁营口市的一个曲艺世家，母亲是西河大鼓的知名艺人，父亲是弦师。单田芳在20岁时正式走上评书舞台，1955年，他加入鞍山曲艺团，其评书事业因“文革”一度中断。1979年，他重新出山，影响力扩大至全国。
“每天都有一亿人听他讲故事”、“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听单田芳”——这样的说法反映了单田芳在评书舞台上的超高影响力。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评书这一曲艺项目被不断边缘化，随着“北方评书四大家”之首单田芳的逝世，有评论者认为这标志着“说书先生”时代的终结。与此同时，也有评论者指出，人们一直都有听故事的需求，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评书能够继续通过网络传播，并且打破时间固定和表演周期过长的壁垒，更符合当下观众的听书习惯。
日前，舆论场内对“娘炮”现象的焦虑集中引爆。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先后发文，抨击“娘炮”。本周，多位知名娱乐博主又爆料称，“央视今后将在各大节目和晚会中摈弃使用‘娘炮艺人’，且各大节目组因无法界定‘娘炮’的含义，所以只能将小鲜肉等一票明星列在禁邀名单之内。”与此同时，媒体确认了《战狼2》将于9月19日-10月19日复映的消息。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则消息可被视作某种互文，反映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男性气质的选择与背书。关注平权、注重思辨精神的人不难看出，“娘炮”话语的实质是对女性气质的厌恶、是一种变相的性别歧视；一个更值得深思的现象是，性别气质在此次“娘炮”之争中被拔到了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高度，这反映出了某种时代精神的嬗变。
单田芳去世：“评书先生”的时代要终结了吗？
在“澎湃新闻”刊登的《单田芳辞世，带走了“说书先生”的时代》一文中，作者邢静梳理了评书的前世今生。“按，评者，论也，以古事而今说，再加以评论，谓之评书。”评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明时期的“平话”，20世纪上半叶的评书名家连阔如在遗著《江湖丛谈》中谈到，明末清初说书人柳敬亭是现代评书的“祖师爷”，在他之后，清朝初期形成了以扬州和苏州评话为代表的南方评话、北京评书为代表的北方评书两大系统。
最初，“说书先生”们走南闯北，以露天演出的形式招揽听众，后来逐渐进入茶馆、书馆表演。而现代评书的流行得益于广播。1937年11月3日，北平电台首次推出了连阔如播讲的《东汉演义》，一时引得“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1979年9月，辽宁省鞍山电台播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一度掀起全国范围的“评书热”，评书就此成为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的集体回忆。
刘兰芳、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并称“北方评书四大家”，其中单田芳虽然不是成名最早的，却是在评书事业上最成功也是最高产的，其作品《隋唐演义》《白眉大侠》《乱世枭雄》《百年风云》等在听众中广获好评，一生录制广播电视评书110部、1.2万余集。
进入21世纪，评书式微。邢静援引连阔如之女连丽如的观点认为，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介一方面增强了评书的传播力，一方面也加快了评书的落寞。这是因为，当下年轻人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导致听评书的时间和耐心有限，然而长篇评书动辄100回以上，且表演形式只有一个人、一张嘴，非常单调，难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2016年，王玥波曾为吸引年轻观众尝试播讲《火影忍者》，却因故事进展太慢而被观众吐槽。
专栏作家叶克飞认为，评书虽然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但它的时代早已过去。这是因为，大部分评书都存在严重的史实和史观缺陷，评书的套路化严重，人物形象雷同。单田芳这辈评书家因历史客观原因文化程度有限，对历史的了解多来自民间评话和传说，其作品就不免有信口开河之嫌。
在叶克飞看来，评书能够成为60后、70后的历史文学启蒙，是因为他们成长于一个书籍匮乏、文化断层的时代，而在信息充裕、教育资源丰富的当下，很难想象，如今的父母会让孩子通过听评书接受历史和文学启蒙。“评书本身，就与时代有着巨大的隔膜。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曲艺在价值观上一向简单，世事无非黑白，戏曲里顶着一张白脸出来，就只能做奸角。这种价值观置于历史事件和人性当中，自然会过于简单。说白了，你在当下这个时代，还讲什么愚忠与贞节，本身就是与现代文明的脱节。”
作家、媒体人老猫在《人会谢幕，但舞台永远在那里》一文中反驳了评书消亡的观点。在他看来，人们永远需要好的故事和好的表达方式，而评书之所以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其高超的讲故事手法。与中国传统小说一脉相承的是，评书讲究情节高潮迭起，在细节中勾勒人物性格，善于用“且听下回分解”来吊住读者/听众的好奇心。另外，评书没有绝对的主角，不同角色之间的故事相互勾连呼应，但都独立成章，一部作品就由若干个故事串联而成，这种手法在《水浒》《三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老猫指出，评书“四大家”虽然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但这种故事演绎的方式可以在21世纪以其他方式呈现，例如当下诸多网络小说（如大热的《鬼吹灯》《盗墓笔记》）就非常擅长卖关子、制造悬念，以每日更新的形式吸引读者。“除去不出声、不见面，在网络上更新连载和评书没什么两样儿，那种随机应变的创作，那种没有什么顾忌的抖落悬念，简直一模一样。”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曹东勃在“腾讯·大家”上刊文指出，评书主要调动观众的听觉，这一属性和电台广播有着天然的契合。相对于视频对眼睛的垄断，广播的应用场景更广泛，对人的精力要求更低，这为评书的存续打下了坚实的土壤。另外，在移动互联融媒体时代，电视、广播、互联网的优势可以贯通共享。评书能够经过互联网，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北青艺评”刊登的《单先生们走了，评书就要完？谁说的？》一文指出，当下人们所担忧的评书时代消亡其实指的是评书盛况不再，人们没有固定时间听评书，然而这可能是一个伪命题。首先，全民都欣赏同一门艺术在当下已经是不符合实际也不合理的要求，因此评书的“盛况不再”不应该是人们担忧的主要问题。其次，没有固定时间听评书也已经不再是受众的障碍。随着音频APP的发展，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需求在网上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评书，反而是打破了以往的限制，为评书演员带来了更多的曝光与机遇。
“娘炮”之争：性别气质何以上升到国家民族高度？
一个人表现出异性气质在生活中并非罕见，然而为什么女性自称“女汉子”、“爷们”就有种隐约的骄傲和赞许，男性被称作“娘炮”就是一种贬损？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刊登的《“像个女孩一样”：谈谈我们周围充斥的性别化词语》一文中，作者李亦辰指出，“女汉子”与力气大、耐力强、大度、豪爽、遇到危险情况挺身而出等“男性”特质联系在一起，“娘炮”则象征着虚弱、矫情、做作等负面“女性”特质。这种话语中隐含着的，是“真男人”绝对不应该具有阴柔气质，近年来喊得响亮的“男孩危机”，其背后隐藏的意思实质则是：阳刚的“男性气质”必须主导社会，决不能让阴柔的“女性气质”占上风。然而在这种价值观中，阳刚气质的负面表现形式——不注重细节、侵略性强、崇尚暴力——往往被忽略，有时甚至被当作是优点。
李亦辰指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有所区别，我们所说的性别气质更多是指社会性别，即后天习得的行为方式与性格特征。随着20世纪上半叶女权主义理论的演进，我们已经明确了性别特质、行为方式是社会建构而非天生的结果。如女孩子被教导不能穿着裙子去爬树，否则“没有女孩样”，男孩被教导不能涂口红、穿高跟鞋，因为会“看起来娘娘腔”。虽然平权推动者始终致力于弥合“阳刚气质属于男性、阴柔气质属于女性”的刻板分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主流社会仍然充斥着此类性别偏见，对两种性别特质抱持着一种二元对立思维，一定要争出高下（而且是必须是男性阳刚气质胜出）。
李亦辰认为，把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混为一谈，将阴柔气质污名化，是对男性的束缚和压制。事实上，美好的性格特质（理性、创造力、大度、豪爽、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等等）应该是不分男女、所有人都应该追求的，然而在对被传统认为是女性特质的特点污名化的社会里，男性想要获得主流的性别认同，就必须不断向“阳刚”靠近，否则就会被规训、被排斥。李亦辰援引戴尔·斯彭德的《男人创造语言》中的观点警告我们对“娘炮”话语保持警惕：“男人对意义生产具有垄断权，他们也因此垄断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妇女的意义没有进入语言编码，因此，‘现实’是由男人来定义的。语言反映了男性的关注，文字具有男性偏见。”当“娘炮”被当作贬义词时，人们也是在被“男性不能具有阴柔特质”的观念反复洗脑，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在阻碍男性成为情感更细腻的丈夫、耐心的爸爸、不崇尚暴力的公民。
无论是“女汉子”还是“娘炮”，都是个人脾性和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然而此番“娘炮”之争，屡屡被拔高到了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高度。在广为流传的自媒体文章《把这些娘炮们当成四害除了吧》中，就有这么一句话：“梁启超说少年强则中国强，很难想象中国的未来是这么一帮娘炮和他们背后成千上万的脑残。如果一个民族的青少年都追崇这么些个娘炮玩意，少年娘则中国娘，少年残则中国残了，这个国家和民族还有未来吗？”
在“凤凰文化”刊登的《讨伐“娘炮”什么时候成了政治正确了？》一文中，作者宗城指出，“娘炮艺人”之争不单单只是男权与女权的对立，也是时代精神的相左。在高仓健等硬汉形象备受追捧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冷战仍在继续，树立硬汉偶像、培养年轻人的“阳刚气质”，在当时被认为是关系到国家存续的事情。而当下，这种时代紧迫感早已被社会内部压力取代，新一代年轻人更希望能够通过亲切、柔软的偶像缓解焦虑感，得到安慰。
然而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突变，关注“自我实现”的时代暂时告一段落，时代氛围再次回归到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上，守旧者遂将个别受欢迎的娱乐圈花美男引申解读为某种国家民族危机。“政治强人的林立、意识形态的白热化再次让冷战阴云重现，国家和民族主义上浮，旁落的旧精英敏锐地嗅到了这个苗头，他们要向他们看不惯的东西发起反攻，以期回到一个旧秩序之中。‘娘炮’只是一个由头，没有‘娘炮’，也会有新的靶子。”
“土逗公社”作者肖美丽在《消灭“娘”能救中国吗？》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社会问题多次被引向性别问题，褒姒、西施、赵飞燕、陈圆圆等“红颜祸水”故事广为流传，即为最好的例子。而到了现在，女性地位、工作能力的提升被视作是打破了性别秩序，舆论频频呼唤“男孩危机”、“阳刚教育”，实为异曲同工。
肖美丽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变强、外交态度产生变化，国人对国家的想象已经从对内的照顾养育转向了对外的防御或进攻，“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成为近年来的流行语、“祖国”这一意向由“母亲”转向“父亲”，即为例证。与此同时，当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感到焦虑和愤怒时，怀念过去、拥抱旧日的价值观成为了一种抵御未来未知风险的下意识反应。“人们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也是从现有的男权和极权文化中学习到的。仿佛回到了男尊女卑的关系，重建‘堂堂中华要让四方来贺’的霸主地位，自己的生活就可以稳定安康了。这其实是接受了掌权者的价值观，并站在他们立场上发出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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